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取保候审18年“戴罪之身”苟活着
在看守所关押近5年后，1997年5月，夏邑县人民法院对案件开庭审理并作出一审判决，张玉玺犯故意伤害（致死）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张玉玺觉得委屈，“我没打死人为什么要认。”他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1997年10月18日，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原判认定被告人张玉玺犯故意伤害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撤销一审判决，发回夏邑县人民法院重审。
真凶归案，他一直取保候审
在案件发回重审前6天，即1997年10月12日，张胜利与张叶在浙江海宁被公安机关抓获。
2001年7月19日，夏邑县人民法院对张胜利、张叶故意伤害案一并判决，以故意伤害（致死）罪判处张胜利有期徒刑十三年，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张叶有期徒刑三年。
张胜利判决后2个月，即2001年9月11日，夏邑县公安局对张玉玺作出取保候审决定。
停尸五年，院子里杂草丛生
张玉玺从看守所出来后第一件事是去要地。“有了地才能活着。”1998年村里分地时，张玉玺在看守所里，没有分到地。
从看守所出来，已近10年光景，女儿、儿子几乎不认得张玉玺，母亲住在外村妹妹家附近，平时靠讨饭、捡麦子维持生活。
停尸五年的房子也无法再住人，院墙和东厢房都倒塌，院子里长满杂草。
海南打工，幸亏不需身份证
“得活着。”张玉玺想，为维持生活，张玉玺和妻子段月霞带着三个孩子前往海南建筑工地打工。他很庆幸当年出去都不需要身份证，工地上用工也不需要看身份证。他觉得愧对老婆孩子，拼命干活挣钱，有时候加班能连着干一天一夜。“压抑的时候会掐自己，越烦越干活，干起活儿来就不想了。”这一干就是十多年。
工地上，张玉玺用别名“张超印”。他从来不会提起蹲看守所的经历，怕孩子被人笑话。“一直给别人盖房子，自己在老家却连个屋都没有。”妻子有时埋怨他，他开玩笑说，“要不是我，咱们也不能来海南看大海。”
转了一圈，又回到原点
张玉玺想，不能再这么不清不白活着。“我不觉得我有罪，觉得怎么着都得把冤伸了，不能让人看不起。”回海南后，张玉玺会悄悄留意法律方面新闻，找旧报纸看。2003年，张玉玺曾找过海南一位律师帮他申诉，律师打了一圈电话，告诉他“联系法院，法院说退回检察院了，联系检察院说退回公安局了，联系公安局说补充侦查之后又递法院了”。
转了一圈又回到原点，律师不想再打电话问了。“律师费至少一千，我一天才挣四十块钱，还得租房、吃饭、供孩子上学，请不起啊。”
张玉玺只能每年回河南收麦时去找找法院和乡政府，但是没有回应。回到海南，他又找了媒体反映，也没有被关注。
在这期间，两个儿子回老家借住姑姑家上了高中，又考上大学。“这几年啥钱没落住，就供了俩学生。”张玉玺说。
想讨说法？案已“中止诉讼”
2016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开始施行，将七种“疑罪从挂”情形认定为刑事赔偿中的“终止追究刑事责任”，明确“疑罪从挂”案件受害人有权获得国家赔偿。
张玉玺关注到了这一信息。
2016年上半年，张玉玺找郑州一位律师向夏邑县人民法院递交国家赔偿申请书，要求赔偿被羁押3357天的赔偿金813401.1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84690.38元，共计1098091.48元。
然而，从2016年7月11日立案以后，没人给张玉玺一个说法。直到2018年6月1日，张玉玺在河南高院诉讼服务自助平台查询才得知，他申请夏邑县人民法院违法刑事拘留赔偿一案，在2016年9月7日中止，中止的理由为“其他应当中止诉讼的情形”。
■来源：新京报
观察
“疑罪从挂”该休矣
玉玺为找回自己的清白，等了二十多年。
这是一场马拉松般的审判，从1997年发回重审到如今宣判，整整过去了22年。要知道当年二审法院发回重审，等于重新走了一审程序，而《刑事诉讼法》对于一审的审限是受理后“二个月以内宣判，至迟不得超过三个月”，最长3个月的审限变成了漫长的22年，张玉玺就这样作为“戴罪之身”活着，大半辈子都没有抬起头。
法律是法庭里的国王，关乎人命的刑事判决，只能以事实为依据，不能把被害人家属的情绪、司法官员自身的利害得失，作为审判的考量，如果瞻前顾后，则法治公信就会受损。
近年来，司法机关也认识到搞“疑罪从挂”、“疑罪从轻”的危害性。2013年，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对此有深刻反思：对指控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有罪，就应当依法宣告无罪，不能再搞“疑罪从轻”、“疑罪从挂”那一套。2015年，时任最高检检察长曹建明也明确表态：坚决摒弃疑罪从轻、疑罪从挂的错误观念和做法。
严格按“疑罪从无”解决“存量问题”，依然需要司法机关拿出很大担当和勇气。当下轰轰烈烈的司法改革，正是为了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的完善，让法律成为法庭的国王，不要让庭外的因素干扰司法判决。同时，民众也要逐渐接受疑罪从无的刑事司法理念。
打破纪录的22年疑罪从挂，是“迟到的正义”。
■沈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