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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越疯人院,逃离禁闭岛,“疯”到底意味着什么?

原标题:飞越疯人院,逃离禁闭岛,“疯”到底意味着什么?

前一阵子,在时尚品牌GUCCI的秀场上,出现了以精神病服为元素的服装,引发一位模特的当场抗议——“精神疾病不是时尚”。由此可见,在大众视野中,精神疾病正在作为一种医学概念而被广泛接受。然而,在文化领域,精神疾病作为一种符号,是复杂多变的。

撰稿|王一平

中文语境中,“疯”的指向是双面的。一面向内,李白的狂,贾宝玉的痴,某种程度上都可称之“疯”,它代表的是个体内在精神状态的亢奋、低落等跌宕起伏的变化与面貌。另一方面,“疯”又是社会化的,它代表的是一种社会评价与地位,像宫斗剧中冷宫里的“疯女人”一样,“疯”代表着社会的排斥,关押被排斥者的疯人院则是“禁闭岛”。

唐寅的《桃花庵歌》中,“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的言外之意也正在于此。不符合社会期待与世俗标准的行为做派便被称为“疯”,而在当事者看来,却只是个人的选择罢了。因而,在那些疯狂、歇斯底里、意想不到的关于“疯子”的故事中,这种自我认知与社会认知的差异便构成了主要的矛盾。

不过另一方面,对于“疯”的这种粗浅认知,只是基于中国文化中所谓“知人论世”的简单逻辑。在西方医学与心理学的解读中,精神疾病或被放置于个人的人生中,成为一种普遍性的行为逻辑研究对象;又或者被安排在某种视野的世界认知中,承担政治、社会等更为宽泛的意义指涉。

因而,关于“疯”的讨论实则同时包含了“疯人”与“疯人院”两个方面。在文艺作品与学术研究中,同样有许多关于“疯”的叙述。在这些奇思妙想的故事与论述中,精神疾病逐渐成为一种符号,指向最为私密的个体记忆,亦指向最为宽广的社会观察。当这些故事与论述走向大众时,再次与现实人生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关联。

飞越疯人院,逃离禁闭岛,“疯”到底意味着什么?

模特在手上写着“mental health is not fashion”以示抗议

“疯”的艺术化处理:严肃隐喻与喜剧消解

在文艺作品中,疯狂与幻象常常作为情节的推动剂出现,制造出跌宕起伏又摄人心魄的观赏体验。然而在“疯”的表象之下,其真实的创作意图与表达倾向却往往并非仅限于此。

文学史上著名的“阁楼上的疯女人”便是如此。在对于《简·爱》常规化的解读中,简代表着自由、平等与个人奋斗;罗切斯特某种程度上是工具性的男主角,他的前妻,也即“阁楼上的疯女人”则推动了小说中最大的戏剧性转折——她的出现直接中断了简与罗切斯特的婚礼。因而,阁楼上的疯女人某种程度上担任着“恶毒女配”的角色。

20世纪以后,随着女性主义的发展,这种看法也发生了改变。1979年,美国女性主义学者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合著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出版。在这本书中,她们将“阁楼上的疯女人”形容为“简的另一个、事实上也是最吓人的化身”。她所做的正是简·爱想做却没有做到的,愤怒、不安、纵火、像魔鬼一样反抗,疯女人正是简·爱被压抑的另一个人格,代表着她对男权社会的无法诉诸实践的反抗。

在这种理解之下,“疯”不再仅仅是失去理智的表象,更是本能反抗的直观外化,在《简·爱》中具体展现为女性主义。也就是说,在肉眼可见的非同寻常之下,“疯”代表的更是内心深处的某种情绪、意志、欲望等等,“创作焦虑”便是如此。

在《闪灵》中,创作焦虑外化为杀戮本能的释放。电影的开始,作家带着妻儿入住山顶的酒店。凛冬到来之后,大雪封路,一家三口被隔离于山顶。作家闷头写作,却处处不顺,逐渐变得暴戾。雪越下越大,屋内的紧张氛围也日益加深。终于,作家彻底展现出变态杀人狂的本性,拿起斧头走向了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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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灵》中失控的作家

在这个惊悚的变态故事中,疯狂成为一种夸张的载体,带来极佳的戏剧性效果,也通过创作焦虑为切入口,探索人性本能的诡谲。科恩兄弟的成名作《巴顿·芬克》讲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舞台剧作家巴顿·芬克受邀从纽约来到好莱坞,却陷入创作瓶颈。随后,一系列怪事相继发生,房间的壁纸无故脱落,隔壁的旅客是个杀人犯,在一片混乱中,作家居住的旅馆陷入一场大火。

然而实际上,所有的古怪某种程度上又是作家的臆想与精神分裂。在光怪陆离的影像之下,既是基于创作焦虑这一母题展开的联想与创作,亦是一次窥探,指向人类高深莫测的种种心理活动。在上面这些例子中,“疯”更多是一种个体心理的外化,是向内的对于自我的探索。而在第48届奥斯卡最佳影片《飞越疯人院》中,“疯”更是社会历史隐喻。

飞越疯人院,逃离禁闭岛,“疯”到底意味着什么?

