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产业扶贫新动向：从扶贫车间到滴滴养猪
本报记者王峰北京报道
我国贫困人口从2012年的9899万人减少到2018年的1660万人，连续6年平均每年减贫1300多万人。加上2018年摘帽的约280个县，目前全国832个贫困县有一半的县已摘帽。
在3月7日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记者会上，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永富介绍了上述数字。
“现在脱贫攻坚的办法多得很，不在沿海务工，我们可以就地发展产业。”刘永富说。
对于如何开展产业扶贫，刘永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诸多鲜活案例，包括传统的扶贫车间、撮合需求信息的社会扶贫网、地方特色产品电商等。“村里应该有互联网，应该有电商。现在做扶贫要利用信息技术，利用‘互联网+’来做，要坐上时代的快车。”刘永富说。
产业扶贫新业态迭出
拉萨市曲水县达嘎乡三有村如今林立着一排排风格鲜明的藏式小楼，这是一个异地搬迁扶贫村，让三有村走上脱贫路的是农产品项目。
三有村产业项目按照“合作社+贫困户”股份合作形式，管理运营奶牛养殖合作社、藏鸡养殖合作社、特种种植合作社，全村712人全部入股并参与分红，实现了搬迁贫困户年人均分红3500余元。
“现在全国有3万多个扶贫车间，有200多万人在里面就业，其中贫困人口接近100万。现在有些小区，一楼二楼这些商品房都预留出来了，搞扶贫车间。像西藏拉萨有个‘三有村’——‘有房子、有产业、有健康’，搬了几百户过去，建了三个股份制企业，一个养奶牛，一个养鸡，一个搞种植，盈利还比较好。”刘永富说。
所谓扶贫车间，是指县城的一些企业，像上世纪九十年代沿海的“三来一补”一样，在村里面建一些扶贫车间，让这些贫困人口在家门口就近就地打工。
这属于“传统实惠”的产业扶贫形式，同样已不“新鲜”的还有农村电商。2014年开始，甘肃陇南开展电商扶贫示范城市试点。这里是甘肃交通最不发达的地方，2013年时有80多万贫困人口，现在还有20万左右。甘肃陇南的贫困人口通过“电商+扶贫”，2018年人均增收810元。
“我们在全国搭建了一个平台，中国扶贫志愿服务促进会建了一个社会扶贫网，现在注册人数4000多万人，贫困人口有什么需求，经过管理员发布，在网上实现对接。到目前为止，快两年时间，发布了400多万个需求，对接成功300多万个。”刘永富说。
更新的产业扶贫业态还在不断涌现。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苍溪县白驿镇岫云村党支部书记李君搞起了“滴滴养猪”，采取建立“公司+合伙人+农户”的模式，整合村里有地、地里有菜、家里有圈且有生产能力养殖生猪的农户。
“一个1万头猪规模的企业，需要建圈、买猪仔、饲料、人工等很大的投入，要达到我们目前产品的质量要求：每头猪养足300天，要吃掉3000斤青菜、600斤粮食，成本估计要六七千元，但如果分散到一家一户，成本只需要两三千元。”李君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共享经济就是让互联网和小农户对接，用互联网思维和技术赋能小农户，农村有广阔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源，如果不实行共享，那么会产生极大的浪费。”他说。
产业扶贫如何升级
产业扶贫并非一劳永逸，尽管裹着“扶贫”的社会关爱，但扶贫产业同样需要面对残酷的市场竞争，也需要不断升级才能获得利润。
李君回乡之初，推行“以购代捐”计划，通过发动城里人购买贫困户农产品，变“无私捐助”为“购买交换”。但岫云村如今已经脱贫，意味着无法再打“爱心牌”获得订单，只能走产业升级之路赢得市场。
“目前我们是以市场化方式运作乡村产业，包括在成都开了体验餐厅、专卖店。尤其是正在整村推进岫云村这个品牌的打造，用品牌、品质取得市场化竞争优势。岫云村未来的优势最主要的还是体现在产品的品质上，我们在研究如何让‘一家一户’生产标准化，这种传统生产方式下的产品运输、组织成本比较高，但是它的产品优势是很明显的。”李君告诉记者。
产业扶贫需要哪些保障？全国两会上，受到呼吁最多的是营商环境。
今年32岁的全国人大代表梁倩娟是一名淘宝店主，她在甘肃陇南石滩村开了7年网店，销售400多个农户的土特产品。她调查发现，从2017年夏天到2018年年初，陇南的很多电商从业者都曾遭遇过这种“恶意订单”——商家为了避免对方纠缠，往往会给对方“封口费”，有的卖家曾经给过数千元。
“电商为扶贫打开了一条新路，不能让网络恶意行为影响商家的经营环境。”梁倩娟说。
“营商环境是融合线上和线下的，随着业态不断丰富，市场参与者也会不断丰富，所以平台经营者的责任、监管部门的职责，包括消费者、商家如何在其中更好发挥作用，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会出现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孙军工3月6日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
民建中央今年提交的一份提案提出，部分地区营商环境不佳，劳动人口文化知识水平不能适应帮扶企业的用工要求，是当前返贫的主要原因之一。为此，民建中央建议合理制定区域发展规划，改善营商就业环境。
这切中了现实中产业扶贫的痛点。民建中央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民建中央联合了地方委员会和专门委员会组成了调研组，曾多次赴贵州毕节地区等地进行实地考察。
产业扶贫的营商环境优化当然离不开政府部门。“我们一年一度的考核工作，有省际交叉考核、第三方评估、记者暗访、绩效考核这四项，再加上脱贫攻坚民主监督以及平时发现的各类问题，都要汇在一起，每年都要把这些问题通报给地方进行整改。现在问题还是发现比较多的，每年全国都要整改几万个问题，处分四五千人，当然也提拔若干人，表扬若干人。”刘永富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