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的维尔在一年前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离开效力五年的公司，脱产准备印度公务员考试（CivilServicesExamination，CSE）。
“老实说，当我还在大学的时候，我并没有萌生过考公的念头。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意识到当公务员可能是一份不错的工作，可以让我的职业生涯变得更加充实。我觉得我必须尝试一下，才不会给我自己带来遗憾。”维尔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
当地时间2024年6月4日，印度，持续六周共分七个阶段进行的印度大选投票结束，大选计票结果将于当日公布。 视觉中国图
在印度，人们“考公”的理由五花八门，多名受访者向澎湃新闻表示，稳定的收入以及社会对公务员职业的尊重是年轻人投身于考公热潮的最主要原因。也有人直言不讳地表示，对权力和社会地位的追求才是这股“考公”热背后的推动因素。
“公务员提供了只有大企业才能提供的一切福利。这份工作还提供了权力，每个人都喜欢权力。”在谈及考公带来的好处时，已在古吉拉特邦某政府部门担任公务员的卡尼向澎湃新闻坦言，印度有很多社会经济问题，如人均收入低和贫富分化，在这种情况下，贫穷人群、中产阶级和处于社会底层的印度青年可能很难获得质量较高的就业机会。
印度联邦公共服务委员会（UPSC）此前宣布，由于与印度选举重叠，原定于今年5月26日举行的公务员考试已推迟至6月16日。而就在刚刚结束的五年一次的印度大选中，73岁的莫迪有望成为继开国总理尼赫鲁后，第二位连续三届执政的印度总理，但莫迪并非如此前预期的取得“压倒性胜利”。新华社在报道中指出，计票结果显示，全国民主联盟共获得295个席位，其中现任总理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赢得240个议席。最大反对党印度国民大会党获得99个议席，其主导的反对党联盟印度国家发展包容性联盟获得231个议席。
印人党获得的240席不仅少于前两届大选，甚至都没有达到272席的半数。此次大选中，高失业率和高通胀率是印度选民最关注的议题。路透社在此前的报道中指出，印度的失业问题一直是竞选活动中的主要议题之一，国大党指责莫迪政府在为印度年轻人提供就业机会方面做得很少。
私人智囊团印度经济监测中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印度的失业率从前一个月的7.4%上升至8.1%。政府对1-3月最新的季度数据估算显示，15-29岁年龄组的城市失业率从上一季度的16.5%小幅攀升至17%，该季度整体的城市失业率为6.7%，也略高于上一季度的6.5%。印度政府没有公布印度农村地区的季度失业率数据。
虽然在过去三年，印度政府加大了道路、桥梁和其他基础设施的投入，以争取促进经济发展和创造就业机会，但印度的青年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自2014年以来，印度经济在发展势头最好的几年里创造了500万个就业岗位，但仍然不足以吸纳高达1000万至1200万名的青壮年劳动力。有专家警告称，尽管莫迪等官员大谈“人口红利”所带来的机遇，但倘若印度无法在未来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这种红利可能将变成“负债”。
当地时间2024年6月4日，印度，持续六周共分七个阶段进行的印度大选投票结束，大选计票结果将于当日公布。视觉中国图
“当我决定‘考公’后，人生仿佛按下了暂停键”
今年2月，印度联合公共服务委员会发布2024年公务员考试通知，报考申请于3月5日截止。维尔报考了印度行政服务（IAS）部门，该部门与印度警察服务（IPS）、印度外交服务（IFS）和印度税务服务（IRS）一样，属于印度考公难度最高的国家公务员部门，每年吸引数以百万计的考生报考。
在此之前，维尔在老东家工作了约五年多，比起刚毕业时踌躇满志的状态，五年来他逐渐对这份工作产生了一种倦怠感。“我究竟在为谁工作呢？公司的股东？还是客户？”这个声音一直萦绕在维尔的脑海中。当时，他苦恼于自己的工作努力和成效如何能被“看见”。
维尔是个传统的理科生，喜欢列举数据来说明现象。不过，他并非一个“政治冷感”的人，热衷于看些“国家大事”。“学习新的东西，一个试图了解印度和世界的人。”这是维尔在社交平台上对自己的简介。
