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为何这些文明都没落了，中国5000年的能量却在这40年爆发？
这个“圆”很重要。
改革开放时期与中国以往的历史发展脉络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改革开放的能量源泉究竟来自哪里？
英国地理学家、地缘政治学家哈·麦金德在其著作《历史的地理枢纽》里有这样一句话：
“一个特定时刻的历史进程，不论是政治、社会或人类活动的其他方面，不仅是环境，而且也是以前所有取得动量的产物。”
这句话和我今天的主题非常贴合。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起飞，也可视为是漫长中华历史的延长线上一个新的阶段。虽然体现为一个成功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但也是特定的历史和自然环境孕育而成的一个结果。
我想解释的是，改革开放的短短四十年可以在5000年的历史当中寻找它最初的动量——对今天一直都有所贡献的动量。就像麦金德所说的，每一个历史进程总是不断贡献着一些动量、动能，最后终于在这40年里，把历史上这些有利的因素都调动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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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圆”
图1 人口与GDP变形图
图1是依据人口和GDP画的中国地图变形图，在这两个图里我画了两个圆圈，北部从河北省的中部切过去，西北部从山西省中部切过来，南部沿黔滇边界向南，与北宋时期的边界非常一致，因为北宋与辽边界在北部就是今天的白沟到山西朔州雁门关这一线。今天，我们来关注这个圆，看看为什么这个圆形区域这么特殊。
这个圆圈，是中国最肥沃的土地，而且，从中国最早的国家版图形成之后，这一格局一直延续至今。
秦最早分天下36郡，郡设守、尉、监，到秦末期有48个郡，版图往北到辽西一带，往南还比历史好多时期更大一些；魏晋南北朝早期、西晋版图也是这一块；北宋的版图就是一个非常圆的一个版图，都与图1的圆圈非常一致。明朝早期版图是比较大的，后来像东北这些地方都丢了，在一段时间里也是一个近乎圆形的版图。这个圆形区域，我有一个命名，叫“北宋圆”。
这个“北宋圆”实际上是从圆心的部分逐步扩大而成的。周成王时有一句话“余其宅兹中国”，当时理解的“中国”是一个地理文化的中心，不是政治体的概念。《周礼·王制》：
“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国三十，七十里之国六十，五十里之国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国…”
就表现出圆形。而《禹贡》的
“令天子之国以外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
就是一圈一圈往外的地理概念。这种地理和文化观念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
图2 2014年NASA卫星图示
图2是2014年NASA卫星拍摄的图片，最初是为了测量碳排放，也体现了植物表面对光的反射。从这张图也可以看出我们的这个近乎圆形的区域。欧洲的颜色比较淡，它是很晚才开始有了连续农业。再往南近乎黄色的地方，由于气候问题等各方面问题，不是一个适合连续农业的区域，所以没有发展出连续发展的农业文明。这张卫星图片说明，直到今天人们仍然能够辨识出这个圆形区域——我们可以一直追溯到文明发生之前，从植物的分布看到中国这一块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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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型定居文明与“天治主义”
孔飞力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书中有一个重要的发问：在何种意义上，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是一种“中国的过程”？有一种理论，总是说我们的现代化是一个被西方1840年船坚炮利给打出来的，大家按照刺激-反应的模式来理解。其实现在很多学者，包括美国一些汉学家，越来越倾向于其实本身存在着一个中国自己的过程。贾·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中提到，
“现代中国的最肥沃地区于公元前221年第一次在政治上统一起来，并从那时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维持着这个局面。”
他也观察到中国有一个最肥沃的地区，从秦朝时形成的最早的国家版图之后一直维持这个局面直到现在。
图3 亚欧大陆农业带分布图
图3解释了中国从黄河中下游发展起来的连续农业带，然后到南方，AB是先后的意思。在印度和地中海地区都有不同面积的连续农业地带，但没有像我们这样一个连片的、面积很大的区域，而是分散的，一些小块的区域，而“转农”的意思是很晚才开始的农业革命。整个欧亚大陆中心地带主要是游牧文明，而不是定居文明，再往北边就是冻土带，西伯利亚森林地带，中国的东北也是很晚才开始有连续文明农业的。
