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景凯旋评《回访历史》：“另一个欧洲”的“二手时间”
作为一个作家和新闻记者，抓住某个时间节点进行采访，往往是出于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职业敏感，1990年至1991年，当《纽约时报》编辑伊娃·霍夫曼两次走访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时，她知道自己正面对一个机会，全世界的目光都在注视着东欧。那里，历史正在发生。
但她由此写就的《回访历史：新东欧之旅》，不是一篇新闻报道，而是一部私人游记。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作者在各国的旅行中通过朋友与当地人交谈，记录下个人感受，就像奈保尔在伊朗等国、艾玛·拉金在缅甸的旅行一样。不同的是，作者与东欧有着情感上的联结，她出生在波兰，在那里接受了童年教育，她热爱那片土地，希望在熟悉的东欧消失前重新认识它。这本书就是通过她的印象和见闻，勾画出正处于变化中的东欧图景，那是“另一个欧洲”的“二手时间”。
《回访历史:新东欧之旅》，伊娃·霍夫曼 著，胡洲贤 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9月版
每一个新时代的开始，都需要重新审视它的过去
作者的优势在于，她有着《纽约时报》的名头，可以接触到许多重要人士。在她的笔下，出现了波兰的瓦文萨、米奇尼克，捷克的哈维尔、克里玛，匈牙利的康拉德、哈拉兹提等著名人物。这些人物早已为外界所熟悉，将他们的故事串连起来，就是一部刚刚过去的历史。
不过，作者似乎无意像历史学家那样叙述往事，她的眼光主要还是落在普通人身上，通过他们的讲述，展示个人的经历。她发现人们的脸上露着信任和坦率，不再互不相视。在过去，东欧人在街上相遇，眼光常常是盯着地上，如今他们已经有了言论自由，终于可以在任何人面前说出真话了。
在许多西方人眼中，东欧从来都是一个他者，是“另一个欧洲”。过去的西方观察者在游记中往往都会隐含着一个“我们”与“他们”的对立，隔着重重铁幕，东欧要么是理想的乌托邦，要么是令人窒息的压制社会。作者在东欧同样发现了“我们”与“他们”，但那是在东欧各国内部的划线，“他们”是从前的执政者，“我们”是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这个对立构成了几十年东欧的历史。
每一个新时代的开始，都需要重新审视它的过去，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东欧各国的大清洗，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1968年捷克的“布拉格之春”，1981年的波兰军管，都在东欧人心里留下了创伤记忆。剧变后，公众急切地盼望还原历史真相，最热门的出版物大都是纪实性作品，包括重要事件的记录、个人受难的传记、前统治者的回忆，甚至从前贵族的回忆录。
这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匈牙利的瓦沙尔海伊曾是1956年起义的主要人物，起义失败后他被判五年监禁，其中有一年半时间是单独关押，狱友中有四名遭到处决，三个是他的大学好友。在监狱中，瓦沙尔海伊读完了全套法国文学作品，出狱后一直在一家农业合作社当工人。瓦沙尔海伊最感自豪的是，他曾负责安排纳吉的国葬仪式，并担任了历史公正委员会的主席。谈起过去，他并没有多少积恨，只希望剩下的岁月能安静地度过，毕竟历史的真相已经大白。
在波兰，第一位民选总理马佐维雅茨基则希望在过去与今天之间划一条“粗线”，以便整个社会能向前看。事实上，波兰的“我们”与“他们”并非全然黑白分明，而是充满反讽的理想主义。许多像米奇尼克那样的异议知识分子，都是出身高级官员家庭，他们反感不平等的特权，同情劳工阶层，其思想根源恰恰是来自当局的正统教育，而且一旦做出选择，他们也像父辈当年一样充满牺牲精神。
