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陈爱莲“揭秘”中南海舞会：大家排队跟主席跳舞，朱德穿布鞋走步，陈毅爱热闹
来源：环球人物
她是新中国第一代舞蹈艺术家，用神形兼具的表演，塑造了多个性格鲜明的女性角色；她是打败时光的舞者，80岁依然身形纤细，目光澄澈。她，就是陈爱莲。
从12岁学习舞蹈，到80岁坚守舞台，她近70载不染风霜、饱藏芳华，得益于每一天都不曾中断的训练，也得益于不受环境所扰的坚持。
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她跳了《美人鱼》，灼灼其华；在国庆30周年时，她跳了《文成公主》，风姿绰约。
举办舞蹈专场，创办舞蹈学校，陈爱莲把自己的才华和激情尽数挥洒在了新中国文艺事业的热土上。参加领导人联欢舞会，出席文艺座谈会议，陈爱莲以文艺工作者的姿态伴随祖国的成长，亲历祖国的富强。
回望投身舞蹈事业的时光，陈爱莲笑着说道：“我这个人真是挺幸运的，虽然经历了很多坎坷，但在舞蹈这条道路上也取得了很多成就，我感谢这个时代。”
陈爱莲：我是从上海的一家国营单位被选送到北京的。我1952年进入中央戏曲学院附属舞蹈团学员班学习，1953年我就上了咱们国家当时唯一的一个画报，叫《人民画报》，刊登的是我小时候练功的照片。
如果没有这个机遇的话，我应该会进入工厂，可能我将来就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女工，但不会是一个舞蹈工作者。
我觉得自己当时正好赶上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国策。当时国家需要建立一支专业舞蹈队伍，而且想培养科班出身的小孩子，我就搭上了这个快车。所以我经常想说，感谢这个时代，这个机会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在中南海与毛主席共舞
陈爱莲：我真正能够有机会进入中南海，大概是在1957年、195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有机会给当时的中央领导人表演节目，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
我记得当时在中南海，每个礼拜六会开一次舞会，一个是让领导人听着音乐走个步，锻炼一下身体。另外也能够通过这个机会和文化艺术界的朋友有一个接触。因为这个过程（中）双方可以很轻松愉悦地交谈，不像开座谈会似的，要有发言提纲。
舞会中间一般需要有节目穿插，所以我很多时候会表演节目，比如《春江花月夜》《牧笛》等等，也有时间有机会和中央首长一起跳舞。在场的中央领导也不完全都是男性，邓颖超、康克清、张茜也经常出现在这个场合里面。
其实，普通老百姓没有跟中央最高级别的领导人近距离接触的时候，往往会把他们看得很神秘。但是在这样一种非正式的（场合）见面，领导人的状态和参加报告或者召开会议的场合是有很大不同的，大家都很自然、很松弛。我觉得他们都非常朴实、亲切、平易近人。
有一次，我有机会跟毛主席跳了一曲舞蹈，主席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在场有很多同志都很想跟主席跳一曲，这是一种经历，所以大家都坐在边上，像排着队似的等待着。主席为了满足大家，基本上是音乐一起就请一位女孩子跳舞，跳一圈就放下，然后新的一圈再请一个，这样大家都有机会参与进来。
轮到我的时候，正好是一个新的曲子开始。我和主席跳了一圈，主席居然没有把我放下，我们大概走了四五圈，主席才去邀请下一个人。跳舞的时候主席很和蔼地问我，你叫什么名字？你是哪里人？我说我祖籍是广东番禺的，主席笑着说“你是小广东啊”。
△陈爱莲表演《牧笛》。
朱德、陈毅都是亲切的普通人
陈爱莲：我印象特别深的还有领导人跳完舞休息的场景，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毅同志，在跳完舞休息的时候，都很轻松很随意，大家都零散地坐在那儿，完全没有领导人的架子。
朱德总司令在跳舞的时候经常穿着一双非常普通的布鞋，而且老是笑眯眯地看着我们。一个战场上的常胜将军，经常给我一种和蔼慈祥的感觉。
陈毅同志喜欢热闹，张茜同志跟他的感情非常好，有时候会来和他说，你看你应该休息了。他就笑着说“哎呀”，意思就是“我再玩一会儿吧、我再坐一会儿吧”。
然后跟康克清、邓颖超、王光美接触的话，我会叫她们康大姐、邓大姐、王光美大姐。我和王光美同志的交往非常亲切。我记得第一次个人舞蹈专场，她专门来看我的表演；《鱼美人》首演的时候，刘少奇同志也在百忙之中专门来看我的表演。
建国以后的第一次全国文艺调演，我代表北京舞蹈学院表演了一个双人舞的节目，演出结束之后，还有机会和毛主席在中南海合影。
我觉得我非常幸运能有这些机会，能够近距离地跟我们国家最高的领导人接触，我觉得他们都非常非常地朴实和蔼，非常地平易近人。
△陈爱莲表演《美人鱼》。
见证文艺发展的重要时刻
陈爱莲：我在2014年的时候，参加了习近平总书记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
习总书记真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讲话基本脱稿，我觉得这一点很难得。通过他的讲话，你会发现，总书记不仅饱读诗书，而且有非常多的人生经历和深入群众的底层经历。
他在讲话中提到的那些书，我有好多本都读过，所以对他讲话中的诸多要点，我体会很深。他不仅对我们国家的文艺方向、文艺队伍、文艺工作提出了明确的方向，也呼吁我们一定要传承和弘扬我们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文艺为我们人民大众服务的宗旨。
不管在延安还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不同时期、不同程度，我们的中央领导人都用各种方式，跟我们文化艺术界人士接近距离地接触。从文艺工作者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正确的。
我觉得我这个人真是挺幸运的，虽然有时候有很多坎坷，但我经常会忘记这些不顺，我老记得我的幸运时刻。很多关键的时刻、很多重大的时刻、很多重要的会议，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出现在那个场合，我真的非常感恩。
责任编辑：余鹏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