1915年英国地理学家詹姆斯·费尔格里夫（James Firegrieve）写过一本书叫《地理与世界霸权》（Geography and World Power）他用等比例尺对比了黄河、渭河流域和埃及尼罗河，从比较中可以看出黄河中下游一带的面积之大。黄泛区的面积也很大，黄河的多次改道也制造了一片非常肥沃的区域。
图4 地中海重要的农业区域（公元1-2世纪）
如图4，地中海连续的农业地带大概可以分成10块，合起来不到80万平方公里，而中国在秦朝的时候已经有300多万平方公里了。周朝时，北部已到辽宁西部，西边到甘肃东部一带，面积有两百万平方公里，是整个地中海其他几个连续农业地带的数倍。春秋时期，中国已涌现出了诸子百家，欧洲才刚有简单的哈尔施塔特文明。战国至秦汉时期，中国进入文明的第一个高峰，欧洲进入“拉坦诺文明”时期，但是当时的罗马帝国和今天所说的欧洲文明不是一回事，应当归为地中海文明。在汤因比《历史研究》这本书里有一段专门讲两者之间的关系：
“好像从旧社会中的一根肋骨变了新社会的脊骨”。
在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下产生了一种“天治主义”思想，这个词梁启超用过，他认为诸子百家其实都是一种“天治主义”。“天”可以有秩序、可以有刑、可以有威，“天”还有历数。道家认为人不用做事，“天”自动什么都有了。儒家、法家会更进取一些，墨家最极端，认为人只要相互之间不争斗，兼爱就什么都有了。可以想象，这种政治哲学思想在中东沙漠里是很难发展的，而只能在自然地理环境非常好，早期农业革命非常成功，物产丰富到短时间内就会出现很繁荣的局面的地区才可能产生。
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对比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其他文明，找不到第二个地方会产生《论语·子路》这段话。冉有拉着孔子走到了当时的卫国，“既庶矣。又何加焉”？这么多人了还要怎么样呢？孔子说“富之”，想让他们富就可以让他们富。
而中东地区，在“共同体”结成之前，社会交往方式往往只有两种：抢劫和复仇。两个骆驼队相遇了不是你抢了我，就是我抢了你，因为没有别的生活资料，我不抢你我就饿死了，败了就复仇，下次遇到再抢。因此，在这些地区，伊斯兰教的产生实际上是进步的，终于能够让这一地区的所有部落打破各部落之间血缘关系，建立了一种共同体，统一臣服于“真主”，这与因自然地理环境优势而形成的政治文化完全不同。
图5 印度地理环境与军事防线示意图
从地理上看，印度也有一个很肥沃的地区，非常适合发展连续农业。我们观察图5，历史上曾经当做当作军事防线的这些地带，粗的线就是近乎永久性的军事防御地带，比较细的线有的时候是军事防御地带，有的时候不是，就是表示曾经是某个地区的军事前线。在印度的西北部，有一个开伯尔山口，每一次异族入侵几乎都是从这里进来，印度次大陆的不同王国只能建防线来防御一拨接一拨的入侵，从来没有形成像“北宋圆”这样的有一个中心有四周的圆形区域。如果印度也有这样一个强势的早期文明的话，它很可能也会在开伯尔山口修建长城，那么历史就会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印度始终都是一个囊括很多不同民族、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四分五裂的国土。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讲：
印度对于事物的见解是一种“普遍的泛神论”，但是是一种“想象”的泛神论，而不是“思想”的泛神论…所以每一件东西——日、月、星辰、恒河、印度河、野兽、花朵——每件东西对于它都是神。在这种神圣性之中，有限的东西便丧失了存在和稳固性，所有的理智也因此消失了。
直到今天，我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很难理解印度教为什么有那么多神。
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里专门比较了为什么印度没有发展出像中国这样的政治秩序：
“（中国和印度）政体的性质可以说相差十万八千里”，“孔雀王朝…政府用人完全是家族式的，受种姓制度的严格限制。…据我们所知，孔雀王朝也没有统一度量衡，也没有在管辖地区统一语言。…孔雀王朝的终止导致帝国分崩离析，分割成数百个政治体，很多尚处在国家之前的层次。”
孔雀王朝阿育王时期也基本统一了印度大部分的领土，但是他没有建立和发展出像秦始皇时期那样的真正的国家政体，因而，始终没有跟中国在同一个发展轨道上。
这两个人关于印度的描述至今仍然是具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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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转移
巴菲尔德在《危险的边疆》这本书里面讲到
“游牧民族的统一与中原的统一几乎同时完成，这并不是一种巧合。同样，中原经济的衰败及其分裂本不会影响草原，却对草原产生了直接影响。”
实际上很多研究中亚、内亚游牧帝国的学者，包括法国人格鲁塞写的《草原帝国》，都发现了这个现象。中原王朝统一强盛的时期恰恰也是草原统一的时期，中原衰败了分裂了，草原也同时衰败、分裂，双方是一个共生的关系。从秦汉时期开始，只有中原强盛了，草原才有条件统一强盛起来，草原总是通过向中原索贡敲诈获得财富和发展。而中原总是处在这样一个困境当中：到底是进攻，是防御，是让它进来内附，还是前出漠北去击破？