对于《选举日报》主编海伦娜来说，她当初的反抗仅仅是为了不说谎言，不愿过双重生活。
（上个世纪)
六十年代末期，她和她兄弟都参加了抗议活动，他们的父亲身居高位，却拒绝带头清算自己的儿女，反而为他们拥有理想而感到骄傲。另一个异议者玛尔塔也是高官子女，在她坐牢时，总理亲自写信给她，声称只要她发表声明就可以得到释放，但她父亲却劝她为了尊严而拒绝这种恩惠。对于他们的父母来说，自己一生都信奉启蒙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为了平等的理想出生入死，现在他们的孩子也为了同样的理想而坐牢。
海伦娜在
（上个世纪)
七十年代末参加了“劳工保护委员会”，1981年实行军管法后，她不得不东躲西藏，睡在陌生的普通人的房间里。对于作者要不要付房租的问话，她感到十分惊讶：“那是美国人才会问的问题。这里没有人会考虑这种问题。”在那个年代，正是许多普通波兰人保护了那些异议者。这与波兰天主教会的巨大影响有关，几十年来波兰人对宗教的虔敬一直没有被摧毁，当格但斯克的工人转入地下时，他们选择在教堂里开会，因为他们知道告密者不会到圣殿来。
上世纪80年代末，波兰格但斯克，波兰团结工会领导者瓦文萨（左）与美国总统布什参加集会。图/视觉中国
捷克人遭受的压制却要严重得多，翻译家安娜的经历很有代表性，她的第一任丈夫是作家格鲁沙，第二任丈夫是格鲁沙的辩护律师，第三任丈夫是地下刊物的编辑。她父亲是早期捷共党员，二战后在查理大学任教，后来受到斯兰斯基案的牵连被捕。她还记得，当父亲获释回到家中，全家人都感到万分幸福。在“布拉格之春”中，她父亲担任作协主席，支持改革，事后父母移民国外，安娜本人也失去工作，在一家服装店当助理，街上遇到的朋友都装作不认识她，她成为“内部移民”，很少与他人来往。对安娜来说，脱离体制未必是一件坏事，她不需要参加官方组织的公共生活，不需要告密，这反而成为一种自我保护。
在那个年代，许多捷克知识分子像安娜一样，被迫去当锅炉工或看门人，成为“内部移民”。他们维护了个人尊严，却失去了最好的岁月。有一个时期，公众舆论要求制定“清理法”，禁止过去体制内的人担任公职。告密者成为东欧各国媒体热议的话题，不断有公众人物被爆料。捷克议员卡万的父亲曾卷入斯兰斯基案，他自己和母亲都是改革派，“布拉格之春”后，他和母亲移民英国，但他仍然可以经常回国，由于与他见面的人曾遭到逮捕，这成了怀疑他的证据，他不得不一再做出自我辩护。
东欧人多年来必须经常做出道德上的困难选择，在会议上举手赞成把某个人驱逐出集体，告发自己的邻居，作者写道：“人性在东欧似乎显得更加强烈，因为在这样的压力下，塑形更强烈，畸形也更强烈。”普通人的心理往往是自利的，这个政权哪怕只存在五年，服从它对自己也没有任何坏处。匈牙利学者彼德曾长期被监控，他知道邻居就是告密者，奉命监听他的一言一行。想不到邻居居然也坦率地向他承认了，似乎这样就可以放下自己的心理包袱，不过邻居很快又开始了对他的监听。剧变后，彼德恢复了名誉，邻居又像无事一般来请求他帮忙，希望要回很早以前被没收的家产。
生活中总是充满了戏剧性，曾经有一个受害者在剧院门口遇到打过她的警察，那个警察友善地对她说：“我只是奉命行事。”她回答道：“但你也不需要那么用力打啊！”说完后，俩人便一起走进剧院，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长期自觉地服从体制，使人们不知道如何正视自己过去的双重生活，也很难去评判那些作恶者。因此，当社会转型后，许多人为了躲避道德拷问，宁愿选择遗忘。
作者就此写道：
“东欧人或许也学习到，在他们深刻体会到遗忘太多所带来的危机之后，太多的记忆同样也会带来莫大的危机。”
但问题是，东欧的道德危机并非始于今日，它实际上早已经发生了。
在新的时代，政治正在走向实际
延伸阅读：《二手时间》，【白俄】S.A.阿列克谢耶维奇 著，吕宁思 译，中信出版社 2016年1月版。这是一部访问于1991年到2012年间的俄罗斯口述史，讲述了在历史转型的关键时刻俄罗斯普通人的梦想与痛苦。
抗争与背叛的场景终于落幕，多元的诉求和分歧开始产生，转型后的东欧仿佛是不同的时代混合在一起，美丽却污染的自然环境，古老却失修的城市街道和住宅，以及物质的匮乏和富裕的炫耀。面对新的时代，东欧人仿佛处在过去与未来之间，既怀着变革的兴奋，又充满变革的惶惑，他们急于改变，却不知道如何开始。
