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我们该如何拯救北京老城？

2018-11-12 | 浏览：

原标题：王军：我们该如何拯救北京老城？

胡同、青砖灰瓦和四合院，是一代老北京人的回忆，也是中国近代史的见证。然而，这些作为历史记忆载体的老房子，如今大多已经变成了街道、新楼盘和购物广场。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著名的 “梁陈方案”败给了前苏联专家的意见起，北京老城就开始了一个大拆大建的过程。改革开放后，随着财税体制改革，地方政府开始依赖“土地财政”。北京的“旧城改造”更是进行得如火如荼。

王军在1991年大学毕业之后，便到新华社跑城建口，现担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和故宫学研究所副所长。二十多年来，他每年要完成大量调查研究任务，给决策部门提供参考。他系统地研究了梁思成学术思想、北京古城保护及城市规划问题，并著有《城记》、《采访本上的城市》、《拾年》和《历史的峡口》，也一直为保护老城、合理规划而奔走呼吁。

王军

2017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对《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的批复提出，做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城市特色风貌塑造，加强老城和“三山五园”整体保护。当下北京老城的情况是，一方面很多房屋长期衰败，无人修葺，另一方面，很多被拆掉的老城区，在进行大规模房地产开发，兴建“假古董”。

11月9日，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统规自建、流水不腐：北京老城恢复性修建的适宜路径”的座谈会上，王军发表了自己的最新看法。他认为对老城进行恢复性修建，必先查明老城衰败之因，才能对症下药。我们必须思考：老城位于北京城的中心地带，身处黄金宝地，为什么长期失养，得不到保护？为什么古代北京未曾发生过这样的情形？为什么以房地产开发的方式，推行大规模“保护工程”，无助于解决这一问题？

老城复兴，离不开生于斯长于斯的民众

王军认为，去年国务院“老城不能再拆”的批复体现了中央保护老城的决心，针对的是北京老城之内，长期存在的大拆大建问题。所以，当前应该全面叫停老城内的成片拆除项目，进行清理、筛查，即时撤销、转移，以确保已为数不多的老城无失。

在确保老城无失之后，如何进行恢复性修建呢？当下对于老城的普遍性做法，就是所谓的“恢复性修建”，也就是对历史街区进行大规模房地产开发，兴建仿古建筑，或要对历史街区用青砖灰瓦做一些表面文章。对于这样的“城市化妆运动”做法，王军表示反对。

重新建仿古建筑的前门大街

以北京的前门大街为例，尽管前门大街的恢复性修建修得很到位，甚至照着老照片来修仿古建筑；但王军认为，由于地皮不能一小宗一小宗地卖，导致当时修好很久后，有些地方卖不出去，还是无业主状态，老的居民和住户也不会回来。

类似的问题，同样出现在耗资巨大的钟鼓楼历史文化保护区改造规划中，当地老字号店铺和原生态的风土人情都跟着消逝了。王军去探访当地的商贩，他们最苦恼的就是没有回头客，这里变成了一个景区。这意味着曾经有机的社区不存在了。

在老城修复这件事情上，区政府没意识到，其实只要老城不拆了，大家对这地方还是有信心的，政府反而可以少花钱，由于老城独特的景观，资本还是会进来的。

老城的保护和复兴，离不开生于斯长于斯的民众，离不开财产权的保护，离不开政府的公共服务投入，也离不开可持续的改造计划。王军从中国古代的传统中，寻找到老城保护的一些思想资源：多方参与，统规自建，产权明晰，流水不腐，这些都是看得见的传统。恢复性修建，首先要恢复的是这样的生长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从最根本上，推动老城的保护与复兴。

在政府的设计导则下，中国古代民众能自己建造房子

中国古代的城市建设，跟西方的很不一样。西方很多城市是“生长”出来的，而以北京老城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城市，是以统一规划著称。其建造实施，分工明确。住宅以居民为主体自主建设，按照统一的设计导则兴建，生成宏大有序的城市母体建筑群，这就是“统规自建”。

另外，房屋的质量依靠产权人与市场的力量维持。实际上，政府保护房屋产权，建立有序的不动产交易租赁秩序，依靠居民与市场力量进行修缮、更新，并不需要政府大规模资金投入，使房屋质量常年不腐，这就是“流水不腐”。

