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人民大学教授、财税专家朱青：中国社保费主要矛盾是未富先老
明年开始，社保费统一划归税务部门征收。不少人心里不踏实，严格征收会不会增加企业和个人负担？对此，上周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抓紧研究适当降低社保费率，确保总体上不增加企业负担。
对于社保来说，保障和负担是一对矛盾，这个问题究竟应该怎么看？降低社保费率，到底有多大的空间？针对大家关心的这些热点问题，麻辣财经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财金学院朱青教授。
作为财税专家，朱青教授从1985年开始研究社会保险改革，在此领域出版过多部著作。朱青教授快人快语，回答直截了当，从更深层面剖析社保制度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办法和未来改革的方向。下面是专访全文：
麻辣财经：社会保险费明年由税务征收，严格征收会带来社保缴费提高吗？
朱青：长期以来，我国社保费的征收体制比较混乱，全国有24个省是由税务部门征收，其余的省市（包括四大直辖市）由社保部门征收。在24个税务征收的省份中，也只有少数几个省是税务部门全责征收，即由税务部门核定社保费的征收基数并负责征收，其他省份则是由社保部门核定基数并委托税务部门代征。
社保费的征收基数是企业的工资，征收基数实不实直接关系到社保费的收入规模。由于税务部门对企业的工资、薪金发放情况比较了解，所以人们担心一旦明年税务部门接手全责征收社会保险费，征收基数就会进一步做实，社保费负担也会因此而提高，我认为这种情况有可能会发生。
麻辣财经：请说说您如此判断的理由？
朱青：之所以会作出上述判断，是因为根据我们的了解，一些地区社保实际缴费基数并没有完全按照国家的制度来执行，从实际缴费工资占职工平均工资的比例看，有的地区还不到60%。
税务部门由于本职工作，能够全面掌握企业的工薪水平：一是个人所得税以工资、薪金为课税对象；二是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的项目之一是工资、薪金。特别是企业在缴纳所得税时往往要如实申报工资、薪金，以达到在税前充分扣除的目的。这样，如果企业在缴纳社保费时虚报工资、薪金总额，税务部门通过内部数据比对分析是很容易察觉的。
麻辣财经：您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研究社保问题，您认为当前我国的社保费率是否合适，还有没有下调的空间？
朱青：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因为社保费的征收是“以支定收”，而“收”又包括缴费收入和财政补贴收入两部分。例如，城镇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目前除了东部七个省市没有财政补贴外，其他省市都有一定的财政补贴。这个金额2017年达到了4600多亿元，而2005年时才500多亿元。
现在很多人呼吁降低社保缴费率，目前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率全国并不统一。例如，厦门最低，为12%，广东平均大约14%，福建和山东为18%，大约有10个省（包括北京）是19%，剩下的地区是20%。社保缴费率有没有下调的空间，关键看缴费率调低后会不会导致入不敷出。
这里面有三个考虑的因素：一是税务征收后，缴费基数能够进一步做实的程度，如果缴费基数增加较多，费率当然就有下调的余地；二是当地社保基金累计（滚存）结余的程度，像广东、四川、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结余较多的省市，如果适当下调企业养老保险的缴费率，短期内不会影响当地的养老金的支出；三是当地一般公共预算补贴的力度，如果一般公共预算能够拿出更多的财力补贴社会保险计划，那么降低缴费率就有空间。
各地区上述三个因素都不尽相同，所以很难说各地下调社保缴费率的空间有多大。但总的来说，目前缴费基数不实、社保基金结余较多、当地一般公共预算比较充裕的地区，其下调社保缴费率的空间比较大。
麻辣财经：社会公众对社保费征收这么关注，你认为背后暴露出的问题是什么？
朱青：社保费是按工薪的一定比例征收的，就像工薪个人所得税一样，是对劳动的一种课征，它无疑会是企业劳动力成本的一部分。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下，企业的日子不好过，如果再增加劳动力成本，企业的经营会面临更多困难。
但另一方面，经济再困难国家也要保障老年人的生活待遇，退休金不能降，甚至还要随物价的上涨有所提高。这样，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就面临着较大的收支矛盾。
麻辣财经：那您认为怎样才能缓解这个矛盾？
朱青：造成上述矛盾的根本原因是我国的“未富先老”。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研究中国的养老保障制度时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发达国家是“边富边老”，等人口老化时其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以及国家的财政收入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有较充足的经济能力给老年人提供经济保障。而我们国家人均GDP还不到9000美元，60岁以上人口就达到了17%以上，而且未来一二十年内老年人口还要大幅度增长。老年人退休前创造财富，退休后不再创造财富但要消耗财富，而财富主要是年轻人创造的，这就会造成代际之间的矛盾。即使是发达国家，面对日益严重的人口老化，也都出现了国家财力不足的问题。
从当前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财务状况看，全国收支总体是结余的，但地区之间收支平衡状况差距较大：有的省不仅当年收不抵支，而且历年结余也所剩无几；有的省市（往往是劳动力流入的地区）则能做到“收支平衡、略有结余”。
造成各地养老负担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力流动造成各地退休职工的抚养比参差不齐。目前，全国平均是2.7，即2.7个在职职工缴费养1个退休职工，但在经济发达的广东抚养比接近9，而劳动力大量流出的黑龙江和吉林，其抚养比分别为1.3和1.4。抚养比较低的地区，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矛盾都比较突出。
解决养老基金这种“苦乐不均”，最彻底的手段就是实现全国统筹，但又一时半会儿很难做到。从今年开始，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省际调剂制度可以起到“抽肥补瘦”的作用，对缓解养老保险基金“苦乐不均”会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今后还要不断加以完善。
未来应对老龄化、解决养老保险基金的缴费问题，除了完善省际之间的调剂制度外，恐怕还是要增加一般公共预算对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补贴。因为一般公共预算80%以上的收入来自于税收，它们的征收不仅是对劳动的课税，而且还包括对资本和消费的课税（如增值税）。增加一般公共预算的补贴，可以避免随着人口老化而不断加重对劳动力的课税，从而让社保费的负担在劳动力、资本和消费三大税基之间进行合理的分摊。
另外，中央已经决定，要划拨一部分国有资产充实社保基金，这项工作如果落实到位，对缓解未来社保基金收支缺口的矛盾也会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
当然，上面都是从资金角度分析的。从经济角度看，未来解决我国养老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大幅度提高职工的劳动生产率，正像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要“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因为只有这样，年轻职工创造的物质财富在充分满足自己消费的同时，才能满足退休职工的养老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