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王汎森：“五四”前后的思想嬗变
王汎森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复杂的运动，不能过度简单地理解，否则会脱离历史实际。五四新文化运动调动了一切资源，“在思想巨变的时代，思想领导者一句话，就足以改变一个东西。”不管每个人的动机是什么，最终发出的子弹可以致共同敌人于死命。
撰文|新京报记者吴鑫实习生聂丽平
怀海德在《历程与实在》（Process and Reality）中提出，世界是由有机体所构成的，会往前不停地发展、变化，这种发展的过程是宇宙的常态。王汎森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过程也像一个有机体，它并不会按照最初的理想按部就班地发展，也处于变化与进展之中。过往的研究与讨论更注重它的缘起，但在缘起之外，它的发展过程也同样重要。
5月27日，在华中师范大学的逸夫楼国际会议中心举办的“章开沅学术讲座”上，历史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王汎森以“五四前后的思想流派”为主题进行了演讲。他谈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缘起固然重要，但过程本身也十分重要，值得观察。
正如他四月刊于《二十一世纪》的一篇文章《探索五四历史的两条线索》所写的那样，五四有两条线索：一条是线性的、目的论式的，在两个稳定点之间方向性的发展；另一条线索则是形形色色的、模糊的、顿挫不定的力量转移，许多“半信者”借此加入成为大合奏的一员，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严格说起来，其实先开始是新文化运动，接着才是五四运动，所以一般称之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像台风的时候，本来只有一个台风眼，后来又加入一个，变成所谓的共伴效应。”
最重要的是改变背景文化，创造一种新的文化来取代旧的文化
谈及五四新文化运动，不得不提及它的若干阶段与重大事件。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9月《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1917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陈独秀被任命为文学院院长，将《新青年》的总部搬至北京。一般认为，这便是新文化运动的开始。1917年1月1日的《新青年》刊登了尚在美国留学的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此后又刊出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观点更为激进。1917年的俄国大革命使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新文化运动出现了新的发展。
1918年12月的《中日共同防敌协定》对现实政治的影响巨大，使众多爱国青年警觉到政治上的巨大危险，从而触发了学生的集结与运动，因此，在1918年底到1919年初，各种要求社会改造的社团出现。
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年： 2018-3。
其中，无政府主义派在当时形成了很大的风潮。王汎森指出，无政府主义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来自于东京的刘师培等人，一个来自于巴黎，诸如蔡元培等骨干。蔡元培的思想并不局限于国家和民族，而主张一种类似于“无用之用，是为大用”的学术思想，在晚清求强、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盛行的氛围下，蔡元培领导下的北大却有着不同的面貌。
在当时，影响很大的社团是国故社。国故社由刘师培、张煊等人创办，并以《国故》月刊为主要阵地。王汎森讲道，刘师培曾经也是无政府主义者，严厉批判传统，但后期他重回保守主义。国故社完全背离新文化的新潮，坚守旧传统旧文化，《国故》月刊的文章均主张最严格的考据学，考据与现实最不立即相关的东西。
新潮社则是除了《新青年》编辑群外最重要的新文化运动群体，它的阵地《新潮》杂志是新文化运动最核心的刊物之一。新潮社的社员最初有30多人，在五四运动之后，有二十几位都去往西方留学。“可以看得出来，基本上从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它的立场就是很清楚的：我们的学问和思想不如别人，我们要迎头赶上，所以二十年不谈政治。”
