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那一夜，雨下得很大……
[侠客岛按]
6月21日，武汉大雨。这场大雨上了微博热搜，鳄鱼蹿上了街道，小车可以游泳……
在如是天气下，侠客岛的线下沙龙依然如期举行，并且迎来了包括基层干部、博士、工程师、军人、警察、法官、纪检监察干部在内的八十位岛友冒雨赴约，现场聆听了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吕德文老师的讲座。
基层负重难行？问题出在哪里？今天我们为未能到场的岛友备下了沙龙中的一些干货。看完后，或许会有不同视角和收获。
起因
今年是“基层减负年”。不过，从治理体系中的每一个工作者角度说，无论是基层、中层、还是高层，都容易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解决问题，而没有看到整个体系，因而总会“越减越多”。
实际上，“基层减负”绝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
基层负担重，某种意义上是我们国家治理转型到了这个阶段，必然产生的一个结果：不光是基层负担重，而是整个治理体系都在超负荷运转。
甚至可以说，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治理体系里没有哪一个角落可以逃脱“转型”中的负重。
比如，就连中小学老师、幼儿园老师，隔三差五都有教育部门来检查你安全、食品卫生做得怎么样；又比如，从层级上看，站在领导角度提“基层减负”，结果这边一发话，下面负担又加重了，形成了一个很悖论的循环。
基层“负重”，源头在哪儿？
一方面是刚才讲的，我们到了现在这个阶段，逃不掉；另一方面，则是我们主动给自己加压造成的。说白一点，有时候是自己折腾自己造成的。
很多基层干部觉得负担重，其实不是因为我们做的事多了，而是做的实事太少；换言之，就是有些工作方向“脱实向虚”，虚的工作太多，大家获得不了自我实现的感觉。
这本质上还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老问题。假设说我们这个体系真能让我们每一个基层干部去做很多实事，其实大家都无怨无悔。
拿扶贫来说，刚开始搞精准扶贫的时候，基层干部都是“轰轰烈烈”去扶贫。我印象很深的，有一个非常有激情的干部来自河南，当时已经40多岁，他说有生之年能够碰到这么一件他觉得“非常伟大”的事很不容易。
但后来他发现，当地的“精准扶贫”做到后面，很多时候是在做一些形式主义的工作。比如，非要反复地去填数字报表、反复地跑到农户家里面记农户一年的收入是多少、核对数据后还要一次次地签字。
他感慨，到最后，所有工作都变成了这种为了应付检查、满足上级对于“好数据”的需要而做的一些文字类工作，真正实际扶贫工作反而做得少。
不客气地讲，这样做下来，扶贫干部自己都觉得心酸。本来觉得是为百姓服务，最后发现做了也白做，做的越多百姓越不满意，自己也获得不了荣誉感。这是很悲哀的，也浪费了资源和精力。
一个好的治理机制，一定是能去激发群众的积极性，同时还没有自己给自己增加麻烦。因此，当政府想“做好事”的时候，希望增加给基层的投入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基层群众能不能积极参与进来，能不能产生内生的动力，这很重要。
治理
我们今天讲的“治理”，实际上是“治国理政”的意思。学术界又容易望文生义，把它变成西方的一些政治治理理念。
那么，治理中的“中国特色”表现在什么地方？
应该说，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是一个最重要的表现。从我自己的研究来讲，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代替党的作用。恰恰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是基层治理中非常重要的压舱石。实际上，过去大家就忽略了我们治理体系中的这一优势。
我们的社会现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没有党组织就很难运转，不仅仅是出于政府需要，而是社会运行本身就严重赖于党的组织和领导。拿我研究的“村民自治”来说，普通地区一般有15%左右的村是“瘫痪村”——这些村纯粹靠自治选不出村主任，即使选出来，这个村也是一团糟。
大家以前总想象说，美国的政策特别先进，所有工作标准化、流程化，但我们跟它完全不一样。我们的政府是无限责任公司，他们是有限责任公司，他们政府不想管的，我们不可以不管。
纽约街头到处都是流浪汉。他们可以不管，像咱们武汉市却不能不管。每年冬天的时候，我们民政局工作人员都会到每个桥洞里去看，不能让一个流浪汉冻死。所有社会问题都是如此。
因此，我们的治理体系越是先进，效率越高，就意味着你要吸纳越多的、能去担负的事物。做基层治理，确实也只有我们中国共产党可以做得到。我们要敢想敢干，要把全世界最先进的东西先拿过来，敢于去试去做，这是我们的优势。
真正的问题是，现实实践往往跟好的理念有距离。
