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产后抑郁：漫长的告别
来源：央视网
央视网消息（记者牛小凡）：分娩后的第三个月，家住海淀区的李真女士出走了。
最近一周她开始频繁失眠，截至出门前48小时，她只勉强迷糊了不到2个小时——孩子哭、公婆念叨、涨奶、哺乳……时间和空间被细琐的事物分割成碎片，李真的焦虑就像一间塞满干稻草的仓库，随便一个火星就能引燃。
李真在家附近的酒店开了一间房，她特地跟前台强调，要一间“零压房”。进门后拉好窗帘，异常安静的房间很快让李真放松下来——她的需求被压缩到最低，只是想踏踏实实睡一觉。
“娜拉的出走”并没有持续太久，一个小时后，久违的困意向李真袭来，但尴尬的是，她开始涨奶。最终李真选择退掉房间，默默打车回家。
这时候作为一个旁观者，你才开始确认，社交网络上那些穿着时髦的亲子装谈论育儿经验的“全能妈妈”，似乎营造了一个让大众对当下产后女性生存状况过度自信的虚假氛围。当我们把焦点短暂地从她们身上移开时，这些人群中迷茫而疲惫的新手妈妈，才是景深被放大后的真相。
正名
2017年中秋节，靳佩玲用丝巾在卫生间的水管上系了个死结。
小姑子拽她下来，两个人一起摔在地上，靳佩玲用拳头歇斯底里砸着自己的胸口：“死都不让死是不是？”。
事情发生后，婆家人找来了阴阳（西北方言：类似于巫师）作法。这位本土出产的“大师”掌着桃木剑在她四周乱戳，纸灰扑簌中，大师含了一口水喷向她——据说这能祛除病人身上的邪气。
他们都相信——靳佩玲疯了。除此以外，没有什么能合理地解释一个生产完不到三个月的女人，为什么好端端就哭，为什么连续十多天闷在屋子里，为什么连孩子看都不看一眼，为什么想死。
同事的老婆即将临产，饭桌上，祝冰的丈夫向他分享经验：“少说话，多换纸尿裤。女人生完孩子头几个月很可怕的，随便一句话就会炸毛。”
祝冰附和着众人笑起来，没人注意到她努力地眨了眨眼睛，把即将泛出眼眶的泪水逼了回去。散场时，她特意停下来去搀扶席间的那位孕妇：“生完孩子你要想开点，如果不开心可以打电话给我。”
那位要靠出走找回睡眠的李真女士，20岁出头时曾在半夜接到过堂姐的电话。她声嘶力竭，要抱着刚半岁的孩子跳楼。
有堂姐的前车之鉴打底，在孕晚期的准备中，习惯于把一切条理化的财务工作者李真将“调整产后情绪”列入自己的记事本。
但当“情绪低落、丧失兴趣、失眠、疲惫……”这些此前只在概念里存在的症状，一条条在自己身上开始冒泡时，李真毫无招架之力，她才意识到，面对产后情绪失控，自己就像一个过度自信的拳手，搞错了量级、上错了擂台，一秒钟就被对手KO在地。
1892年，美国著名女权作家夏绿蒂·柏金斯·吉尔曼发表小说《黄色墙纸》，这部作品融合了作家产后的亲身经历，她因为疲惫、焦虑、忧伤，被丈夫强制关在家中“休养”。她甚至产生了强烈的幻觉——黄色的墙纸下蠕动着一个被禁锢的女人。
直到76年以后，精神病学专家布莱斯·皮特才第一次在1968年的《英国心理治疗》杂志上提出了产后抑郁症这一概念：特发于女性产后这一特殊时段的抑郁症。
2013年5月，美国新颁布的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第五版标准将产后抑郁做了时间扩围，“产后抑郁”被规范为“围产期抑郁”，从妊娠开始至产后4周内都有可能发生。
在流行病学的统计数据中，我国围产期抑郁症的发作率平均为14.7%，有媒体按这个数据得出了“每7个妈妈中就有1个产后抑郁”的结论。
但实际上，情况似乎要更糟糕一些。