王军认为，这个传统在中国历史里源远流长。元大都建设的时候，就在一定的准则下让大家自建房屋。明清两代亦是如此，政府对营缮制度有详细规定，比如说用什么样的颜色、哪里不能用斗拱等。民众在政府的设计导则下，也有自由度去发挥，去建造自己的房子。这就是统规自建的传统。政府不必大量花费资金进行整体建设，也能保证北京老城在景观上和而不同、错落有致又井然有序。

元大都规划平面图

而且，中国古代对私宅权益的保护也做得相对到位。在居延出土的汉简上有云：“禁吏毋夜入人庐舍捕人。”《唐律疏议》贼律条夜有这样的条款：“诸夜无故入人家者，笞四十。主人登时杀者，勿论。”在法律上，无故私闯民宅是一种罪行。这里体现的是中国古代的执政者，对于私人房产权益的保护态度。有了这种保护态度，房主们才有安全感，才会去不断花钱维护修缮自己的房屋。

另外，我们总说中国古代只有刑法，没有民法，其实“民有私约如律令”。王军认为民间的契约和合同，不妨就可以被认为是“民法”。“民有私约如律令”这句话，最早出自西晋太康五年的杨绍买地券砖里。在这之后，地券的文字慢慢在唐末形成定格，都会标记四方边界，以及有中间人作担保。可见，中国古代并不是不重视契约，而且有着相对发达的民间社会。

杨绍买地券砖

此外，早在宋代，中国就有“房地产税”了，当时叫“城郭之赋”。这支撑起了《清明上河图》里繁荣的汴京。宋代打破了市坊制度，城市商业的繁荣，是“城郭之赋”的基础。收上来的钱，一部分用来提供城市公共服务。《东京梦华录》有记载：“东京每坊巷三百步许，设军巡铺屋一所，铺兵五人，夜间巡警收领公事。又于高处砖砌望火楼，楼上有人卓望。下有官屋数间，屯驻兵百余人，及有救火家事……各领军级扑灭，不劳百姓。”可见，类似于治安、消防等现代公共服务，已经在宋代初具规模。

在新中国创立初期，1954年的宪法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但是在极左时期，私有住宅的产权体系遭到破坏，私房被充公，或被违法侵占，大杂院和危房问题由此产生。

改革开放后，官方启动了大规模的危改计划，面对拆迁的强势，老房子虽然身处黄金宝地，也无人敢买，无人敢修。沉疴难愈的产权关系，不动产制度的变动，瓦解了城市的自然生长机制。理不清的产权关系，随时可能拆迁的不安全感，大家自然也不会主动花钱去修葺自己的房屋，仅存的北京老城便愈加破败了。

老城的衰败问题，自此而来。王军认为，这种现象可以称之为“政策性衰败”。“政策性衰败”需要用政策来治，是推土机无法去除的。住宅权利的稳定，乃住宅生命之“源”，住宅市场的公正，乃住宅生命之“流”，一个城市欲“源远流长”，此道不可偏废。

让老城重新生长起来

王军最后给出建议，一次性大规模改造要被小规模改良取代。群众参与，能为城市复兴提供强大动力。政府也需要提高公共服务能力，保障居民权益，维持社会的稳定，保持社区生活的延续性。而基于遗产价值、不动产价值的税收政策，也能为城市财政提供支撑，形成良性循环，而不是依靠大拆大建吸引开发商的土地财政。

在老城恢复性修建的具体过程中，伟大的城市形态诞生于伟大的机制。这个机制就是统规自建、流水不腐。政府制定设计导则，以居民为中心，调动居民的积极性，并推动住房制度改革，完善基于财产权保护的公共政策，鼓励产权人参与房屋修缮，建立有序的不动产交易租赁平台，确保房屋质量流水不腐。这样才能从老城的细胞开始，慢慢修复老城的肌体。

比如国内的香格里拉古城的灾后重建，就是统规自建的典范。火灾之后，政府规划好了边界，居民们自己盖，但是得用传统的方法和传统的手艺。政府提供资金和技术上支援。这样盖起来的房子，还是老城的味道，老城似乎又重新生长起来了。此外，玉树灾后重建的案例也是统规自建的典范，还有绍兴老城的保护案例，这都是北京老城改造值得参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