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李稻葵：不能以保护民营经济为借口来保护落后产能
中国经济在机遇与挑战中走过坎坷而又平稳的一年。在2018年行将结束时，民营经济走到了“聚光灯”下，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年中，“民营经济退场论”甚嚣尘上，年尾，一场座谈会廓清了对民企的思想迷雾。
11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民企座谈会上说，我国的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不仅不能“离场”，而且要走向更广阔的舞台。随后，各部门和各地政府声势浩大驰援民企，资金与政策并行，民营企业在艰难的环境中迎来希望。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正如所言，40年中国经济面貌翻天覆地变化的同时，也是民营经济波澜壮阔的发展史。
除了民营经济，2018年房价快速上涨势头继续被遏制，金融保持稳定，去杠杆进一步推进，传统经济和新经济依然展现出巨大的潜能。2018年即将结束，2019年倏忽而来，明年民营经济如何发展，中国经济又将走向何方？
新京报经济新闻部一如既往推出年度巨献《看2019•新声》，邀请国内顶尖级经济学家、企业家和官员，共话民营企业，问道中国经济。
2018年3月8日，人民大会堂，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全国政协委员李稻葵进行大会发言。新京报记者 陶冉 摄
精彩观点：
1、我们此前的金融政策希望把整个杠杆率降下来就行了，这种“一刀切”的去杠杆是懒政行为，也属于金融政策不到位。
2、要调整金融结构，把加在银行身上的地方融资的压力拿走就行了。
3、监管只要做一件事，即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
4、中国经济最困难的调整阶段恐怕已经过去了。
民企从未像现在这样引发关注。为何这两年民企处境艰难？一系列现象背后的实质是什么？ 该如何救民企？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建议，应该按照市场的原则一视同仁对待民企——既不要歧视，也不要专门地保护。尤其不能以保护民营经济、发展民营经济为借口，来扶持一些本来就该淘汰的企业，不能以保护民营为借口来保护落后。
李稻葵认为，中国经济最困难的调整的阶段恐怕已经过去了。总的来讲，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要比改革开放40年以来许多阶段所面临的困难小很多。
民企的困境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必须经历的痛苦
新京报：为什么最近两年民企发展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在你看来，民企面临的困境是什么？
李稻葵：坦率地讲，民企面临的困境在本质上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缩影或者集中表现。
中国经济要转型，各个行业都要升级、调整。与之相对应的，传统行业的集中度要提高。比如，汽车行业有上百家企业，随着集中度提高，很多汽车企业活不下去，这个过程当然是很痛苦的。此外，还有一部分企业要升级，从过去比较低的质量向高质量提升，以适应居民对高质量生活的要求或者国际竞争。
转型升级带来的痛苦对所有企业都“一视同仁”，人人都苦，人人都难，与国企、民企性质无关——比如，格力电器是国企，做手机还是失败了。这是因为现在手机市场竞争激烈，在行业集中度提高的过程中，很多手机企业必然要破产，就剩那么一两家，下一步手机行业还会进一步整合。
但为什么国企没有面临这些问题，没有听到国企的抱怨？这是因为，此次中国经济调整的焦点在下游，是下游的产业要转型升级，而大部分民企集中在下游，国企大部分集中在上游。而且，国企在前些年去产能的过程中已经经历了转型的痛苦了。现在国企的日子好过了，今年国企利润增速在15%左右。
民企面临困境还与金融政策以及金融结构改革不到位有关。我们前段时间的金融政策有点操之过急了。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有一个错误的理念，即把化解金融风险等于降杠杆。但实际上，化解风险的本质是什么？是去掉那些坏的杠杆、烂的杠杆。风险低的、高回报、高质量的好杠杆为什么不能增加？好杠杆的债券和贷款还应该增加。我们此前的金融政策希望把整个杠杆率降下来就行了，这种“一刀切”的去杠杆是懒政行为，也属于金融政策不到位。现在为什么民企得不到贷款？因为去杠杆之下政策收紧，其实不应该这么收紧。