“抑郁症病人的识别率非常低，只有10%左右。围产期抑郁的识别率要比这个更低一些。”北京市回龙观医院抑郁症病房主任陈林教授提供了这样一个数据。
再者，这组数据并不包括那些处于抑郁状态但没有达到临床诊断标准的新妈妈。现实生活中，觉得自己有产后抑郁情绪的产妇要远远大于这个数字。
这也意味着，至少在当下，由孕产带来的女性情绪危机，是一个真实、普遍存在着的问题。
失控
香港作家亦舒在小说《银女》中描写过接生的场景，妇产医生安慰产妇：“不要紧张，女皇帝都要经过这一遭”。
李真不知道女皇帝在过这一遭时是不是还保持了优雅和威严，但对她来说，生产是一件尊严全无的事情。
阵痛10个小时后，她被推进产房，身上只穿着一件被羊水浸透的棉布睡裙。“那天，至少有十几个人看见过我叉开双腿面目狰狞的样子，怀里还抱着一个可笑的尿袋。”
因为在分娩时过度用力，她大小便失禁，陪产的老公有些尴尬地别过头。
还有产后便秘时坐在马桶上和自己较劲的瞬间，被五六个女性亲戚围观哺乳的瞬间，因为堵奶半裸着敷土豆片的瞬间，套上塑身衣也塞不进连衣裙的瞬间……就像一根根毛刺扎进李真心里，让她觉得曾经清爽利落、得体大方的自己被一点点消磨殆尽。
祝冰的产褥期是从一碗猪蹄汤开始的。因为奶水不足，她成为导致孩子不停啼哭的“罪人”。婆婆从老家请来的月嫂抱着婴儿在她身边走来走去念叨：“宝贝好可怜，妈妈好没用。”
在“下奶汤”的作用下，祝冰整个产褥期足足重了15斤，来看望她的同事直呼：膀大腰圆！但在婆婆生活的关中平原，这就是好生养的表现，她兴奋地对祝冰表示：“下一胎肯定生男孩。”
靳佩玲的妈妈则请来了乡间中医替产妇艾炙，据说这样能使子宫变得温暖，更容易生出男孩——她担心女儿如果头胎生了女婴，会让婆家不满。
每次揭起上衣接受“理疗”，靳佩玲都觉得自己像家里养过的母猪，“一窝窝下崽，谁都觉得它是个宝贝，谁都拿它不当个东西。”
这些消极的情绪在她们心中反复发酵，酝酿出越来越浓稠的不满和怨愤。
“要说有啥大事儿，真没有。”回忆起孕产期的一地鸡毛，许多人甚至讲不出具体的事情：“但如果说生孩子是一段完全幸福快乐的经历，那也是假话。”
暴风眼
新生儿的父亲，在这场阴翳的情绪风暴中被推至中心。如果他稳得住，则一切尚好，如果他表现不佳，风暴会加速撕扯家庭。
所有的婴儿体内都有一个上足发条的闹钟：两小时吃奶一次，三小时换尿不湿一次（甚至更频繁），每次吃完奶后洗奶瓶、换完尿不湿后洗屁股……周而复始，是一项十分沉重的体力劳动。
李真曾尝试过让老公在夜晚帮自己完成这些项目，但每每等她又掐又踹叫醒对方，孩子的哭声已经连邻居都吵醒了；后来，在婆婆的建议下，丈夫干脆搬去了书房，理由是睡不好会影响工作。
李真就是在这样规律劳动中彻底丢失了睡眠。在孩子拍完百天照那天，她第一次一整晚没有睡着，紧接着就是第二次、第三次……一挨到枕头，李真就紧张得发抖，她觉得自己头脑中始终紧绷着一根弦，总会在即将睡着的那一瞬间被自动拨响。
失眠的夜晚，听觉会变得异常灵敏，李真听得到孩子的梦呓，丈夫的呼吸，甚至还有鱼缸注氧的声音，然后一秒、一秒等着天亮。这才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祝冰的产褥期正好赶上2018年世界杯，丈夫每天都约好了同事一起看球。但因为跟婆婆相处得不甚愉快，祝冰觉得“家里气压实在太低，我每天从下午四点就开始等着他回家。”
在决赛夜晚，祝冰抢走了老公的手机和钱包，披头散发、歇斯底里地堵在门口。
“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变成一个泼妇，我能看出他眼神中的嫌弃。”祝冰说。