国民社也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国民》杂志的创办人跟领导者很多都成为早期共产党的参与者与组织者。《国民》杂志主张对抗外来强权，重视政治与平民，是一份爱国主义的刊物。另一个主要的学生社团平民教育讲演团，由邓中夏等人发起，他们认为，一切问题均在于老百姓太落后，所以要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到北京附近去教育老百姓什么叫国家、什么叫社会、什么叫政治。此外，学生社团“少年中国学会”由李大钊、王光祈等人发起，带有微型乌托邦的意味，主张既要向西方学习，出国读书，也要自食其力，因此一边打工一边读书，勤工俭学。
这些新文化运动的社团，主张各异，但在五四运动时，“像麻花一样卷在一起”，好像形成了一个历史的联盟。
1919年5月巴黎和会的失败，直接触发了“五四”游行，喊出了“内除国贼，外争强权”的口号。王汎森提到，事实上，从《中日共同防敌协定》开始，“内除国贼，外争强权”便已露出苗头，很多人认为，当时的北洋政府里有一群国贼秘密地要断送国家的利权。
五四运动的游行使得北洋政府不敢在合约上签字，学生取得很大的胜利。这给许多人尤其是当时的政治人物带来新的启示。王汎森指出，此前，政治人物均认为政治革命要靠武力，但在五四之后，大家发现，学生居然有很大的力量，能使北洋政府妥协，思想、青年、舆论的力量非常强大。因此，各种刊物和出版机关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五四后各种刊物多达400本。国民党内部和北洋军阀内部，也发生了类似的改变。
五四运动中的北洋大学游行队伍。
王汎森讲到，《青年杂志》的创刊等文化事件是与当时的政治事件相对应的，都是为了对抗一个政治事件而开始。譬如对抗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大部分文化事件与政治事件之间存在辩证与对话关系，不能单以文化来理解。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最初的哲学、文化、思想的运动，逐渐增加了更多的政治与社会元素，尤其是1912年《新青年》七卷一号以后，它的性质更为政治化。陈独秀曾说过，只要让他办几年的报纸，气氛就会改变，他很早便认为，政治不能只靠武力和选举，要靠文化。而胡适在留学后期也改变了以往靠炮舰改变政治的想法，认为政治不能靠英雄与武力，要靠普通百姓与文化。
王汎森认为，在1917年之前，胡适与陈独秀隐隐地在这些观念上已经“慢慢合拍”，李大钊也有这个倾向，这群人好像达成了一种新的共识，即文化和思想才是最重要的，武力、选举政治理论都是次要的。王汎森说，“用现代的术语讲，background culture最重要。”背景文化没有彻底改变之前，上层领导的更迭并不会真正改变社会，“我们最重要的是改变背景文化，创造一种新的文化来取代旧的文化，所以是新文化运动。”
五四后的论战与思想流派
王汎森指出，新文化运动注重文学、文化、思想多过社会，而五四运动的口号是社会的、政治的，认为政治是首要要解决的问题。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结合在一起，是形成了共伴效应的台风。
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是连续的，但对许多人而言，它们也有互相矛盾之处：一是“启蒙”的，一是“救亡”的；一是“提高”的，一是“普及”的。这些矛盾逐渐放大，在1919年，新的主张逐渐盖过新文化运动的主张，或形成共存的两翼。
1919年，受周作人在《新青年》上一篇介绍日本新村的文章之影响，全国各地兴起了各类新村。这些新村大部分主张彻底公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但里面的参与者常常结成小团体，或者因没有经济来源而幻灭。
社会改造的声音也越来越强，马克思主义兴起。大家逐渐主张，政治与社会问题的解决应优先，新文化运动主张的思想和文化问题的解决是次要的。
此外，王汎森认为，五四之后的几个发展值得注意。
一个是整理国故运动。1919年5月，《新潮》杂志最早提出了整理国故的问题，12月，胡适提出新思潮运动，他在《新思潮的意义》中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新文化运动原本主张批判传统，而整理国故运动主张以新的方法重新读传统，尤其是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的发刊词中提出要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使五四新文化运动进入新的阶段。
整理国故成为主流，这引发了几场重要论战。一个是 1922年开始的疑古运动。七大册《古史辨》的出版极大改变了人们对古代历史的看法，是“一场晴天霹雳”。另外，还有先秦诸子学的研究和旧小说的研究。傅斯年曾经在一封给胡适的长信上讲，胡适关于中国古代哲学大纲，在他看来都不是开创性的；但胡适关于旧小说的整理，是开创性的。王汎森认为，如果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开了新的视野，认为历史上平民的东西有无上的价值的话，也不会兴起对旧小说的研究。对通俗小说的研究亦复如此，是因为平民教育讲演团等打破了阶级，逐渐兴起了重视平民的态度。