应该给相关的金融机构明确一个目标，采取定向治疗、靶向治疗、精准治疗。比如，三年之内把已经报的烂账、呆账都给处理掉。
金融结构要调整、要改革。现在为什么民企得不到贷款？除了去杠杆之下政策的收紧，还有一个因素是——银行大量的贷款实际上最终流向了地方政府。
在过去这七八年，地方政府一直在搞建设，修地铁、修高速公路、修高铁站。地方政府哪来的钱搞这些建设？当然大量的是从银行借的钱，但这些项目都是长期项目，地方政府借的这个钱短期内肯定还不起。所以，地方政府找的出路是——找一个跟地方政府关系比较近的国有企业，拉一个国有企业搞一个PPP。哪有那么多的PPP？本质上不都是企业替政府去贷款吗？对于银行来说，他们都知道这些贷款最后都是由地方政府承担的，而在我们国家地方政府肯定不会破产的，没有违约风险，因此银行不用在贷款前做调查，而且这些处在上游的国有企业目前经营情况也不错。这些因素一摆，银行当然愿意把这些钱给国企了，而且是大额数量的贷款。而如果贷款给民企的话，还要做调查、还要评估风险、还要负责任。
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新京报：那金融结构如何改革？
李稻葵：我们首先要承认地方政府现在借了很多钱，承认已经形成了一大笔的债务，其次要把这些债务明确化，变成长期债务，而不去从银行借贷，不去影响正常的企业贷款。必须专门给地方政府的债务设一个通道做长期的（比如20 年、30 年的）地方债，让地方政府在这个市场上去借钱。
我的建议是设立一个相当于世界银行一样的银行机构，专门用于向地方政府发放贷款。在一只手在金融市场发债融资的同时，另一只手去监管地方政府，去查地方政府的项目——如果项目合适，就发放贷款，项目不合适，就不贷款。
通过这个方式，把地方政府加给银行的借贷压力化解了。如果这事做成了，银行就解放了，就可以专心致志地给企业服务了，民营经济的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根本上也会得到缓解。否则，银行会永远围着地方政府的项目和企业转圈，这就影响到了民企融资了。
新京报：有观点认为，因为国企和民企的地位不平等，导致了银行采取了一个差异化的信贷政策。
李稻葵：这个看法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问题本质是什么？本质是银行也是追逐利润的，目前国有企业处在产业上游，利润好。因为此前经营不好的国企在上一轮去产能中已经被淘汰了，现在留下来的国企都是经营不错的大型国企。此外，银行也明白，国企的贷款会有地方政府兜底。对于“嫌贫爱富”的银行来说，当然把这些国企当作优质资源。
所以，民企融资难并不是因为身份，没有那么复杂，银行其实也是在商言商。
新京报：前一段时期，资本市场一度出现了“国进民退”的争议，你如何看这一说法？
李稻葵：我不同意这个看法，这一现象同样不是政策导向的意识形态问题，也是在这一轮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出现的特有的现象。所谓的“国进民退”这个现象和民企融资难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
但怎么解释这一现象？现在一些国企和央企因为产业结构布局在上游，以及周期性等因素，现在还是能盈利的状态。但与此同时，很多民企在经济转型中碰到了困难，要重组合并或者破产出局。
既不要歧视民企，也不要专门地保护，一视同仁最好
新京报：最近监管出了很多支持民企的政策。在你看来，应该怎样救民企？
李稻葵：按照市场的原则一视同仁最好。一视同仁就是——既不要歧视，也不要专门地保护。我想强调的是，目前在中国经济产业调整和升级的过程中，肯定会死一批企业的。不能以保护民营经济、发展民营经济为借口，来扶持一些本来就该淘汰的企业，不能以保护民营为借口来保护落后产能。在上一轮去产能的过程中，国企已经调整了一轮。现在很多下游的企业产能过剩，在民企集中的下游产业调整的过程中，很多高杠杆、面临破产的企业，该出清的企业要坚决出清。
此外，对于目前民企面临的融资难问题，只要做对两件事就行了——第一，把金融政策搞对了，不要一刀切地收那么紧，不要盲目地把去杠杆作为目标；第二，把地方政府借贷从银行那里“割走”，让地方政府去债券市场融资。只要把这两件事处理好了，处在第一线的银行自然会判断什么样的企业值得放贷，什么样的企业不值得放贷。
新京报：很多人批评监管的手伸得太长了，微观行政干预痕迹过强。如何能够实现“既尊重市场，又能够弥补市场失灵”？
李稻葵：从大的方面看，要调整金融结构，把加在银行身上的地方融资的压力拿走就行了，使得银行真正为企业服务。在具体政策上，监管政策动不动是次要的。
监管只要做一件事就行了，即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不要把企业的控股身份作为放贷的标准，作为判断企业金融风险高低的标准。