所以我们怎么来理解我们的历史？在我看来，这一演化进程可以用中原国家和草原帝国各自的生产力、军事力、贸易力、文化力四种力的互动与消长进行描述。
图6 冀朝鼎：基本经济区的5次转移，作者根据书中内容绘制
经济学家冀朝鼎在他的《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书中揭示了中国主要基本经济区的几次转移。战国秦汉时期，经济重心一直在北方，在三国时期有三个基本经济区；但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如果单纯从经济地理角度讲，北方的四分五裂反而是进步的，由于战乱，大批中原人不得不向南逃，客观上带动了南方的经济发展。隋唐时再次大一统，经济区扩大；五代宋辽金时北方胡人南下，中原南移，基本经济区进一步向南移；元明清时北方和南方分成两个经济区，所以有大运河的漕运，把南方的经济产出运输到北方来。如图6。这本书里面有句话可以当作理解中国历史的一把钥匙：
“占优势的经济区一旦确定，控制了基本经济区的首领，就获得了优越的物质利益，而胜过与之竞争的其他集团，最后把国家统一起来。”
第一种情况，军事力中心与生产力中心在中原重合。秦汉时期，以中原或者说我所说的“北宋圆”为中心，军事力和生产力合一，建立了大一统的国家。第二种情况，军事力中心在北方，生产力中心在中原。南北分裂时期，北方的军事力强于南方，南方纯粹蜕变为生产力中心。谁控制了这个中心谁就有可能重建一个帝国，宋辽时期和魏晋时期都是这样。第三种情况，军事力中心与生产力中心在帝国中重合。唐代、蒙元、清代均是如此，利用“北宋圆”这个生产力中心来获得了充分的财力、物力，支撑起一个帝国的政治架构。第四种情况，军事力中心围绕生产力中心环立，多个军事力中心出现了。明朝以及隋朝后期基本是这个情况。
韩茂莉教授在《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2015）把历史分成三个阶段：如果说中国疆域扩展经历了黄河与长江流域两大农耕区的联合、以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为基点的疆域伸缩、突破北方农牧交错带三个阶段，那么第三阶段几乎决定了泱泱大国的基本版图。
研究中国历史上的GDP时即可发现，在军事力和生产力重合时期，国家的GDP就是增长的，因为它平衡了。而GDP不增长有两种情况：一是种南北分裂战乱频生；一种是军事力环立，国家不得不用财政的很大一部分来用于养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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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密度与经济增长
“只有当人口相对于定居的土地达到一定的密度时，更有效的资源利用体制和生产体制才变得可行。……农业强度增大的过程是人口增长刺激的结果。”
这是意大利人马·利维巴茨在《世界人口简史》里面讲的。这个观点和马尔萨斯的观点完全不同，实际上人口必须达到一定的密度，经济才有可能更快发展。我们用这个观点来理解图8描述的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增长情况，大概在清代中期有一次人口的陡升。
关于这一阶段人口增长的原因学者们做过很多的解释，我倾向于这些因素都起作用了，包括美洲新作物番薯、马铃薯、玉米等的引进，包括版图的扩大，以及“和平红利”，还有清朝的“摊丁入亩”等等政策的实施。在乾隆末年人口已达3亿，突破历史上最高人口上限，到道光十四年1834年已经到4亿了，从3亿到4亿才短短的40年时间。
如果说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是一个至关重要因素的话，我们经济起飞的人口底子应该在乾隆道光年间打下的。
刚才我讲了，从周朝开始形成中国的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现代主权国家居然把清代的版图大部分继承下来，这应该是毛泽东这一代共产党人伟大的历史功绩。孙中山最早要求“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他理解的中华就是明王朝长城以南的区域，不包括东北、蒙古、新疆、西藏。
胡焕庸1934年那篇论文最后有一句话
“其多、寡之悬殊，有如此者？”
他有一个惊叹，说居然在64%的土地上，只有4%的人口，而另外36%的土地上有96%的人口，他说“多寡之悬殊”居然是这样的。其实如果从明清看过来，那时的人口分布已经算是很均衡了，原来没有多少人的东北地区已经有几千万人了。在广泛分布之后他才发现的这条线。今天，我们的现代化到这个程度，修了这么多高速铁路、公路，但是人口密度的分布改变并不大，主要人口还是集中在胡焕庸线东面这一块。
