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四川日报头版】 川大中华文化研究院让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时代活力
让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时代活力
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成立，吸引着海内外学界的目光
走进四川大学望江校区东门，右转，紧挨图书馆的一条小巷内，是一处老建筑群。这里经过精心改造后，9月27日，正式开门迎接师生。当天，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正式成立，这座院落正是研究院的所在地。
“有近百年历史了，这里做过学生的宿舍，也曾被用作校长的办公室，今天焕发新生机。”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舒大刚格外激动，声调都不自觉地高了起来。为让院落更符合中华文化研究院的“身份”，舒大刚说，从绿化风格到展陈设计甚至是每一处对联的布置，都独具匠心。
在舒大刚看来，如果研究院是一棵小树苗，它已经有了强壮的“根”——文化自信，这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是题中之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建设，鲜明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去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我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部署要求，制定出台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施意见，坚持把握导向、立足学术、着眼传承，围绕构建研究阐发、保护传承、国民教育、宣传普及、创新发展、传播交流6大体系，规划17个重点工程项目，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一体传承。
立足学术发挥优势解决突出问题
百年川大，文史哲等传统文化学科历来是优长学科，学科建设广受关注。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的成立，吸引着海内外学界的目光。当天的成立大会上，来自北京师范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国内外著名高校的专家学者应邀出席。
易学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郑万耕为研究院的成立点赞，“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延续和发展，关键是文化在延续和发展。”他认为，这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举措。“立足学术，发挥好高校的学术优势，能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提供重要动力，推动解决目前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省委宣传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整合了古籍整理研究所、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和中国俗文化研究所的优势资源和力量。舒大刚坦言，以前3个研究所尽管有名气，但没有独立的招生计划，招收生源无保障，导致教学计划无法统筹安排，学科建设缺乏长远规划。随着研究院的成立，四川大学明确，中华文化研究院将得到在博士生招收指标和科研经费投入上的支持，也正在着手研究制定独立的招生计划。
出实招办实事形成传承发展合力
从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成立大会现场走出，四川大学图书馆馆员王飞朋豪情满怀。他师从四川大学杰出教授项楚，学习古典文献学，2015年博士研究生毕业后选择留校工作，继续开展学术研究。“研究院成立，就是为传统学科包括绝学和冷门学科‘扎起’了。从中央到地方到学校，大家都重视起来，传承发展优秀中华传统文化就有了合力，我们更有动力扎根学术。”王飞朋说。
“研究院的成立只是一个开始，有了组织机构之后，人才培养是非常关键的，学校、地方可给予职称指标、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支持。”郑万耕建议。
不仅在四川大学，省委宣传部还将支持有条件的高校因地制宜建立学术机构，深挖中华文化资源，深耕巴蜀文化沃土，发挥优势、重塑品牌，为文化强省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在省委宣传部支持下，四川师范大学正加快筹建“中华传统文化学院”，以四川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与传承传播为核心，弘扬蜀学传统，打造四川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与传承的核心力量和高水平基地。西华师范大学正加快建立地方档案与文献研究中心，立足学校在地方档案、写本与出土文献、巴蜀文献、革命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等优势特色，进一步传承巴蜀文脉。