社会上一下子涌现出各种力量和观点，街头、电视上每天都在上演激烈的辩论，市场经济和混合式经济，保守主义和进步主义，反犹主义和反反犹主义，民族主义和多元主义。在波兰，昔日的皇冠重新被涂到国徽的老鹰标志上，街道和住邸改回原来的名字，二战期间的总统毕苏斯基又受到民众的崇敬。在捷克，报纸上不断提到共和国第一任总统马萨里克的名字，缅怀“布拉格之春”的理想。在罗马尼亚，有人希望国王回来，重建君主立宪制，当然也有人坚决反对。
如今人们可以公开谈论民主、自由和正义的转型，在各种会议中探讨民主的代价和缺陷，以及民族主义和民族认同。这就是民主，也是人性的真实表现。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观点，而不用再担心受到迫害。生活固然艰辛，但已经呈现出多样化，可以有悲伤的眼泪，也可以有开怀的笑声。
经过战后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东欧人的生活水平已经全面落后于西方，华沙公寓里的自来水不能喝，电话也很难接通。城市的建筑是灰色的，表现出旧制度的美学，以防止缤纷的色彩唤醒人的欲望。布加勒斯特的街上没有路灯，周围住宅也没有电。当年，齐奥塞斯库为了免于负债，切断了城市街区的暖气，导致许多老人冻死。为了实行他那些宏伟的建筑计划，他夷平了整个村庄和市镇，留下大片尘土飞扬的旷地。
“迈向欧洲”成为东欧人的口号，“欧洲”意味着自由市场、社会公正和多元化，意味着告别匮乏的过去。街道上除了古老的手工艺品，出现了麦当劳、阿迪达斯专卖店、脱衣舞夜总会。多数人都想做生意，在最先发财的人群中，人人渴望成功，毫不掩饰自己的物质欲望。在作者眼里，这种不加掩饰的欲望充满活力，尚未变得像西方那样颓废。
很显然，东欧人即将失去他们熟悉的生活，休克疗法造成大量失业，老年人的退休金减少，通货膨胀使生活水平进一步下降。许多人坐在人行道上，旁边牌子上写着无家可归，吸毒者装成穷人，伸手向路人要钱。在捷克，人们对私有化抱着消极态度，经济体制改革受到抵制，民众害怕失业，他们已经习惯了从前那套制度，如今要自己承担责任，而他们并没有做好准备。
波兰人则没有那么惊慌，有的城里人甚至开始到农村去购买私有土地。虽然日子仍旧过得不好，但许多人认为，大家都在一条船上，总要撑过去，他们曾不断反抗，不能否定自己奋斗的结果。对于各种新的规章制度，人们幽默地把它称作是“民主的官僚主义”。由于没有了政府补贴，格但斯克造船厂已没有往日的繁忙景象，而是显得衰落，但工人们意识到现在是在为自己工作，反而变得更加努力。
相比之下，匈牙利推行自由市场要顺利得多，旧体制一直在进行经济改革，尽管受到保守派的不断阻挠，但在七十年代就已经出现了“第二经济”，当时有8.4万个私人企业，满足了60%的社会服务需求。因此，当社会实现转型后，匈牙利人显得更勤奋，更具有市场眼光。有的人通过白手起家，很快在商业上获得成功，成为腰缠万贯的富人，住在豪华的别墅里。但是，对多数人来说，整体的生活水平仍然有所下降。
对于改革的前景和物质的匮乏，普通民众显得忧心忡忡，他们必须适应新的生活方式，给自己寻找一个坚持下去的理由。波兰人说：“总有办法熬过这一关。”匈牙利人说：“什么都没有改变。”罗马尼亚人说：“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我们不懂民主。”保加利亚人说：“我们要开始过苦日子了。”公众的心理预期值总是很高，想一下子就完成所有的事情，一下子就变得像西方人一样富裕。正如一个保加利亚女性所说，人们就像手中抱着一堆西瓜，结果全滚到地上去了。
但很少有人愿意回到剧变前的制度，正如一个保加利亚出租车司机所言，他对旧制度不满，是“因为对所有文明的问题，它都限定了答案”。罗马尼亚一位前领导人谈到制度与人性的冲突时说，
（上个世纪）
五十年代初的内部清洗，每个受害者也都曾经是迫害者，结果摧毁了传统的社会道德，当一个人被指控时，他往往就从英雄转为懦夫，承认莫须有的罪名。这些老一辈的执政党员仍然坚持从前的理想，不过就像海伦娜父亲所说：“我绝不会再用武力强迫任何人快乐了。”