矛盾
理解当前的基层负担重，还需厘清一个逻辑：
治理体系跟治理能力，实际上是一对矛盾结合体。
我们通常的想象是，治理体系越先进，治理能力会越强，反过来讲就是治理能力越强，这个体系也越先进。
但在我看来，有可能在某些条件下，现实并不如我们所想象。这二者间往往没有先进与落后的因果关系，只有“适合与不适合”。对于国家和各个层级而言，要想加强治理能力，就要看你想要什么维度，也要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
一个好的体系，应该让每一个层级、每一个位置发挥自己的功能，这才能形成较强的治理能力。假设说一个决策者，你站在你的高位里面，你非要把这个地方所有的事情都做清楚，那不现实。即便如此，也得有一个前提，就是你的治理能力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治理能力里面，最核心的是国家的“基础能力”。“基础”是什么？是要把这个社会上的所有信息，包括人口、资源、经济的各种信息准确掌握，并由此直接去解决问题。今天常常还做不到。
还是拿精准扶贫来讲。“精准”这个词很好。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在是用计算机的技术去做算盘时代的事情。农村社会基本上还属于“算盘时代”，如果非要拿计算机去套，不一定很好用。
就好比说，农民收入到底有多少？你搞不清楚，你去问农民，他自己都说不清楚。他可能收入会变，支出会变，他可能手里没有现金，但是不影响他的生活，这跟城里人很清楚自己的银行账户变动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么基础的数据如果没法完全“精确”，你甚至都不知道应该收多少税。
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了——连最基础的人口信息都没有完全掌握。因此，在我们的治理能力还没有达到现代国家的水平，基本的认证能力都没有完善的时候，如果非要用非常先进的技术手段去治理这个社会，那一定是会出现矛盾的。
有个词叫做“反向适配”。本来，有什么问题，就该找一个什么样的治理体系去解决它；而不是反过来，不是先有一个体系，然后为了让这个体系变得好看、变得能够证明它有效果，反而失去了效率。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
“反向适配”同时会制造一个潜在倾向，就是可以一竿子插到最底下，仿佛所有地方毛细组织如何运行都一清二楚就是最理想的状态。但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能做到这一点。因为，真正运行的复杂体系，从来都是按标准在运行的，从来都是通过分权、分层次、分部门，然后构成一个复杂体系，相互关联，互相配合，集中和分散需要有相对动态的平衡。
这是规律。不是每一个干部都是铁人，相信通过主观意志和奋斗就可以把所有问题都解决好。如果秉持这种思路，一旦大规模延续到基层，很多东西很可能超出实际情况，造成基层干部非得做一些表面功夫。
中央人民日报也批评过很多这类现象，什么今晚打电话明天上午就要对方提供全县的某个数据，让人家根本没有时间去调研，只能“被逼造假”。
治理的大忌在于，千万不要主观意图很明确地去“激进创新”。要正视现实，把现有的东西整一整，理一理资源，对症下药，用结合实际的方法解决问题，这样可能更好一点。
平衡
最后再说说形式主义到底是怎么来的。
实际上就是一个词——合规性证明。你做不做事不要紧，按上级要求的规定，证明给他看，证明完了就可以了。
我前段时间在宁波调研，跟当地一个安监所所长聊。他说刚刚打印了去年收到的文件，一共有98个。这98个文件都是大事儿，一年内，要是每一个文件都去认真执行，意味着每三天就要完成一件大事。
但他们所就只有两个人，你说怎么弄？
因此，他总结出了一套规律：这个文件要是上级只发文、什么话都不说，那看个标题就完了，内容不用看；要是上级发了文，同时打电话告知你，就得看一下内容有没有跟自己工作特别相关的；要是上级又发了文件，又给你打电话强调说到时候我们要来检查，那你就要仔仔细细地全部执行。
所以，现在基层负担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合规性成本”在急剧上升，也就是说要证明“合规”越来越费劲了，不是填表就是留痕，不是拍照就是录像。
如果干部都一门心思求合规，谁还有时间和精力去做实事？因为合规就意味着考核，考核的内容就是合不合规，这是风向标和指挥棒，不是实绩考核而是合规考核。
其实核心还是在于，我们国家治理能力若能达到一定程度，这个体系可能就有效；要是我们能力还提不上，再漂亮再先进的体系，也没办法。
问题怎么解决？单单依靠反官僚主义、反形式主义，可能还不够。要治这个病，只有通过调整体系里的前后左右关系，横向、纵向、条块，得系统性调整，重新达到平衡。
进一步说，要回归常识，尊重人性，不能让每一个工作者变成非人性的工作机器——这是接下来治理现代化必须要达到的目标。
责任编辑：张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