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我省出实招、办实事。深入实施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推出李冰、落下闳等首批10位四川历史名人，成立和完善首批四川历史名人研究会9家、研究中心10家，筹建和提升历史名人博物馆和传习基地，推出一批研究著作、主题活动、文艺作品和旅游线路。启动古蜀文明保护传承三年行动计划，持续推动三星堆遗址、沱江流域及龙门山脉东麓考古调查勘探工作，开展《古蜀文明保护传承精品系列丛书》编辑出版，组织开展古蜀文物巡展，成功举办“古蜀华章—四川古代文物菁华展”中国国家博物馆首展。深入实施传统节日振兴工程，积极开展推选传统节日吉祥物、征集传统节日形象标识、推介传统节日经典诗词等主题活动，推动形成以“七大传统节日与少数民族传统节日、传统时令节气”为主要内容的“7+X”传统节日体系。考古发掘取得重大进展，老官山汉墓出土的医简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江口沉银遗址入选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等。（李寰、张立东）
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成立
9月27日，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成立大会在四川大学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甘霖出席并讲话。
甘霖代表省委对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文化建设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鲜明地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按照中央部署，四川正大力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提出了加快建设文化强省的目标。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应运而生，大有可为、正当其时。
甘霖说，希望中华文化研究院着力薪火相传，继承和发扬四川大学优良传统，担当传承文化、育才造士的重要使命，推动传统学科代有传承、发扬光大；着力返本开新，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富矿，深入阐发蕴含其中的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和中华人文精神，提炼出具有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着力融合传承，坚持开门开放做学问搞研究，深入民间、走向社会、走入基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入社会生产生活，实现活态传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紧密结合，实现一体传承，争取早日建成中国乃至世界一流的中华文化学府，在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绽放异彩。
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立足四川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优势，凝聚海内外优秀研究力量，建设具有“中国气派、巴蜀特色、川大风格”的世界一流人文学科平台。甘霖还调研了中华文化研究院建设情况，并与部分专家学者座谈交流。
揭秘“中国新诗文献馆”
1976年为毛泽东印制的《诗刊》大字本，右为同一期刊物的公开发行版本，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余如波摄。
刘福春与李怡主编的《民国文学珍稀文献集成》，其中一些版本来自刘福春的收藏。
刘福春印制的新诗作者情况调查表（正面）
刘福春收藏的《诗场》号外“卢沟桥事件专刊”
中国规模最大的中国新诗文献馆将在四川大学开启
汇集大量著作、期刊、报纸、诗传单、手稿、诗人档案、诗海报、诗人名片，图书资料超过10万种。有为毛泽东特制的《诗刊》大字本、谢冕等人所编写的1949年以后第一部新诗史手稿等。
9月27日，四川大学江安校区文科楼，62岁的刘福春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表示，10月10日“刘福春中国新诗文献馆”将正式开馆。
上世纪80年代初，就职于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刘福春开始有意识地搜集中国新诗文献资料，30多年来汇集了大量著作、期刊、报纸、诗传单、手稿、诗人档案、诗海报、诗人名片等，仅图书资料便超过10万种，其中包括“七七事变”诗传单、为毛泽东特制的《诗刊》大字本、谢冕等人所编写的1949年以后第一部新诗史手稿等“文物级”史料。
今年5月，刘福春受聘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特聘教授，他将自己全部的收藏带到川大，建立“刘福春中国新诗文献馆”，让这些珍贵的文献公开服务于社会。
9月20日，教育部本科教学审核评估专家组组长、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程建平教授，评估专家、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徐兴无教授来到即将揭幕的“刘福春中国新诗文献馆”参观并高度赞誉。（四川日报记者余如波）