当人口达到4亿以后大量人口从农业转入非农经济，这也为手工业和早期工业起飞奠定了人口基础，商业、贸易这些方面都开始发达起来。还有一点就是游民，大家知道历史上王朝的覆灭往往是游民导致的。人口增长过多，土地兼并过烈，造成了大量失地游民，结果盗贼蜂起，天下皆反。但是我们看我们新中国的建国历史，游民的贡献却是巨大的，必不可少。大家去读毛泽东《井冈山斗争》里面有一句话，他说“红军成分，一部是工人、农民，一部是游民无产者。游民成分太多，当然不好。但因天天在战斗，伤亡又大，游民分子却有战斗力，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在此种情形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的一法。”共产党的办法是改造游民，把游民改造成职业的革命者，为建国贡献力量。
鸦片战争以后开埠通商，出口从1882年到1931年也增长到12倍、13倍。这再次说明，只要有一段和平的时期，有开放的贸易，中国的经济增长马上就起来了，可见这块圆形的区域对于经济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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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海洋帝国的边疆出现
新中国继承了清代大部分版图，前三十年在这一超大版图范围内实现了现代国家的国家建构并建立了强大的国防。稳定的政治-军事环境加上良好的经济地理环境，使新中国具备了成为世界最大生产基地并形成世界最大生产力的巨大潜力。
中国的现代化有一些自己的条件：世界最大定居文明、最大生产基地，连续的农业文明、发达的手工业，草原帝国版图和海洋的连接，清中叶人口的翻番、游动人口剧增，从中原-草原到中原-海洋的转化，人口的全空间分布，生产基地的工业化转型，工业化先进地区的建立，工业化的全版图布局等等。这些条件都在同程度上为改革开放40年这一次惊人的经济腾飞奠定了、创造了条件。
中国在历史上一直有陆防、海防之分。草原和中原之间有一个交错线，大约是400毫米降水线，也就是长城沿线。明代以后在东南部又出现了第二条线就是海洋线，海洋的战略意义越来越大，历史上的“北宋圆”开始跟海洋有了互动。施展在《枢纽》这本书中将其称为“秩序的创生力”所在地，试图解释这两条线到底是什么关系。
图7 历史上各个朝代的路防与海防
图7描绘了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的陆防和海防情况。明朝有多个军事力中心环伺，军事力、生产力在中原这个圆当中重合，但是国力仍然是萎缩的，无法扩张出去。清朝解决了这个问题，并建立了一个草原和中原四力合一的大帝国。
从日本得到的资料显示，康熙年间，中国与长崎之间商船往来曾经达到数千艘，那个时候东亚的海上贸易是存在的。但是一旦海洋成为了威胁之后就会闭关，就会萎缩下来。1840年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大规模入侵，但是海洋方面实施开埠通商因而实际是畅通的，当时经济是发展的。民国时期经济有过两次黄金十年，但是最后还是被日本入侵打断。新中国成立的前30年，我们把海洋认为是威胁，觉得帝国主义的侵略随时会发生。改革开放之后恢复了开埠通商，海洋再次成为了贸易通路，安全问题只剩下台湾问题，但这已经不是大问题。我们的军事能力上来了，所以这个圆也扩大了。
所以这样看下来，一直存在一个沿海与内地之间的交替。从清末五口通商开埠开始，是海洋方向的开放。到了1949年建国以后，内陆有一个“156项工程”的分布，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考虑到海洋方向是一个威胁，所以都是往内地分布。1964年开始的大三线建设完全是防御态势，收缩到内地，应对可能到来的全面战争，北方也是防御，沿海也是防御。然后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再一次把海洋方向开放了。后来“十二五”期间又有一个西部大开发再一次开发内地。现在我们终于可以把海洋和内地一体考虑了，出现了三纵两横、几个经济带这些东西，全领土的规划都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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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地理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再次实现了历史上多次出现过的“四力合一”，经济潜力得以充分释放，借助于自由开放的全球化体系，实现了震惊世界的经济增长。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地理环境也在出现新的变化。
最后以温铁军教授在《改革开放40年“三农”问题的演进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的一段话作为结束：
“中国文明本质上是具有生态文明内涵的农耕文明，由我国气候和地理所决定的生存文化内在的差异性、多样性，在经济、政治、文化乃至于精神信仰方方面面都有表现，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拥有多样性的生存方式，包括社会方式、经济方式、文化方式，天然的具有生态文明的内涵，如果按照中国文明自身的历史变迁轨迹，不会有那么激进的工业化、城市化。”
来源：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
责任编辑：张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