许多当年的反抗者同样难以适应新时代，不愿承认道德力量必须让位于实际政治，如波兰的米奇尼克、捷克的哈维尔、匈牙利的康拉德、哈拉兹提等人都非常反感议会里的利益冲突和争吵不休，但年轻一代却对此觉得很正常，他们熟悉托克维尔、洛克、密尔、诺齐克和罗尔斯等人的著作，并且认为老一辈异议者的知识已经过时，一位匈牙利青年人对作者说：
“我们才是他们的导师。我们有法律架构。我们可以在他们之间扮演协调者——到80年代中期，他们就已经开始吵架了。”
在新的时代，政治正在走向实际，不再具有残忍和神圣的元素。在作者看来，由于经历过狂热信仰和毫无信仰的年代，东欧的年轻一代身上带有怀疑主义的色彩，这与其说是一个信念，不如说是一种制衡的行为，企图将希望的力量与合理期待的谦逊结合起来。
东欧正在重估文学和艺术的价值
作者在游历中接触的人更多是作家，正是这些作家促成了东欧的剧变，但他们却没有料到迎来的是一个自己不熟悉的世界。作家们照常聚会，谈论时事，抨击现实，回忆地下生活和坐牢往事。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当年的反抗其实是美学的反抗，展览馆展出的旧时代作品表现出他们曾经反对的艺术品位，在一幅油画上，一个年轻士兵正在朗读一份宣言，全家人聚在一个小房间里凝神倾听，崇敬地仰望着这位朗读者。
东欧正在重估文学和艺术的价值。当年，波兰和匈牙利作家的写作往往是采用文字游戏和隐喻，虽然作品能够出版，但同时却也形成了语言的双重性，读者不知道他们在写些什么，不知道作者内心真正在想什么，而捷克却连这种隐喻的空间都没有，所以作家们只能搞地下文学，因为不指望出版，反而获得了某种自由。
2014年11月，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了戴面具的游行活动，以纪念本国民主革命成功。
然而，当东欧作家可以真正自由地写作和出版作品时，他们却发现自己陷入了迷茫。书店里一下子出现了各种通俗读物，摆满明星自传、色情作品和烹饪等书。作家们开会时也越来越多地谈论生意，他们请人来讲解自由市场的出版业规则，因为他们不清楚现在是按页计算稿酬，还是按照别的什么方式。有一点是清楚的，大家都意识到严肃文学不会再有销路，将会由市场来评判作家，而不是由政府豢养作家。
匈牙利的加博尔夫妇是犹太人，曾遭受纳粹迫害和五十年代的清洗，参加过1956年起义，为此夫妇俩都曾长期失业。如今加博尔任职于一家文学杂志社，妻子安娜在一家女性杂志社工作，由于必须考虑大众口味，她采访作家康拉德的书因商业性不强竟不能出版，为此她很忧心文化价值遭到摒弃，就像她丈夫加博尔所说，一切都更不确定，以前知道墙壁在那儿，现在却不知道要去推什么。
罗马尼亚的老一辈作家同样面临文学商业化的问题。过去，文学必须歌颂当局，现在可以自由地写作了，作家们却不知道如何写。相比之下，年轻一代作家却充满了自信，有个叫扬安的作家说，在齐奥塞斯库时代，他们有个地下文学团体，悄悄阅读到手的每一部西方现代文学作品。他们决心与最近的文学传统切割，因为老一辈作家“总是在迁就检查制度写作。总有一种面纱，一层帷幕，掩盖在他们所写的所有文句之上”。他们已经习惯了谎言，从来没有真实地反映现实，所以年轻一代的信条是：“拒绝暗示手法，拒绝伪装掩饰。”重要的是，新的文学要有想象力和风格，还要有思想。
如今东欧文学已经告别道德反抗的时代，摆脱了审查制度后，作家们将会创造出什么样的艺术作品？归根到底，当东欧作家意识到创作的真正意义时，就像伏尔泰所说，他们必须耕耘自己的花园。
此书作者本人就是一个作家，书中对人物和环境有许多细腻刻画，表现出独具特色的观察和感受。作者没有像从前的西方作家或记者那样，去东方寻找西方的未来，而是想要去寻找东方的未来。那里“未来”的愿景正在取代“过去”的生活，但还是保留了“过去”的许多民族特性。阅读此书，读者仿佛能感受到波兰人的沉重、捷克人的保守、匈牙利人的开通、罗马尼亚人的阴郁和保加利亚人的轻松。
