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江苏作协主席范小青：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这么看重身份？
《灭籍记》中的“籍”是几张纸片，更是个人生存于社会之中的证明，历史、政治、社会、伦理等对一个人的身份将产生哪些影响？而身份的丢失对于一位普通人而言又意味着什么？一张证明身份的纸却成为不可承受之中。在作者自述里，范小青写到一个近乎荒诞的情境，当一个陌生人拿出可以证明他身份的纸，你依然不相信，因为人们对于纸的迷信，就出现了许多的假纸，你无法知道他的纸是真是假，你也无法知道他这个人是真是假。
“呵呵，现在你麻烦大了，你信无可信，你甚至连这个世界是真是假也无从确定了。”范小青写道。
范小青
范小青，著名作家，现任江苏作协主席，自1980年代发表小说处女作以来，共出版长篇小说二十部，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女同志》《赤脚医生万泉和》《香火》《我的名字叫王村》等，获得鲁迅文学奖、林斤澜杰出短篇小说奖、汪曾祺短篇小说奖等多项大奖。
在1月19日下午的新书发布会上，范小青与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沈阳大学特聘教授贺绍俊、鲁迅文学奖得主李浩一同探讨关于身份的话题。
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这么看重身份？
在谈到《灭籍记》的主题时，贺绍俊提到，范小青抓住了我们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我们都是有身份的人，没有身份在这个社会是不能存在的，整个小说在探讨身份这个问题。
范小青通过三个互相关联的人物和故事，讲述了不同时代的人如何寻找自己的身份。小说第一部分讲的是一个叫吴正好的年轻人寻找一张房契的故事，他突然听说爷爷可能有一个大宅，如果找到房契意味着一夜暴富。在寻找房契的过程中，吴正好遭遇了复杂的人际关系。寻找带出一个大问题：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为什么会这么看重身份。
小说第二部分讲的是假如一个人失去了可以证明自己身份的那张纸会是什么状况，或者说，被灭籍以后人会变成什么样。一个叫郑见桃的主人公是5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因为满腔热情追求爱情，竟然把自己的那一张纸弄丢了。那张纸弄丢了，在这个社会上几乎就等于没有这个人存在了，等于被“灭籍”。这意味着，在日后的生活中，她再也不能以郑见桃的身份活在这个世界上，她只能不断想办法冒充不同人的身份，她的后半生有不计其数的名字，唯独无法变回郑见桃。
《灭籍记》，作者：范小青，版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8年12月
小说第三个故事最具荒诞色彩，讲的是用一张纸可以创造出一个人来的故事。故事主人公叫郑永梅，事实上这个人并不存在。郑永梅的父母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假如家里没有一个孩子，会被别人怀疑是特务。于是，夫妻俩只好想方设法在户口簿上登记、申请了一个叫郑永梅的孩子的户口，因为有了这样一张纸的证明，这个叫郑永梅的人就存在在世界上了。在小说里，郑永梅的父母每天晚上在弄堂里喊，永梅回来吃饭吧，其实是喊给别人听的，让大家都以为他们家有一个郑永梅。
这三个关于寻找身份的故事从上世纪50年代写起，一直写到当下。贺绍俊认为，在过去那些特定的年代里，身份的证明不仅仅约束了人们的自由，约束了人们的行为，更像一张薄薄的刀片，阉割了我们的精神。比如第二个故事里的郑见桃本来是一个充满朝气对世界充满向往的年轻女孩，因为身份的丧失，逐渐变成了一个无法在社会上生存的人。
以上这三个故事听来荒诞，但范小青说，实际上生活中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她谈道，在她单位，每年都会进来一批复转军人，这些年轻人到年底就需要走访老同志。但他们不认识老同志，也没有感情，见到老同志，只是把保健品和慰问金随便塞给对方就走人，至于是否真的是那个老同志，他们不需要确认，也不在乎。