电影《飞越疯人院》剧照,画面中左二为男主角麦克

电影的主线十分简单明了,为逃避牢狱之灾的麦克佯装精神异常来到了疯人院,生性自由的他随即在疯人院里发动了种种反抗、“革命”与逃离。因而,疯人院某种程度上成为整个社会的模型,男主角的反抗代表着社会底层对于现有规训与秩序的否定。结合导演本人从东欧西逃的经历,这部电影某种程度上亦是冷战时代的一个侧影。

上述文艺作品中,对于“疯”的展现和借用更多仍是意象性的。从伍迪·艾伦、卡萨维蒂以来的神经质喜剧则带有更多消解的味道。如近年屡获奥斯卡提名的导演大卫·欧·拉塞尔与詹尼佛·劳伦斯合作的一系列脱线喜剧(《乌云背后的幸福线》、《奋斗的乔伊》等)。在这些电影中,詹尼佛·劳伦斯塑造了这样一种典型的形象:神经质、抓马、大喜大悲、在崩溃与歇斯底里的边缘徘徊,患有或疑似患有某种精神疾病。

飞越疯人院,逃离禁闭岛,“疯”到底意味着什么?

电影《乌云背后的幸福线》中,男女主角都曾因婚姻问题遭遇精神创伤

也就是说,“疯”不再是某种严肃主题的指涉,而只是代表着一种脱线、无所谓与不置可否的态度。在文化作品的艺术化处理中,“疯”的意涵既趋于无穷大,亦趋于无穷小,它是丰富、多元与无可比拟的。

精神分析:无意识本能与自我的“负担”

从俄狄浦斯到哈姆雷特,在人类文明的记载,个体的心理活动呈现出千奇百怪的面貌。在这背后,并非无迹可寻。如弗洛伊德所言,“假如我们把水晶物体投掷到地板上,水晶的物体就碎了,但并不是碎成杂乱无章的碎片。它总是沿着一定的纹路裂成碎片。这些纹路虽然看不见,但却已是由水晶的构造预先决定了的。心理病人

(mental patients)

就是这样一类的分裂体和破碎体”。

弗洛伊德将人类的意识活动分为“意识”、“潜意识”与“无意识”,这其中无意识乃是心理活动的本体,对人的意识活动有着决定的影响。进一步而言,无意识主要是本能,一面是生本能,是自卫、性、饥渴、自我保存与繁衍;另一面是死本能,是攻击、虐待、色情狂、自我毁灭。

而这当中最为重要的是性本能,其包含了以感官快乐为目的的一切本能。在幼年阶段,主要体现为男孩的“俄狄浦斯恋母情结”与女孩的“厄勒克特拉恋父情结”。而当本能超越了无意识领域,进入潜意识与意识中,精神疾病便产生了。

如希区柯克著名的电影《惊魂记》,已经成年的主人公未能走出俄狄浦斯恋母情结,将母亲与新男友一同杀害。与此同时这种情结进入他成年后的自我,幻化出另一个分身——即母亲。因而,他一面是儿子,与母亲的尸首朝夕相对;另一面则是活着的母亲,杀害了入住酒店的年轻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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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惊魂记》剧照

另一种解读则是源于弗洛伊德的三重人格理论。他认为,一个人的人格可以分为本我、自我与超我。本我是我们人格中隐晦而不易接近的部分,它仅有一种遵循快乐原则,以使本能得到满足;自我则是面对外部世界的威胁,逐渐形成的知觉意识;超我是理想化的自我,是良知与道德约束,它代表着完美。

当一个人逐渐成年,构建出的超我逐渐代表了本能性的俄狄浦斯情结,成为自我的范式。而这种范式来自父母的规训、教育者、以及被选做偶像的人。因而,自我需要同时面对并协调本我、超我与外部世界的需求与压力。弗洛伊德举例称,当一个人的良知过分强大,超我便成为了另一个人格,形成幻象分裂症;抑郁症某种程度上也源于超我对自我的压力。

电影《搏击俱乐部》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主人公杰克是一个规规矩矩的上班族,有一天他遇到了与自己截然相反的泰勒,他行事大胆,狂放不羁。两人逐渐成为朋友,一起创办了搏击俱乐部,从最初的无目的打斗团体,逐渐变为一个纪律严明的无政府组织。然而,泰勒却开始时不时消失,直到最终完全不见。这时,主人公才意识到,泰勒正是自己的另一个人格,也即超我。

飞越疯人院,逃离禁闭岛,“疯”到底意味着什么?

