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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热门作家残雪:对我没影响 还是每天在写作

原标题:诺奖热门作家残雪:对我没什么影响,还是每天在写作

在她创作的小说里,父母、姐妹、父子、母女、邻里和同事这种传统伦理关系被一一瓦解,人物总处于黑暗和封闭的空间中,对抗又被打倒,再对抗又被打倒,无法挣脱。

残雪近照。受访者供图。

残雪近照。受访者供图。

文|新京报记者肖薇薇实习生蒋佳臻张司钰

这或许是66岁的作家残雪在国内最受关注的时刻。

截至10月10日,在英国博彩公司NicerOdds发布的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赔率榜上,残雪排在第13位。最高排名时,她位列第三位。早在八年前,残雪也曾注意到自己登上过一份诺贝尔文学奖赔率榜,但当时并未在国内引起关注。

9月28日,残雪在西双版纳的家中写作新书,关注到网上的赔率榜名单。她发邮件给合作十年的图书责任编辑陈小真,写道:“又进一次榜单,虽然可能没希望获奖,但对作品是不错的宣传”。几天里,陈小真不断收到书店的反馈,“残雪的小说预售都卖光了,得赶紧加印,”他感慨,“终于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作家残雪了”。

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曾称残雪为“中国的卡夫卡”。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也评价她是中国最好的作家。

“我肯定高兴了,诺贝尔文学奖有开放和进步的姿态,还是不错的。像我这种文学,写的人很少,看得懂的人也不多。”残雪对新京报说,“有些意外,排名搞到前面去了,但对我没有什么影响,我还是每天在这里写作。”

“异类”

在国内文学圈,残雪认为自己是个“异类”。

从1985年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至今她已出版超过60部作品,但从未获得过国内任何权威的文学奖项,作品在豆瓣上仅有几条评论。

在国外,早在1987年,她的多篇小说登载在美国文学期刊《形态》上,后续有超过600万字的作品被译介到国外,是作品被翻译出版最多的中国女作家。

四年前,残雪获得国外多项文学奖提名,并斩获美国第八届最佳翻译图书奖,成为获得这一奖项唯一的中国作家。在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国家的书店里,中国文学栏目下,残雪的作品总摆放在醒目位置。

诺奖热门作家残雪:对我没影响 还是每天在写作

最新赔率榜排名截图,残雪排在第十三位。

江苏文艺出版社编辑汪修荣微博评论道,“残雪已经在文坛战斗了几十年,即使中文系毕业读过她的作品也不多,文本比较考验人的耐心。”

残雪坦言,她的小说排斥一般读者,“一般人很难进入到里头,那种封闭性令人生畏。从不写这个世界里的事,而是海上冰山下面的部分,属于人的原始欲望。”

另一方面,残雪刻意与其他作家保持距离。“现在哪还有什么先锋文学,越来越没有个性,”她直言不讳地评价其他作家,“这些不争气的家伙,如果年轻作者不跟他们拉帮结派,就甭想靠写作维持生活。”

她为自己建立了一座“安全岛”,不与他人过多“直接联系”,但她并未完全脱离生活,她看报纸和互联网,开通了博客,前几日发文时调侃,“红色着重号是老年人不会操作电脑形成的,阅读时不要管他们”。也最常用邮件与读者交流阅读感受,几年里陈小真与她的往来邮件超过八百封。

她很少参加国内的文学活动,维持着一名“特殊”的专业作家身份,最终依靠着作品,“没人再同我为难”。

但她又渴望基于作品本身的交流。“我的古怪作品是向一切关心精神事物的读者敞开,我总急于将自己的新奇念头告诉我的姊妹和那几个朋友”。每次与一位学者或读者深入交流完,她会整理出文稿,发邮件给陈小真,标出其中对她作品的欣赏语句,欣喜地询问:“这篇访谈能作为书的封底吗?”