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迷惘，他最终对成为印度行政服务的官员产生了兴趣。“印度行政部门的职能涉及在印度各个地区制定和实施政策。如果能加入这个部门，我可以为地区发展作出贡献。同样地，在官僚机构的每个分支中，我可以直接看到自己的工作影响了谁，以及是否有所作为。这就是我认为的‘充实的’职业。”
决定“考公”后，维尔与许多人一样选择脱产备考，日复一日地看书和做题。每天早上六点，在不少上班族还在睡梦中的时候，维尔已经起床准备看报，了解国内外时政大事。他表示，只有这么做，才能有机会答对初试中30%至40%的题目。
“看完报纸，吃完早餐，我从早上10点开始准备阅读或复习特定的考试科目，一直持续到下午1点。吃完午饭后，我又花了3个小时学习其他不同的科目。有时候，我还要给自己安排下模拟测试。”维尔这么描述自己的备考日程。
这样的“日常”还将至少持续数月。作为选拔国家公务员的淘汰性考试，CSE共分为三个阶段，初试、主试和面试。英国广播公司（BBC）曾在报道中称，印度每年有100万名考生报名参加这项艰苦的考试，只有不到1%的人能通过第二阶段的笔试。2023年，有130万人参加了初试，但只有14624名考生进入了主试环节。有人曾做过统计，成功被录取的考生在考场所花费的答题时间可能达到32个小时。
初试一般在6月举行，由两场公务员能力倾向测试构成，每场测试分别包含80至100道客观选择题，考查内容涵盖历史、地理、生态、生物、艺术、文化、数学、逻辑推理、统计和英语等多个领域。8月公布初试结果后，考生才知道自己是否能进入9月或10月举行的主试环节。
在主试环节，考生需要围绕特定的题目撰写论文，涵盖9个科目，包括印度历史和文化、国际关系、公共治理、经济管理、科学技术、道德文化修养，以及一门自选的印度语言资格考试。最后阶段则是次年3月举行的面试，结果于5月公布。从岗位申报到最后获得结果，考生需要花费超过整整一年的时间。
“并没有反馈机制告诉我，现在是否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或者成功出现的可能性有多大，这真的很可怕。”面对尚不确定的未来，刚刚从“职场人”转变成为“做题家”的维尔似乎还未能很好地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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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就读于机械工程学专业的他专业课均分超过90分，是人们眼中的“好学生”。大学毕业后，维尔顺利入职了印度一家数一数二的建筑工程公司，在担任项目工程师之后又被提拔到公司总部，成为了一名合同经理。而当下，维尔尝试把自己与外部世界隔绝并继续保持学习的状态，这对于一个工作多年的人来说困难不小。“你必须学会接受现状，暂停自己的生活一两年的时间。”用他的话来说，外面的世界不停在变化，丝毫不会为他们这类人而停下。
只要选择了“考公”这条路，人生的容错空间似乎就会变得十分有限，尤其是CSE这种对考生年龄有着严格限制的考试。CSE的年龄限制为32周岁。加上今年，30岁的维尔最多只剩下三年时间。话里行间，维尔总是透露出自己对印度社会发展的忧虑，这是他想要成为公务员助力印度发展的初衷，换句话说，支撑他走到现在的“更多是一种情怀，或者是突破自我的憧憬”。
“如果想要成功，就要排除一切杂念，不要有那么多顾忌。我目前的计划是最多考三次。如果我真的没有通过，相信凭之前的工作经历，应该不难找到一份工作。”维尔说。
收入之外，“公务员”的光环
但如若成功，维尔可以获得的无疑更多。
“如果考上国家公务员，我可以分配到一套房子、一辆公务用车，国家还会给我们请私人雇工。尽管跟我之前的工作相比，公务员的到手工资跟我在前公司的工资水平差不多。不过，算上一些津贴以及一些‘特权’，比如我可以分到的房子，公务员的收入水平显然更高。”维尔说。
维尔所报考的是全印行政公务员，每年仅录取一两百人，考上则可跻身印度社会的精英阶层，在政府各部门担任从副处长到常务副部长的职位，协助执政党治理国家、保障社会体系正常运转。《印度快报》报道称，印度人事、公共申诉和养老金部国务部长吉坦德拉·辛格曾向印度人民院表示，截至2021年1月1日，印度共有5231名全印行政公务员。