最终，丈夫把祝冰搡在一旁摔门走了，祝冰也离开了家：“我希望他满世界找我，我希望他在急得发疯时意识到自己做得有多离谱。”
靳佩玲42天复查结束后，老公就伸手去解她的腰带，被拒绝后他当着妻子的面给另外一个女人发了信息。
提起当时情景，靳佩玲牙关还在发抖“我一边喂奶一边哭，眼泪滴在孩子的脸上，我又赶忙去擦，听说这样会影响孩子的运气。我怕她和我一样，命运不好。”
归因
在被失眠困扰的日子里，李真曾尝试着和丈夫沟通：“我可能是产后抑郁。”
她认为作为一名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科研人员，只要适当提醒，丈夫一定能够明白自己现在的处境。但丈夫却表示无能为力：“亲爱的，你性格太要强了，要学会自己放松。”
“听到这句话，我就知道已经没有沟通的必要。”李真将对抗抑郁情绪的过程比作一场“战役”，她觉得从那一刻起，自己失去了唯一的战友。
而当祝冰试着跟家人提起一件因产后抑郁导致母亲带孩子自杀的社会新闻时，婆婆不屑地表示：“我生过三个孩子，要是每一次都抑郁，就该死三回。”
当人们在谈论“产后抑郁”时，常常将它理解为产后女性的心理在内部发生了某种变化，因此面对她们的求救与挣扎，只能给出“想开点就好啦”这样无力的建议。
在医学话语的陈述中，产后抑郁的成因非常复杂：既有产后体内激素水平迅速下降带来的不稳定因素，又和个人的身体状况、家族病史紧密相关。
还有生活中大大小小的应激事件，譬如无法适应“母亲”这一新角色、隔代育儿产生的观念冲突、孕期或分娩不顺利积攒的心理压力、孩子出生后带来的经济问题……都是导致抑郁情绪发作的“导火索”。
心理咨询师刘敏提供了这样一种观点：在孕产期，女人似乎更被当作一种“物”来养护——在生活中得到“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待遇；但并非作为一个“人”来尊重——产妇在智力和生理上被过分限制与“矮化”，自由意志不断剥夺。
“要坚强一点尽量顺产，对孩子好”。
“忍住不要哭，否则母乳里会有毒素”。
“不要怕胖多吃点，当妈妈是最美的”。
观念之间的鸿沟很难被彻底填平，作为育儿的“主力部队”，婆婆和妈妈们用劳力换来了绝对的话语权。因为孩子降生被聚拢在一起的两代人，围绕着新旧交错的养育理念，形成了一种极不稳定的家庭结构，时时刻刻都处在观念冲突危险边缘。
但无论哪一方面，都不是产妇能自主解决的问题。因此把产妇本身当作抑郁情绪的“系铃人”，认为只要她们不要再死钻牛角尖就能好起来这种认识，几近于荒谬。
突围
“在所有导致抑郁的因素当中，家庭支持系统是最大的变量。”陈林教授在接诊时会尽量对产妇家属讲清楚产后抑郁的严重性，他认为如果家庭能够提供足够正面的支持，产妇的抑郁情绪在很大程度上会得到调节。
但同时，“如果到了影响生活或者工作的情况，必须得接受治疗”。
被失眠折磨的一个月里，李真想尽办法安慰自己，睡不着就不睡了，只要困乏到一定程度，绝对能睡着。在最情况最糟时，李真半夜起床跑过步、洗过衣服、背过晦涩的专业英语词汇……
“我不能再这样了。”某天清晨，她告诉公婆自己要去医院开几片安眠药。在此之前，公婆一直以“吃了药不能哺乳”为由不让她就诊。
站在北京市回龙观医院门口——这是一所著名的精神卫生专科医院。
李真拍了张照片发进闺蜜群：“哈哈，我要去精神病院了。”
她想通过自嘲来疏解不安与焦虑，主动走进“精神病院”，即使对她这样的新女性来说，也不是件毫无心理障碍的事儿。