范小青还提到一个例子，现在很多老同志档案材料里出现很多问题。因为他们年轻时填档案很随意，出生年月日随便填，那时如果想改年龄也很方便，找大队书记弄一下就可以。但问题在于，现在组织对身份卡得非常严，所以如果档案里面有三个年龄，要认最大的那个年龄。而且，上世纪70年代前出生的人普遍没有保存出生证明的意识，因此很多人没办法证实自己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生的，像这样让人啼笑皆非的例子太多太多。
《灭籍记》里有荒诞的层面，但在阎晶明看来，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去理解这样的荒诞，是完全把它荒谬化？还是持一种批判的态度？范小青没有这么做。其实是个人在这样的身份面前的焦虑，或者是一种无奈，这个恰恰又符合我们生活里面的常态。
身份焦虑是现代性的通病，也是当代社会里一种秩序化的要求，在阎晶明看来，如果这个小说完全是批判态度，如果上升到认为身份只是一种单纯的压抑控制的力量，因而要求解放的话，这个作品的格调就低了。范小青写出的是个人的身份焦虑与无奈，又符合生活的常态。
西方的荒诞主义到了中国就变成了现实
范小青的创作一直延续现实主义的道路，而这次《灭籍记》则有更先锋主义、现代主义、荒诞主义的味道。对此，贺绍俊认为，范小青作品里的荒诞性跟先锋派或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荒诞性不一样，他称之为理性的荒诞，或荒诞的理性。范小青的荒诞不推向非理性的极端，她是对荒诞性进行理性思考，用荒诞性来归结到一些理性层面，其基调底色还是现实主义。
阎晶明则谈道，西方的哲学理论等在中国的土壤下，都会变成现实主义。他举了一个例子，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是莎士比亚提出的哲学命题。但是中国网上有一个段子，讲到北京大学的保安上来就会问你三个哲学问题：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我觉得很好啊，这就是中国。你不能说他只是一个简单的浅表的消化，这里面很有味道，很有意思。这都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感受到的一些很奇妙的，有的时候也很奇葩。”阎晶明说。
《黄金时代》，作者:王小波，版本:新经典文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7年4月
那么，中国土壤下的荒诞主义和西方意义上的荒诞主义有什么区别？阎晶明谈到王小波在小说《黄金时代》后记，讲了一个关于伦敦天空的发明者的故事。英国有一个画家画伦敦的天空，搞了一个画展。参观者看后觉得是瞎画，伦敦的天空不可能是红色的，结果从画展大厅出去后，大家抬头一看，伦敦的天空就是红色的，只是自己习焉不察，没有发现。画家画的不是荒诞，就是真实。“你认为的荒诞是你认为的荒诞，但实际上我写的是真实的。” 阎晶明说。在他看来，加缪、卡夫卡等人的荒诞里也有现实主义的一面，只是因为西方现代化更早更快，工业化程度更高，对人的异化思考得更早。
在网络虚拟自我的时代里，会产生新的“灭籍”吗？
现场有一位观众提出一个问题，随着我们进入互联网社会，尤其近两年区块链的发展，底层信用被重构。未来一二十年，随着区块链的发展，人类信用在互联网上重构一个虚拟的自我，另外一个新的灭籍是否会产生？
贺绍俊认为，这是给范小青提出的挑战，她可以续写新的《灭籍记》。“我们这个社会一方面社会结构越来越紧密，另一方面，每个人的自由的意志也越来越强烈，这二者构成强大的张力。在这种情景下，肯定会有新的《灭籍记》，所以完全可以写《灭籍记2》、《灭籍记3》。”
活动现场。
2018年，范小青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变脸》，部分处理了这种互联网时代的身份困境。在刷脸时代，我们的老脸真的有用吗？范小青就遭遇到了尴尬。她有好几次要刷脸过南京南站的闸口时，发现机器无法识别她的脸，而且她身边有很多朋友也出现了类似的状况。
在范小青看来，时代剧变的时候，老的规则正打破，但还没有完全打破，新的规则正在建立，但还没有完善，因此会有缝隙，这个缝隙里面就是荒诞的种子，荒诞的种子就是文学的种子，这是非常好的写作的时代。
“以前我们家五个人，有三个人户口本上都出生于2月1号，那是非常奇怪，我们没有一个人出生于2月1号，我身份证现在还是2月1号，但我不是那天生的。”范小青笑着说。
作者：沈河西；
编辑：走走；
校对：柳宝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