印度财政部网站文件显示，第七薪酬委员会成立后，公务员工资有所上调。印度行政部门（IAS）公务员的起薪为每月56100卢比（折合人民币4891元），最高可达25万卢比（折合人民币21799元），此外还有包括官方住所、用车（含司机费用）、各类津贴、学习假期以及退休后的种种福利。种种收入与福利显然远超印度普通上班族。福布斯网站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25岁至34岁年龄段的印度职场人士月平均收入为10780卢比（折合人民币940元），25岁以下职场人士的月收入则更低，为5905卢比（折合人民币515元）。
不过，对于本就出身公务员家庭的卡尼而言，收入并不是他选择考公的主要原因，他更看重这份工作自带的光环。“当了公务员，人们就会尊重你。”在担任公务员的父亲身上，卡尼早早地感受到了“权力”（powerful）的模样，也促使他在大学还没毕业时就踏上追求公务员理想的道路。
自记事起，卡尼便能感受到自己与其他“普通人”的差异。但是当被问及这种差异具体是什么的时候，他回忆了很久，似乎想要找到更准确的描述。“你能想到的所有方面，都能够体现公务员这个职业的光环，例如旁人对我父亲的态度。他们会对我的父亲毕恭毕敬，称他为‘先生’（Sir），而不是直接叫名字。跟我父亲说话时，人们总是很和气，并且富有耐心。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因为父亲的身份，老师对我的态度也会有所不同。”
“在外企工作攒点钱，过中产阶级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当一名有权力的公务员更好。上层阶层的孩子当然不需要考公，毕竟他们总有更好的选择，不用吃这个苦头，中产阶级和底层的孩子才是考公的主力。”卡尼告诉澎湃新闻，金钱、稳定、权力和尊重，只有少数工作才能带来这四样东西，公务员位列其中。
然而，卡尼的“考公”之路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2016年，他满怀期待参加CSE考试，但最终名落孙山。
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情绪低谷后，卡尼在第二年选择放弃“死磕”CSE，而是退而求其次，准备家乡古吉拉特邦政府的公务员考试。邦一级公务员考试的难度不仅更低，名额也更多，对他这种“二战考生”再合适不过。第二年的考试难度虽然有所降低，但有了第一年的惨痛教训，卡尼的家人依然严阵以待，丝毫不敢放松警惕。
也许是为了延续上一辈的荣耀，父母对卡尼继续“考公”的决定非常支持，全程负责他的日常起居和开销。也正因为没有被要求在毕业后立即找工作，卡尼得以留在家里专心备考。每天早上六点，母亲跟着卡尼早起，为他准备早饭，就连午饭和晚餐也按照他喜欢的口味准备。卡尼的父母十分开明，他们为自己的孩子留足了空间，鼓励他和朋友偶尔外出放松。得到父母经济上和精神上的双重支持，卡尼顺利地通过次年家乡的公务员考试，如愿晋升公务员行列。
当地时间2024年6月4日，印度，持续六周共分七个阶段进行的印度大选投票结束，大选计票结果将于当日公布。视觉中国图
当然，也不是每个“二代”都会对这种父辈的荫护“产生共鸣”。作为公务员的儿子，在马来西亚工作的潘，将自己形容为印度社会的“局外人”。
潘的父亲是印度低种姓阶层，是人们熟悉的“小镇做题家”。他凭借努力成功当上公务员，并让子女得以衣食无忧。博帕尔、贾巴尔普尔、塞奥尼、赖布尔……因为父亲时常被调遣到不同地区的缘故，潘的童年在这些地方度过。
但低种姓身份自带的隐性歧视却依然无孔不入。潘提到了一个发生在大学的小插曲。在某次课上，当大家在讨论本科学校的入学难度时，老师忽然对着他说：“你们考的时候应该不会太难吧。”
在印度的保留制度下，像潘这样的低种姓阶层能够在入学的时候得到一些优惠政策。所谓的“保留制度”，是指由印度法律规定，在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以及所有由政府资助的公共或私立教育机构，为表列种姓、表列部落以及“其他落后阶层”等社会弱势群体在入学和入职等方面保留一定比例名额的制度。该制度从1950年代起实行，旨在提高印度低种姓和贱民在印度社会中的地位。
每次提到这件事情，潘仍然十分愤愤不平。他不否认低种姓阶层可以在入学“受到照顾”的说法，但在学习和工作上，他们付出的努力并不亚于其他人。他坦言，在很多可大可小的事情上，种姓所自带的异样眼光让他选择“逃离”印度，并先后来到更有“文化皈依感”的中国和马来西亚。