“产后抑郁识别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病耻感’。”陈林从心理学角度解释了李真的负面情绪：“在我们的文化中，生孩子是一件喜庆吉利的事儿，大部分家庭、包括产妇个人很难接受和精神病院扯上关系。”
产妇不愿意主动走进医院，并不意味着医疗系统可以无所作为。
“某种程度上，这些问题要靠政策来解决。”陈林教授说。
2014年，受世界卫生组织委托，国内妇产科、妇幼保健、社区卫生、精神、心理等20多位专家，经过2年的调研和论证，完成了一份《产后抑郁障碍防治指南的专家共识》。
陈林参与了《共识》的主要调研和撰稿。这份抽离了情绪、猜测与责备的学术文件，为产科和社区医生等相关医务人员提供了围产期抑郁的筛查量表、转诊标准和治疗方法。
但在实际操作中，北京市西城、丰台、房山三个开展孕产期抑郁干预项目的试点区，识别率和转诊率之低都远远超过陈林的预期。
陈林认为应该建立一种让产妇能迅速确诊、转诊、接受治疗的路径。比如将抑郁筛查纳入围产期检查的全过程，比如说在妇幼保健院成立专门的心理门诊，以提高患者的接受度。
在他看来，如果将识别、诊断产后抑郁的医疗资源下沉到每一个妇产医院和社区医院，能大大改善情况，“这里存在一个矛盾，围产期抑郁是一个精神科疾病，但主要人群在妇幼保健院，我们要尝试着建立一个联合会诊的多学科协作的诊疗机制。”
告别
记者提到的靳佩玲让陈林很担忧，他建议尽快就医：“这已经有比较明显的自杀倾向了。”
但靳佩玲恐怕不会来了，因为在后续的交流中，她告诉记者自己已经怀了二胎，不希望受到打扰。
“这次生个男孩就好了。”靳佩玲认为，只要生了男孩，那曾经叠加在生育肉体疼痛上的心灵伤害，都不会再有。
心理咨询师刘敏则没有那么乐观。她说，产后抑郁的复发率极高，只要有足够且合适的触发事件，它就会卷土重来。
祝冰则在孩子百天的聚会上被“治愈”了，她的闺蜜送给她一条项链：“大家都送礼物给宝宝，但我要送给你，你这么坚强、这么努力，应当被好好珍惜与爱护。”
那一瞬间，祝冰觉得自己长期以来压抑的情绪找到了出口，她从未逃避做母亲的责任，也不是矫情和脆弱，只是渴望被理解。
“项链的吊坠是个王冠，我觉得每个妈妈都值得被‘加冕’。”祝冰哽咽着，她知道，闺蜜也在坐月子时与家人发生过严重的冲突，这意味着她们都和这段特别的日子达成了和解。
在回龙观医院进行了专业疗愈后，李真提前结束产假，回到工作岗位，认为做个好妈妈的前提，首先是成为好的自己。
她在日记中写道：“在被激素分泌、观念冲突、生活失序集体围剿的这段日子里，我开始失眠、易怒，深夜恸哭。这个过程没有伴随非常激烈的家庭矛盾，但却是一个人与自己残酷的巷战，我突然意识到，我的母亲，我母亲的母亲，每个人都有过行走如风、眼神明亮的少女时代，是什么让她们最后变成了孤独、疲惫的妈妈？”
“产后就是一个分水岭，许多女性在这个短暂的时期受伤，终生不愈，最终妥协于性别赋予的命运。”
“但生育一个孩子的意义是什么？绝对不是为了让一切变得更糟，借着这个新的生命，也许我们可以将自己重新养育一遍，变成更真更好更智性的人。”
合上本子，李真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轻松，正在咿呀学语的小妞无意识发出“mama”的音节让她无比惊喜。她将孩子揽进怀里，似乎又看见了几个月前那个蓬乱着头发、黑着眼圈想找地方好好睡一觉的自己。
她在心里轻轻说：“再见”。
这是一次有些漫长的告别。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皆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