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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汎森:从晚清到新文化运动,思想启蒙是连续的吗?

原标题:王汎森:从晚清到新文化运动,思想启蒙是连续的吗?

从晚清到新文化运动,思想启蒙是连续的吗?王汎森认为,晚清以来的启蒙应该是分阶段的,连续之中各阶段的背景各不相同。不管是科学、白话,还是妇女解放,这看起来虽然是延续的,但在不同的阶段中,同一件事情也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

记者丨徐悦东实习生丨梁雨如

科学、白话文运动、妇女解放运动,从晚清到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看起来是延续的,王汎森认为,晚清以来思想启蒙的过程就如同生长的竹子,一方面节节相连,一方面又有断裂。

5月27日,在华中师范大学的逸夫楼国际会议中心举办的“章开沅学术讲座”上,历史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王汎森,以“启蒙是连续的吗?”为主题进行了演讲。王汎森尝试为听众们解答这一问题:从晚清到新文化运动,思想启蒙是否是连续的?

王汎森:从晚清到新文化运动,思想启蒙是连续的吗?

晚清以来,启蒙思想是如何萌现的?

晚清之后,思想启蒙体现在中国人开始用自己的理性来处理事情。在1860年洋务运动之后,思想界涌现了许多新的西方元素,例如基督教、科学和各种政治制度。江南制造局印的西方科学书,很多都是当时西方最流行的教科书,都是经过挑选的在西方很有地位的书籍。

随着科学书籍的引进,后来又引入了政治制度的书。这些书多以历史书的方式进入中国,囊括了西方政治制度,包括总统选举、议会政治等,比较全面地描述了西方先进社会的整体样貌。因此,当时的人们对西方政治的了解不一定来自政治理论书,而是包罗万象的风物志类史书。

到19世纪八九十年代前后,晚清知识分子才开始写一些比较系统的专论性的书,本地的士大夫们开始用各地资料,加上中国古典传统来创造自己的想法。

从戊戌变法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间是连续的吗?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思想界经历了几次大变动,民主共和的思想逐渐进入大众视野。尤其是1900年之后,随着废科举思想的诞生,旧的思想和格局不再适用。随后,最重要的思想运动便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新文化运动始于1915年,对1919年的五四运动有极大的触发作用。顾颉刚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作为当事人写到,参加五四游行的人大部分都是当时在新文化运动中活跃的人,尤其是写白话文学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虽为不同事件,却被后人并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

陈独秀很早就在他的《实庵自传》中讲到新文化运动的源头在晚清,自晚清以来就一直有人在不停地谈白话文、谈民主、谈科学。由此看来,启蒙的趋势显然是有连续性的。那么,新文化运动的重心在哪里?里面的每一个阶段有没有不同的结构呢?

王汎森认为,在这个连续的历史进程中,每个阶段不同的背景文化使其形式各不相同。后代的读者和学者们倾向从后见之明去看,认为历史是平滑的、线性的连续,常常忽略其中的顿挫,看似连续的事件放在当时的背景下具有特定的意义,只不过是在近代线性思维和各种资料的影响下被忽视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间有连续,又是什么样的连续、中间有没有段落,这些是王汎森想要研究的问题。

晚清的革命,就是一个转侧现象

思想和政治社会是相互激发的。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孙中山政权只持续90多天,但通过了许多法令,马上形成了一个建制性的遗产,在晚清引发议论不已。晚清时偶然的思想,因辛亥革命而成为法律,此后就以国家的暴力和法律制度来支撑。1912年3月,孙中山将“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加以法典化,就是把晚清可能最边缘的思想,通过革命手段变成了官方思想。

王汎森:从晚清到新文化运动,思想启蒙是连续的吗?

孙中山

辛亥革命将思想形成制度来推动启蒙,不是一个简单的延续,而是一个转侧现象。根据胡适的日记,当时美国留学生大多数还是忠于清朝的,支持革命的人很少。这说明,革命思想在晚清只是边缘化的思想,转侧之前是零星的、大逆不道的,而转侧之后变成了全国都必须支持的思想。中国自古不像西方有教会,有建制性力量。转侧器是一个方向性的指导。好比没有了这个思想,火车还是会全力前进,但方向是错的。