“在印度，种姓制度带来的偏见无处不在。我们脱离英国的殖民很多年了，也废除了种姓制度，但现实就是高种姓的家庭依然不会允许自己的子女和低种姓的人结婚，低种姓的人也会不被允许进入一些地方的寺庙。所以我选择远离印度，我不想理会这些事情，我也不想介入。在中国和马来西亚，我更能体会到一种归属感。”
“考公”热潮下“增长”的印度
印度考试培训机构“BYJU‘SExamPrep”网站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5月28日举行的印度公务员考试共有约130万人报考，竞争1255个岗位，报录比为1280：1。
“考公”热潮的背后，也是社会与经济发展困境的缩影。
这种现象也被搬上了大荧幕。去年10月，一部名为《十二年级的失败》（12th fail）的影片在印度上映。这部电影改编自真实故事，围绕着出身贫寒的低种姓青年马诺杰如何通过四年的努力奋斗，最终成为印度警察服务（IPS）官员的故事展开。这部电影在收获极高票房收入的同时，同样也引发了人们对这波“考公”浪潮的思考。
与马诺杰类似，毕业于泰米尔德邦某大学的Mahe从小怀揣着成为IPS官员的理想，也来自一个不那么富裕的家庭。但是，没有编剧可以为Mahe写出一个具有大团圆结局的剧本。
Mahe从2016年起开始考公，自此之后一发不可收拾。因为家人只能提供“精神上的支持”，他平时都靠打零工或者做兼职维系自己的日常开销。这么多年来，工厂手动车床操作员和学校的电话接线员等工作他都尝试过，周末的时候也会做一些分发报纸的兼职。这些工作虽然不是那么光鲜，但足够平时的生活支出，可以让Mahe断断续续地参加一些公务员考试。
“因为一直在忙着‘考公’，没有什么全职工作的经验，所以找工作的事情还没有什么眉目。”Mahe告诉澎湃新闻，最近一段时间，他正在积极寻找工作。而在刚开始准备考公的前三年间，他并没有考虑找工作的事情。
像Mahe这样的年轻人为数不少，为了在恶劣的就业环境中寻找一份可以待遇尚可的工作，他们只能将命运押注于考公这条路上。
当地时间2024年6月4日，印度，持续六周共分七个阶段进行的印度大选投票结束，大选计票结果将于当日公布。视觉中国图
有分析认为，印度大学生就业之所以困难，原因在于稀缺的就业机会和不理想的教育质量。法国《世界报》报道称，部分印度大学生在毕业时既不擅长英语，也没有获得任何资格证书。未受过教育的人就业率普遍较高，但绝大多数人只能在非正规经济领域（编者注：指在非正规部门中所从事的各种经济活动）做临时工，几乎没有较好的劳动保障。目前，在印度约10亿的劳动人口中，只有1亿人有正式工作。
根据2022年的数据，虽然青年（15至29岁）失业率已从2000年的88.6%下降至82.9%，但受教育青年的失业率却从同期的54.2%上升到65.7%。其中，受教育女性的失业率为76.7%，男性则是62.2%。与此同时，应届毕业生的失业率（29.1%）与受过中等或高等教育的青年失业率（18.4%）分别为文盲的（3.4%）的九倍和六倍。
在寻求第三个任期之际，莫迪不断强调政府在前十年发布了一系列覆盖各个阶层的福利计划，并声称这些计划已帮助数百万人摆脱了贫困。“我认为印度经济从未有过像今天这样强劲的经济增长时期。”亲政府经济学家苏吉特·巴拉（SurjitBhalla）表示，莫迪政府已经在印度“消除了极端贫困”。
莫迪政府所标榜的“经济发展成果”在学界引发较大争议。一些知名经济学家和学者对莫迪政府的说法提出了质疑。其中很多人认为，尽管印度实现了经济增长，但财富并没有向底层民众流动，这种情况加剧了前所未有的社会不平等趋势。
在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的情况下，印度2023年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长数据为8.4%。不过，乐观数据背后却暗藏数百万年轻人的“找工难”困境。德国之声在分析中指出，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印度经济增长的“引擎”主要为服务业，而非制造业等能够吸纳劳动力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业。Statista全球统计数据库网站显示，服务业对印度经济生产总值（GDP）的贡献超过制造业和农业，同时也是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来源。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服务业在印度GDP中的占比不断增加，从1990年的约37%攀升至2023年的约50%。