残雪与编辑陈小真。受访者供图。

残雪与编辑陈小真。受访者供图。

“用心,而不是用脑去写作”

9月的西双版纳时常雾气蒙蒙,山边的小区高楼笼罩其中,仅有零零星星的住户。残雪住在高层,窗外是层层青山,她有严重的风湿和过敏,从北京搬来两年多,温暖的气候与清新的空气让她的身体“舒服多了”,每日写作的时间能在50分钟,写800到1000字。

残雪每天的写作形成了一套刻板的规律,年轻时总在跑步后写作一小时左右,“思维最活跃”。她的一天被划分成一个个时间段。她会在六点多起床,绕着小区外慢跑,一边跑一边胡思乱想。吃过早饭,清理房间,九点钟开始工作,她会学习两三个小时英语,有时翻着厚字典阅读哲学或文学原著。下午四点,是她和丈夫的散步时间。

她大多在晚上写作,“当一股强烈却模糊的情绪出现时,创作就开始了,”她在桌上铺开笔记本,静坐两三分钟,“第一句带出第二句,然后第三句……。”她会在一张纸的第一行中间写下标题,一段一段往下写,很少有涂改。

“没有构思,也没有提纲,积累久一点,可写长一点,有时只有小的意象,就写短的。”她描述这是一种“自动写作”过程,她认为自己是完全跟着笔走的作家,“用心,而不是用脑去写作”。

她的丈夫会帮她将手稿录入到电脑里,他熟练用五笔打字,打完后会仔细校对几遍,再将手稿整齐码放在木质收纳箱中,存放在专门的柜子里。文稿传到陈小真手里时,“页面非常干净,排版整齐,少有错字。”

残雪的两份手稿。受访者供图。

残雪的两份手稿。受访者供图。

在她的作品中,人物被她视为自己的某个部分的化身,“所有人物都有我自己的影子,而不是某一个人物有我自己的影子。”她说,但人物又无法在生活中找到参照,“彻底的想象而来”。

她从小跟着外婆生活,一个人坐着时,她幻想家里起火,到处是烟,她搀扶着生病的外婆,冲破阻碍,跑出房间。也会幻想,半夜被老虎追,她拼命往前跑,跑到一处悬崖,闭上眼勇敢地往下跳。

外婆时常给她讲民间的鬼故事,她的故事里总绕不开老家永州。她的散文集里全是以长沙为背景,她话里带着浓浓的长沙口音,“家乡是魂牵梦萦,到死都变不了的背景”。

她的哥哥邓晓芒(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是她三十多年的老读者,评价说,“读她的《黄泥街》,那种感觉只能用‘惊心动魄’来形容。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一种怪诞的写法,而且里面透露出来的那种摧枯拉朽的生命力,隐含一种令人恐惧的危险性。”

“我理解的底层就是日常生活”

1953年,残雪出生于长沙。父亲从湖南省立师范大学毕业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地下党员。婚后父母都在《新湖南报》(现《湖南日报》)工作,带着他们兄弟姐妹八人和外婆住在报社分配的一栋大房子里。残雪自称,“这是一个革命的家庭”。

1957年,父亲被划为“右派”后,从报社社长贬到湖南师范学院图书馆看守周围的柑橘园。1959年,母亲也被下放衡山劳动改造,三年后回到报社资料室工作。

邓晓芒回忆道,父亲从图书馆、或者母亲从资料室下班回来,带回几本书,要么就是中外经典小说,要么是《鲁迅全集》的某一册,我们兄弟姐妹立刻每人抢一本,有的围在炉边,有的倒在床上,人手一本在看,“房间里没有一点声音”。

在残雪的记忆里,父亲只要一有时间就坐在书桌前,打开那盏从报社带过来的旧台灯读书。马列哲学书上写满了他的批注,一本书他要反反复复读。她经常在一旁望着他,“他的眼睛在镜片后面进入冥思,总是多么惬意和自足。”

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残雪的外婆和弟弟相继去世后,她一遍遍尝试在梦里搭建与弟弟重逢的场景,她写成日记和一些小的文字片段。她写道,写作就是在演不可能的事,“我就是要将那种无望的沟通进行到底,我要自己来扮演死神,打通灵魂与灵魂之间的那些墙”。

残雪近照。受访者供图。

残雪近照。受访者供图。

“文革”期间,她的父亲再次被打为右派,白天游街,晚上住“牛棚”,其他家人都去农村劳动,残雪留在父亲身边照顾他。因为父母亲的身份,残雪在学校受到了歧视。甚至邻居经常会说,“你的爸爸妈妈是‘有问题’的,党和国家对你们家其实已经很‘优待了’,因为他们在战争年代里头立过大功”。

她向父亲夸张地抱怨上学的困难,“他听完后,叹了一口气,同意了我待在家里”。不再上学后,她被安排住在一栋楼的工具房里,摆着木板床,没有窗户,门一关满屋漆黑,她就着不太亮的灯光看书、尽情幻想,她称这是快乐的“小黑屋”。