或许与波、匈、捷相比，外界对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了解要少得多，因而作者的描述就更加令人印象深刻。她在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之行，就像是一次黑夜中的冒险。那里不仅流传着古代吸血鬼的故事，历史上的公国统治手段也极为残酷。居民把自己称作是东方人，乡村木屋前的门廊代表着从生到死的通道，隐喻一个人应以宁静的心态去看待死亡。墓园里的十字架上绘有死者生前的场景，被称作“快乐墓园”，似乎是在表明生命短暂，因而不必在乎人世的黑暗。
罗马尼亚有一首古老的叙事诗，讲述两个牧羊人密谋杀害另一个人，那个人知道后决定安详地把自己献给璀璨的星空，这是一个背叛和分裂的故事，但罗马尼亚人从中看到的却是平静接受无常和死亡。这个矛盾体现了一种暴力与温顺的结合，人们在谈论现实时，通常都带着人生无常的宿命口吻，反映出这个国家压制多于自由的历史。当时，罗马尼亚刚刚发生剧变，一切都处在混乱不定的形势之中，人们对此表现出兴奋、恐惧和紧张，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否已拥有自由，但他们相信，正如一个民间故事所昭示的：“生命都有自己的命运，以及万物都各有其自由。”
保加利亚人对民主政治具有一种可爱的单纯看法，新任总统的顾问德扬对作者说，做政治人物的顾问就应当领薪水，这代表自己的道德中立，没有被收买。他们心目中的政治人物应当是有道德责任感的，追求权力是为了造福人民，而不是为了满足个人野心。这也是东欧许多家庭两代人共同的反思，依据道德信条采取行动，承受自己思考的结果。
几十年的经历使得东欧人不信任权力，对于有机构请西方人来为选举提供咨询，强调塑造候选人的公众形象，一个保加利亚学者觉得好笑，他认为东欧人已经厌倦了谎言，他们想要真实的东西，想要真诚。因此，当有人坦率地问作者，她是来办正事还是纯粹享乐时，她感到了一丝尴尬。毕竟，无论她如何热爱这片土地，她终究只是一个外国观察者，不是他们中的一分子。这是一个愉快的尴尬，长期被压制的东欧人终于有了表达真话的权利。
东欧的重生看上去充满活力，它正在“迈向欧洲”，或许也包括西方的浮华。不过，多数东欧人仍然相信伦理价值在生活中的重要性，重视自己与他人、与世界真挚坦率的关系。在作者看来，如果东欧转型在某种程度上是复古的革命，那它同时也是怀疑的革命，是祛除了天启希望的革命。那里正在进行一场新的实验，从碎片中重新定义，它或许将促使现代人重新思考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人类想要世界包含什么。
自从霍夫曼此书出版后，又是二十多年过去了。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早已成为发达国家，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也已加入欧盟。当世界各地游客去东欧旅游时，古老的宫殿、城堡和教堂使他们感到着迷，那里的风情已经与西欧的城市和乡村没有两样，人们脸上显出和平的神情。尽管对生活仍有许多不满，甚至常有不同观点的冲突，广场上偶尔出现的示威活动就像是在享受娱乐。在那些想要在东欧寻找某种新东西的外国游人眼中，回归生活的日常性，东欧变得平常，再也没有令人激动的事件和人物。
霍夫曼的文人式愿望没有实现，东欧人虽然选择了不同于从前的方式，但却没有采取不同于西方的方式，从而成为某种东西的先锋。这样的结果其实是可以预见的，理想与现实永远都有距离，经历了最美好理想的幻灭，东欧处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的裂隙中，它的终点是无限。
在某种程度上，这本书称得上是一部杰出的散文作品。作者优美的文笔赋予这部游记很强的文学性，其中既有对事态的敏锐观察，又有对历史的熟悉把握，更有对人物景致的真切描述。作者采用夹叙夹议的方式，将游历中的见闻和感受结合在一起，表现出人与人之间心灵的交流，既让人了解到东欧的文化，又带给读者美的享受。
需要指出的是，译者胡洲贤是一位台湾人，曾在美国进修翻译，他本人也是一位作家，所以其译笔堪称通达优美，很好地传达出了原作的文学意味。即使当作纯粹的文学欣赏，这部游记散文也值得一读。
作者 景凯旋（南京大学教授）
编辑 安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