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年： 2017-6。
1919年7月，出现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新文化运动时，实验主义主张文学、思想、哲学优先，伦理觉悟、道德觉悟是最根本的觉悟，要进行点滴的改造。但在五四前后，尤其是俄国大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兴起，部分人开始认为政治和社会的解决才是最根本的，点滴的改造是没用的。
胡适提出，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不要谈包办一切的主义，没有能解决所有问题的万灵药，要从根本做起，从一个个问题开始。胡适的文章掀起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引发了众人的反驳与辩论。
1923年，出现了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胡适提出要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一切都要有科学精神、要科学地处理，要讲究证据，且提倡考据。从而引发了科学与人生观论战。
以胡适、丁文江、王星拱、吴稚晖等代表的科学派最重要的主张即科学精神，它不但统治着科学世界，也统治着精神世界，科学不仅应用于自然世界，也应用于人文科学。以张君劢等人为代表的反对派即玄学派则认为，个人的情感、意志、人生观与世界观是主观的，人的内心是一切的根源、是价值的根源，科学方法不可以解决一切。
中西文化问题论战是五四前后最重要的论战之一。1918年底梁启超率团访问欧洲并于1920年发表《欧游心影录》，他提出，资本主义、物质主义和科学主义均已破产，东方文化代表着新的生机。1921年，梁漱溟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将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分为三种样态，认为全世界都应走中国文化之路。他们的这些主张，与新文化运动的主张相背离。
王汎森认为，透过这三种文化的划分，可以看出东方文化是一个新的派别。而东方文化派具体以三种流派为代表。其一以梁启超、张君劢、张东荪为代表；其二以梁漱溟为代表，明火执仗地向新文化运动挑战，提出东方文化将成为世界主流；其三以章士钊为代表，章士钊提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已经破产，主张以农为主的思想，应该重视农业的道德价值和与农业相关的传统文化，并提出了联业的思想，要联合各种产业。
后五四的另一主要派别为新人文主义派。他们很多都是哈佛大学新人文主义教授白璧德的学生，受古典主义训练。白璧德反对法国大革命以来庸俗化的、功利主义的文化主流，以梅光迪、吴宓等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派因此捍卫中国的文化传统，反对追逐最新的潮流。
此外，社会主义是五四之后影响非常大的潮流，即使反对社会主义，也一定要对其进行回应与讨论。“这个潮流后来成为五四后新的流派的调色盘里面的一个色彩。即使拒绝它，反对它，调色盘里面还是有这个色。”
客观理智和主观意志的分流
王汎森表示，在众多的论战与流派中，最能引起他兴趣的，是戴季陶对于客观理智和主观意志的观察。戴季陶曾观察称，五四之后有两个路向：一路为客观理智，一路为主观意志。王汎森近年努力在思考这个问题，他认为，在五四之后的流派中，隐隐存在着强调主观意志或强调客观理智的这两大分流。
熊十力《新唯识论》，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年： 2008-1。
新儒家学者熊十力是强调主观意志的代表之一。熊十力主张人的内心不是矿石，不是一个被观察的客观之物，人具有主观价值，在良知背后有深远的背景。他提出，“量智”是有限的，人的良心不是科学、客观、理智就可以分析的东西，要把握人的内心，要靠“性智”。
贺麟则提出了“新心学”。胡适曾批评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所谓“正统派”，而贺麟也认为，冯友兰讲的东西是空理，离现实的人生体验有距离，不能给人慰藉。
王汎森认为，近代中国文化中存在“非人格化”的趋势，即在近代学术文化中，价值与人格的层面被摆放在一旁。贺麟的新心学实际上是在提倡“人格化”，即我们要讨论的是内心的idealism，精神、意志、信念、价值与行动应该是合二为一的，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所认为的，思想是一回事，道德是一回事，信仰是一回事的主张产生了分歧。
撰文：新京报记者吴鑫实习生聂丽平
编辑：董牧孜校对：薛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