然而,辛亥革命之后,很多人发现中华民国是挂羊头卖狗肉,因为袁世凯复辟称帝和民主共和是相反的,明明成立了民主共和国,但伦理道德文化全是传统而陈旧的。这两者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矛盾,导致当时许多人,比如陈独秀,都有类似的感想:中华民国挂羊头卖狗肉,是一个假的民国。这是一个反差式的进程,一个负面的连续。

从“国家先于人民”到无政府主义的断裂

晚清以来,不管是科学、白话,还是妇女解放,一直都有人提出。戊戌变法时就有人提过,白话文是维新之本。要讲科学,早在许多年前就已有人创办了科学杂志,西方的政府和体制也均有介绍。其中,虽然是一体延续,但强度和广度放在所处的背景和阶段中是有所不同的。因此,晚清以来的启蒙,虽有连续意义,但在不同阶段即使是相同事件,其意义也不尽相似。

晚清启蒙思想的爆发都倾向于救国,要求强国,所以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很强,而且模仿西方民族帝国主义。其中的代表就是梁启超,强调“国家先于人民”,而不是“人民先于国家”。

辛亥革命之前流行的一种民族政治是“人民先于国家”,在此之后在言论界影响力更大的是“国家先于人民”,尤其向往以德国为代表的英雄帝国主义。“历史舞台”是当时的人们特有的一个观点,舞台上的事情才能被写入历史,不然就是非历史。梁启超曾在文章里区别历史和非历史,说能在历史的舞台上扮演一个角色,最好能侵略人、殖民人、灭人种族,然后把土地占为己有,像日耳曼人那样。

可慢慢到新文化运动时,出现了一个思潮——对国家爱的强烈怀疑。这是新文化运动乃至后来五四运动与之前的历史形成的一个反差。陈独秀认为,所有的偶像、所有的象征,包括国家制度都是错的。傅斯年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中写道:“我和人类之间所有的组织,我都不承认。”这在当时,从某种意义上说,带有无政府主义思想,倡导不被国家和民族捆绑。

王汎森:从晚清到新文化运动,思想启蒙是连续的吗?

傅斯年

晚清革命旗杆里,都是想学西方人派人去探险、攻占和殖民,整个文化背景是求强的;但新文化运动不一样,虽然也在谈救国、爱国,但认为国本身值得怀疑。

中西和古今之间是否存在鸿沟?

1880年前后,人们注意到了古今之变。“今”不行,便从“古”里找一个真孔子,找一个真儒家来做代表,例如谭嗣同找孟子做代表,奴隶主们找墨子做代表等。可在1915年前后,人们慢慢发觉,这不仅是古今之变,还是东西之变。光靠古代的东西已无法解决问题,而要靠西方的东西。进而人们发现,古今中西已然不在同一个平台上,而是间隔深远。

新文化运动的背景,正是认为古今中西之间隔着鸿沟。因此,在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时候,陈独秀和李大钊都写过这样的东西:东西方文明的根本差异在于,东方是精神,西方是物质;东方是回头看;西方是往前看。虽然,严复在19世纪90年代也写到过中西对比,但没有引起新文化运动式的反响。

对于此鸿沟,陈独秀借用了韩愈《原道》中的道理“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来论证没有停掉一个部分,就不能引进新的部分;没有把中国的旧东西取缔,就无法引进西方的新东西。

新文化运动到底“新”在哪里?

既然新文化运动中许多议题在晚清就已经出现了,那么新文化运动到底新在哪里?其中一项就是整体观点的更新,民主与科学携手并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民主,包括一切道德法律政治伦理等,而不是单从西方的启蒙政治价值中挑一条来反对现状;民主不仅体现在选举和政治中,而且体现在生活等方方面面之中;科学同样如此,理性不止运用于科学相关领域,而科学和民主都是用来解决政治腐败、帝制复辟的钥匙。消除政治社会黑暗的关键在于思想文化,是当时的一个新思想。

王汎森:从晚清到新文化运动,思想启蒙是连续的吗?

陈独秀

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写到,伦理的觉悟是所有事物最后的觉悟,只有伦理觉悟了才能改变旧道德、旧文章和旧政治。因此,复辟帝制是果,而其中的原因就在文化思想上。

晚清以来的思想启蒙,应当是分阶段的,连续之中各阶段背景不同。许多事情看似连续,但以什么样的方式延续也各不相同,有时是转侧器的作用,有时是思想和政治的相互激发,在产生了建制性作用后如旋风般不停地互相影响。

记者丨徐悦东

实习生丨梁雨如

编辑丨吴鑫

校对丨薛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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