人物名片
刘福春，享誉海内外的新文学文献专家。1956年5月生于吉林省前郭县，1980年从吉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文学研究工作，现任四川大学文学新闻学院特聘教授。
刘福春研究方向为中国新诗，主要是对新诗史料进行收集、整理与研究，完成了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中的《中国现代新诗集总书目》和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重点科研项目《新诗书刊总目》的编撰工作，并著有《中国新诗书刊总目》《中国新诗编年史》等著作，目前正在撰写《二十世纪中国新诗图文史》一书。
线装大字本
《诗刊》成“镇馆之宝”
两个房间、总面积160平方米的“刘福春中国新诗文献馆”中，数十排长长的书架引人注目，上面整齐摆放着刘福春30多年来搜集的诗集、学术著作、论文集等文献资料。“这还只是一部分。”刘福春介绍，自己多年来收藏的民国书刊、诗人书信等大量珍贵资料目前还存放在北京，准备亲自以“蚂蚁搬家”的方式一点点带到川大。
“刘福春中国新诗文献馆”开馆仪式上将举办一个小型展览，届时文献馆中最为珍贵的馆藏将集中亮相，其中就有专供毛泽东阅读的《诗刊》大字本。刘福春从书架上取下一个牛皮纸函套，打开后露出3本青灰色的线装本《诗刊》，开本大小是公开发行版本的两倍有余。据他介绍，这是1976年1月《诗刊》复刊时，专为毛泽东印制的60套大字本之一。展览上还将亮相一份1937年广东《诗场》报为卢沟桥事变推出的“号外”，上面不仅有当时一众诗人挽救民族危亡的抗日呼声，还附上一幅黑白木刻《卢沟桥》，这也是上世纪30年代兴起的中国现代版画的早期证物。
刘福春还珍藏了一本1933年刘半农编辑出版的《初期白话诗稿》，其中收录了李大钊、沈尹默、周作人、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的白话新诗手稿26篇。“作者均为新诗初期的先行者，作品也是新诗实践最早的成果。”刘福春说，《初期白话诗稿》是新诗刚刚诞生的“写真”，是初期新诗最珍贵的文献。同时由于直接收录手稿，该书还是书法艺术的珍品。
文献馆的海量藏品中，还有些常人和研究者很少注意的内容，例如“讣告”便装满了一整个文件夹，其中不乏艾青、冯至、卞之琳、胡风等名家。“曾经有人说只要和新诗有关系的纸我都搜集。”刘福春表示，这些看似和诗人创作无关的文献，往往能透露一些作品所不能反映的信息。
30余年搜集，3000多份诗人“调查表”
刘福春和中国新诗文献的缘分，还得从上世纪80年代说起。1980年从吉林大学毕业后，刘福春被分配至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担任著名作家、文学理论家唐弢的助手。恰逢社科院启动“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项目，喜欢诗歌的刘福春便主动承担了诗歌部分的搜集整理工作。
“这个项目要求必须见到原书，然后把全部的目录都抄下来。”几年时间里，刘福春跑遍了全国上下近50家图书馆，后来他又以同样的方式整理了文学所收藏的1949年以前全部刊物，给每首诗做一张卡片，记录其名称、作者和发表刊物。“这种笨功夫有一个好处，就是没有人看过的同一时期诗歌数量比我更多。”
一些诗人甚至通过刘福春的“小卡片”重新寻获曾经发表的作品。上世纪30年代，作家钟鼎文曾经以笔名“番草”在各种刊物上发表诗歌。时隔半个多世纪，刘福春通过卡片上的信息，列出了一份长达两页的作品清单，其中还包括一首钟鼎文年轻时期写给夫人的情诗《向日葵》。
这让刘福春对新诗文献产生了浓厚兴趣，1984年前后，他就开始给全国各地的诗人写信，寄去统一格式的“新诗作者情况调查表”，相当于请他们填写个人简历。“最多一天写了50多封信，除了收件人不同，内容其实都一样。”刘福春前后一共收回了3000多份调查表，通过这样的方式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并与众多诗人建立起长期友谊，不少人出版诗集后都会给他寄来一本。“每周我都要背着双肩包甚至拖着小推车，从收发室取回一大摞装着文献资料的邮件。”
珍稀文献，为新诗研究“另辟蹊径”
对于诗歌爱好者和研究者而言，刘福春的诗歌文献资料，首先挖掘出了不少过去鲜为人知的诗人和诗歌作品，其中一些甚至已成“孤本”。
上世纪80年代，刘福春与成都诗人张篷舟结识，后者将自己1923年出版的诗集《波澜》交予刘福春复印保存。“当年复印设备非常简陋，复印本字迹几乎都看不清楚。”然而，刘福春再也没有在其他地方见过这部诗集，以至于后来影印再版该书，也只能采用这个有缺憾的复印本。
2014年，刘福春与现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李怡合作，共同主编《民国文学珍稀文献集成》，目前已出版两辑共85卷，其中一些文献便来自刘福春自己的收藏。例如该“集成”中收录的徐志摩诗集《志摩的诗》，便是刘福春所藏1925年徐志摩自费排印的线装本。“大家熟悉的《沙扬娜拉（赠日本女郎）》，原版其实是《沙扬娜拉十八首》，再版时删去了前17首。”刘福春说，这一版本不仅能让读者了解到更为完整的徐志摩，还有助于学者通过对比版本差异，展开更深入的研究。
尽管搜集新诗文献资料的脚步一直没有停下，刘福春却坦言，自己的目的并非“收藏”而是“研究”。几年前，刘福春撰写出版《中国新诗编年史》上下两册，从1918年一直讲到2000年。“其中95%以上的内容，都来自我自己搜集的一手资料。”如今，不少研究者将其作为必备文献集和工具书。2020年恰逢中国第一部新诗集出版百年，刘福春准备届时推出一部“中国新诗书刊百年总目”，让自己的文献收藏惠及广大新诗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