新京报记者 李冬 摄
新京报：现在监管出的措施，主要集中在银行、股市、债市等金融领域。现在支持民营企业民营经济是不是只能从融资方面入手，你是否有其他的一些建议？
李稻葵：其他的建议就是要尊重市场。改革开放40 年的一个法宝就是，地方政府积极帮助企业家解决问题，这一条不能丢。但在过去一段时间，因为反腐等原因，政府不敢和民营企业家来往了。我们在调研中碰到很多民营企业家，他们反映现在政府不管企业了，政府把民企当成路人，甚至病人，这是不对的。
市场不是真空存在的，不是说企业一点都不需要政府管，还是需要政府来发挥作用、帮助企业解决问题。这一条可能比融资还重要。
中国经济最困难的调整阶段恐怕已经过去了
新京报：今年很多人为中国经济忧虑，你如何看待当前的中国经济？
李稻葵：我觉得，中国经济最困难的调整阶段恐怕已经过去了。
回顾改革开放40 年的历程，中国经济最困难的历程有三个阶段：首先是上世纪90 年代初，当时是高通货膨胀之后的经济低迷；第二个阶段是在90 年代末，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加上国企改革，上千万的职工下岗，而在当时商业银行出现了资不抵债的局面；第三个阶段是2012 年至2015 年这段时期，严重的产能过剩导致很多企业利润下滑，出现了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连续50 多个月负增长。
回顾历史看今天，我们今天面临的困难相对之前的困难要小多了，容易多了。现在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基本稳定，上游企业利润可观。中美贸易摩擦还在持续中，现在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在GDP的占比是4%，而在金融危机时，这一占比远比这个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经济的创新能力有了大幅提高，研发在GDP 的占比到了2.1%了，已经超过了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了。中国的研发的总量，按照美元计算，也和美国差不多很接近了。中国在科研创新上在往上升级，换位想一下，美国人为什么着急引发贸易摩擦？ 因为美国有一种不安全感，认为受到了中国的威胁。
当然中国经济还面临很多问题——要调整金融结构，结构调整了，很多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要合理应付中美贸易摩擦。今年很多企业抢出口，所以外贸在今年不会拖经济后腿，但明年就可能拖后腿了；要在经济转型期帮助能转型的企业转型，妥善安排要出清的企业；国企改革也要到位，现在很多国企因为占据上游的资源，所以利润可观，但国企的效率还要进一步提高。此外，科研的创新能力也要进一步激活，目前科研创新潜力还有很多没有发挥出来，比如给科研人员的回报不够。
但总的来讲，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要比过去面临的困难小很多。从经济增长目标看，今年经济增速预计在6.6% 、6.7%，实现年初的目标没有问题。我也呼吁大家不要着急，沉下心来。
同题问答
1. 新京报：2018年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经济事件是什么？
李稻葵：中美贸易摩擦。美国今年在中美贸易方面咄咄逼人，咄咄逼人的背后实际上是“外强中干”。如果美国还像从前那样自信的话，还用得着怕中国吗？中美贸易摩擦还会持续，中美关系也开始进入矛盾频发的新阶段。但总的来说，我觉得不会进入“冷战”，因为中国方面有比较清醒的认识。
2. 新京报：2018年中国经济最大的一个亮点是什么？
李稻葵：2018年中国经济最大的亮点是经济结构有所调整，研发投入、创新能力在上升。此外，从4月的博鳌论坛到近期的进博会，中国摆出了进一步开放的姿态。
3.新京报：2018 年的哪项改革措施是你最关注的？
李稻葵：我最关注中国对外开放的一系列改革。比如，汽车的关税要逐步下降。现在中国的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等有较强的抗打击能力，竞争力较强，不必担心金融开放带来的冲击，金融业的开放还有很大的空间。我觉得，证券业应该完全开放，中国的证券公司完全扛得住外资“走进来”。但资金方面不要乱动，资本不能在境内外“乱窜”，资本项目的开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新京报记者 侯润芳编辑李薇佳李蕾 校对贾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