电影《搏击俱乐部》中,男主角(右)与他想象中的另一个自己(左)

拉康进一步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延伸,提出了著名的镜像说。即,当一个人照镜子时,自我通过镜像产生,镜像中的自我是他性的,但他性又始终处于自我之中,这就产生了自我的分裂。镜像既是自我的开端,又是他性、异己性、虚幻性的存在。

如齐泽克在解析希区柯克的《伸冤记》时所说的,“在他咄咄逼人的凝视中,我看到了我的毁灭”。电影讲述主人公因与一个抢劫犯相貌相似而被错认,抓入警局,继而引发了生活的溃乱。当真正的抢劫犯出现时,镜头对准了两人的凝视,在这一时刻,两人某种程度上互为镜面,成为自我与他我分裂的实体化身。

不过另一方面,精神分析又是一种内向的主观经验式探索。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视角,以进行自我窥探与观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对于所谓的“疯”亦产生了全新的认知。

精神病院:疯癫与文明、规训与审判

精神分析的关注点在于精神病患者内部的心理活动,然而当精神病患者聚集到一起,精神病院诞生,其意涵也自然开始向外延伸,转向个体与他人和世界的关系。在文艺作品中,疯人院便常常承担一种“监禁”的符号性作用,如2016年的韩国电影《小姐》中,疯人院某种程度上便等同于监狱。

诚然,精神病院带有一定程度的肉体限制,有时也承担规训与审判的功效,但其存在的意义却不止于监禁。在《疯癫与文明》中,福柯分析了两种表面看起来截然不同的模式。一种由图克提出,他号称“解放精神病人”,以道德的愧疚感作为约束,以“家庭”的概念建造精神病院,在法律与道德上将精神病患者视为未成年人。这种模式乍看之下较为开明,但福柯同时亦指出,所谓的“伪家庭”实则是对精神病患者更为严重的异化。

皮内尔主张的另一种模式则更为“残酷”。他用三种方法管理精神病人,一是缄默,解开肉体的枷锁,但禁止所有外部世界的交流,在这种看不见的禁闭中得到规训;二是镜像认识,让精神病患者面对镜子,既作为观察者、又作为被观察者,生活在凝视之下;三是无休止的审判,医疗方法成为惩罚手段。

如电影《换子疑云》中便展现过精神病院“冷水淋浴”的“治疗”方法。电影中,女主角儿子走失,警察却用另一个年龄相仿的陌生小孩顶替,女主角指出这一错误,却被警察指认为精神失常,被关入精神病院中。在这里,所谓的医疗手段便成为一种刑罚,在无休止的操作中,使患者承认自身的精神失常,亦在法律层面做出屈服。

飞越疯人院,逃离禁闭岛,“疯”到底意味着什么?

电影《换子疑云》中,女主角遭受冷水淋浴

即便如此依然不为所动者,便会关入疯人院的禁闭区,也即隔离中的隔离。电影《禁闭岛》中便展现过类似的设定。在1950年代的美国,患有精神病的犯人被单独关押于一个太平洋小岛上的监狱中,管理者既是监狱长、亦是疯人院院长。而在孤岛内部,同样有一个小岛上的灯塔,最为严重的病人也将在这里接受外科手术,失去部分知觉与记忆。

因而,在皮内尔的设想中,疯人院实则成为一个独立的司法机构,它以美德为最高原则,所有不符合道德的,便是疯癫与非理性的。福柯更进一步指出,虽然皮内尔与图克的主张十分迥异,但在“对医务人员的神化”这一点上,两者却是相同的。医务人员既是管理者与惩罚者,同时亦是精神病人命运的掌握者。

飞越疯人院,逃离禁闭岛,“疯”到底意味着什么?

电影《禁闭岛》中,灯塔代表着隔离中的隔离

在精神病院,医务人员与病人的关系成为主要的社会关系,医生成为疯人院的父亲与法官,成为家庭与法律权威的代表,而“医疗实践是对秩序、权威、惩罚的古老仪式的补充”。因而,疯人院成为社会结构的缩影,同时包含着“以家长权威为中心的家庭与子女的关系、以直接司法为中心的越轨与惩罚的关系、以社会和道德秩序为中心的疯癫与无序的关系”。

纪录片《囚》便是例证。导演将镜头对准东北的一家精神病院。影片中展示了形形色色的社会面貌,落马的贪官、嫖娼赌博的年轻人、失和的夫妻、冷漠的医生、强硬的医护人员等等。在长达五个小时的记录中,精神病院便是东北社会的一个缩影,记录着它在时代变迁中的兴衰变故。精神病院的存在便是一种威信,“包含着家庭、权威、惩罚和爱情的秘密”。

无论是艺术家还是哲学家,在他们对“疯”的阐述与演绎中,都或多或少带上了一层理想主义与人文关怀的色彩。真实的现实社会却往往并非如此。无论是80年代的美国青年模仿《出租车司机》刺杀里根总统,又或者2012年效仿《蝙蝠侠:黑暗骑士》在影院制造无差别杀人事件的枪击者,当“疯”走进现实,人们第一反应往往是警惕与恐慌,而非包容与关怀。

正如去年大热的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中所呈现的,当精神病患者逃出疯人院,制造出犯罪事件,精神病院也随之被要求隔离于“正常的社会”。文明在无形中成为一种准则,不符合文明的便是需要被隔离的“疯癫”。而疯癫到底是什么呢?这仍然是一个有待商榷的问题。

参考资料:

【1】【美】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芭著,杨莉馨译,《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2月。

【2】【奥地利】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郭本禹译,《精神分析新论》,译林出版社,2014年10月。

【3】【法】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1月。

作者:王一平

编辑:徐悦东

校对:薛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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