2014年9月，莫迪推出了“印度制造”计划，誓言要在2025年前将制造业占GDP比重提升至25%。在减税、退税和资本支持等大力激励措施之下，这一战略似乎“初见成效”，吸引苹果公司和三星电子等海外制造商加大在印度的投资。
但有分析认为，受限于经济保护主义、缺乏公平的商业竞争环境以及不稳定的国内政治，印度想要在制造业发展实现更大突破，恐怕仍存在不小困难。《外交政策》杂志在撰文中分析称，在印度政府未放弃设置进口壁垒并频繁颁布保护性贸易政策的情况下，企业只能减少投资以规避风险。去年8月，印度政府曾宣布一项限制进口笔记本电脑的政策，并引发信息技术行业的恐慌情绪。最后，虽然莫迪政府宣布放宽此项政策，但政策的“频繁变动”势必降低企业的投资积极性。
当地时间2024年1月12日，印度古吉拉特邦，在阿达尼集团拥有的Khavda可再生能源园区，工人们安装太阳能电池板。视觉中国资料图
数据显示，印度制造业的整体发展尚未达到预期目标，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呈现增长停滞甚至有所回落的趋势。2010年，印度制造业占GDP比重为17%，但到2022年已经下降至13%，距离莫迪提出的“25%”的目标仍存在距离。与其他国家的同期数据相比，印度制造业占GDP比重不仅与中国的27.7%相距甚远，也排在越南（24.8%）和印尼（18.67%）之后。
有业内人士建议，提高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是推动制造业发展的当务之急。在印度前央行行长拉古拉姆·拉詹等经济学家看来，劳动力技能不足严重制约了制造业的上升空间。沃尔沃集团印度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卡马尔·巴利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他表示，印度的人才发展与技能培训与制造业发展“严重不匹配”。“企业招不到合适的人才，所以他们不得不培训、培训、再培训。”
在制造业缺乏合适技能人才的背景下，却有大批像维尔一样拥有理工科背景的年轻人加入“考公”大军。
印度《德干先驱报》（DeccanHerald）报道称，作为录取难度最高的政府部门之一，印度行政服务局（IAS）以往录取的考生大部分拥有人文学科背景。然而，随着其他专业（尤其是工程学）的学生加入报考队伍，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2020年，65%的IAS录取者为工程学等相关专业的学生，其中不乏印度理工学院的毕业生。而在2011年，这一比例为46%。有分析认为，理工科学生选择“考公”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并极有可能对印度发展关键性产业造成不利影响。
“这是件好事，工程背景出身的人习惯于系统思考，他们根据一系列因素做出决策，他们有一种在任何问题中寻找解决方案的心态，这可以帮助他们可以更好地为官僚机构服务。”维尔表示，理工科学生正在大量涌入“考公”队伍，但他也认为，这种现象并不值得担忧。
“我相信只有真正热心社会的理工科学生才会在‘考公’事业上全身心地投入。印度的经济目前正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增长，但仍然有许多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比如地区经济发展不平等、劳动力质量与工业化需求存在差距等各种问题。我想成为参与这些问题的一份子。”
失业问题已经成为了这次大选的主要议题。印度发展中社会研究中心——比较民主研究计划（CSDS-Lokniti）开展的调查指出，失业议题是印度民众在本届选举中最关心的问题之一，超过60%的受访者表示，就业“变得更加困难”。由于通货膨胀率上升对贫困家庭的打击最大，人们对贫富差距扩大的不满情绪正影响着莫迪的支持率。
在经济学家阿伦·库马尔看来，青年失业现象是多层面的问题，需要在各个方面采取政策行动。“印度需要提高年轻人的生产力，为他们提供优质的教育，以便他们能够做创造性的事情。”他向德国之声分析道。
责任编辑：王明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