残雪开始看父亲的马列哲学书,经常与邓晓芒通信讨论读书心得和哲学问题,有时候一封信能写上十几页。邓晓芒回忆,“后面她主动中止了这种讨论,她当前更关注的是文学方面,暂时把哲学放一放”。

她白天得去街道工厂当工人,晚上从广播里听两个小时的“英语900句”,而后她当上了中学英语代课老师,并开始试着做些英文文学原著翻译。

她开始阅读俄罗斯文学作品,印象最深的是《安娜·卡列尼娜》,“看完要消沉几天,被安娜的死亡境界吸引,那是一种黑沉沉的、绝望的死,似乎扑灭了一切幻想。”

接触到卡夫卡与但丁的作品时,她已进入了婚姻,和丈夫开了一间裁缝铺,买了裁剪书自学裁剪与缝纫,每天需要从清晨忙到深夜。

裁缝铺里生意越来越好,她请了几位学徒,她可以一边做着家务,一边阅读卡夫卡的《城堡》。那一段时间,她脑海中涌现出强烈的情绪,她坐在缝纫机旁,一字一句开始写下来,在嘈杂的环境中,完成了她的第一本长篇小说《黄泥街》。等她依靠写作能够养活家庭时,她把这些工作都交给了丈夫,“以潜心创作”。

残雪在作品里书写了大量的底层人,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自己就是底层人,在底层干了些年头。我理解的底层就是日常生活,我是非常热爱日常生活的。”

文学“新实验”

“写实的写法不过瘾,心里有些东西说不出来”。最初创作小说时,残雪并不知道要怎么写。

她提出质疑,“一个个汉字为什么要代表这些公认的、明确的意思。”她试图叛逆现有的中国文学经典的表达方式,创造自己的语言,“给读者一些奇妙的体验”。譬如,在《新世纪爱情故事》中,她把经典的文学作品《茶花女》完全翻新。

她尝试书写脑海中强烈的情绪,在她创作的小说里,父母、姐妹、父子、母女、邻里和同事这种传统伦理关系被一一瓦解,人物总处于黑暗和封闭的空间中,对抗又被打倒,再对抗又被打倒,无法挣脱。

意象被赋予新的维度,感官体验也被放大。她在小说里描写“梦”,却不仅仅是梦,内含生活矛盾的张力;她写“冰”,它可以冷硬,也可以爆炸,迸出火花;她也写人变成肥皂水,写血管里打鼓的蚯蚓,写老鼠、蛾子、白蚁、蟋蟀和绿色的毛虫……

她在电话里对记者笑称,“这些既神秘又可怕,还有一副非常漂亮的面孔,童年时很好玩的,现在这些都没有了”。

残雪在家中。受访者供图。

残雪在家中。受访者供图。

对她每本书都撰写追踪评论的日本作家日野启三,在评论里提到,“那是童话的世界啊,很多成年人认为脏、丑、恶心,读不下去,都是后天的观念污染所致吧。”

“感觉这样写最高级、最过瘾,最痛快”,残雪和几位持同样观点的作家称之这样的写法为“新实验”文学,“写作深入的是人灵魂的本质,解剖自我,深入自我,以提升人性、拯救自身为最高的目标”。

“这种追求是超越阶级、国界、人种等等限制,在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引起读者共鸣的。”残雪笑称,这是一种“无根”的文学。

时常有人将残雪的作品与卡夫卡的作品对比,指出相似性。她不认可这样的说法,“我们完全不同,他是受过教育的,有思想结构在其中,我是凭空杜撰,照想象和直觉写作”。

她不否认自己的创作师承西方文学,她认为,具备了东方文化传统的优势,努力学习西方经典文学,才能对中国新文学进行一次突围,也是对卡夫卡、但丁等人的超越,“我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进行创作,走得更远。”

“正是因为近年来,国际上我这个门类的优秀文学作品不多,才受到西方学者和出版社的重视,他们同样承认我的写作是高难度的。但是读者还没有起来,这些广泛的影响还不够。”残雪在采访中表达了自己的信心,未来的中国青年作家和读者会越来越重视“新实验”文学。

一位二十岁的中国女孩看了残雪的小说《变迁》,曾寄来一篇三千字评论,她认为这篇表面十分阴郁甚至黑暗的作品,带给她“澄明”的感受。残雪感慨道,“知残雪者,青年也。”

(文中部分资料引自《残雪文学回忆录》《为了报仇写小说——残雪访谈录》《精彩的较量——怀念我的父亲邓钧洪》《趋光运动》《于天上看见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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