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报道记者杨沙沙]在美国新泽西州的茉莉山庄，有一个贝尔实验室。也许你不熟悉这个实验室，但晶体管、激光器、C语言、蜂窝技术、宇宙大爆炸微波余声等许多重大发明，正是在这个实验室诞生的。自1925年以来，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们共获得9项诺尔贝奖。中国电信集团首席专家毕奇，是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获得“贝尔实验室院士”称号的大陆华裔科学家。毕奇在贝尔实验室有着20多年的工作经历，见证了贝尔实验室的成长和衰落，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他讲述贝尔实验室兴衰对中国建设科研实验室的借鉴意义。
“我该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贝尔实验室全称是“贝尔电话实验室”，其名称源于电话专利的获得者、美国发明家贝尔。贝尔成立贝尔电话公司后，业务迅速扩张，旗下的美国业务独立成为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在20世纪，AT&T成长为美国超大型垄断企业。为限制垄断企业的利润，美国政府规定，利润不能超过成本的12%。为达到要求，AT&T在1925年单独成立了一个有一定自主研发权的公司——贝尔电话实验室有限公司（即贝尔实验室）。
按照毕奇的说法，贝尔实验室的诞生是因为“不差钱”。在美国政府上述规定下，AT&T并不那么重视实验室的利润回报，“因为成本的合理增加可以导致公司利润的上升”“贝尔实验室基本任务就是帮助合理花钱”。因为没有金钱压力，贝尔实验室迎来了“辉煌时代”，当时贝尔实验室有几万名研究员。
20世纪80年代，毕奇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毕业后就进入贝尔实验室。据毕奇回忆，贝尔实验室每年只招聘极少数优秀人才，招人的准则也不复杂：自我工作的驱动力、抱负和理想、在该领域的领导地位。当年他入职这所实验室的时候，曾问上级“我该干什么？”得到的是上级的反问：“你想干什么？”这让毕奇倍感贝尔实验室开放包容的工作氛围。
毕奇介绍，贝尔实验室的管理模式是“专家治院”。领导由领域内被认可的技术权威担任，与员工的关系是同事，而非上下级，扁平化的架构适合众多“艺术家”产生。毕奇把在贝尔实验室工作的科研人员称为“艺术家”，他们拥有极大的自主权，并视声誉为生命。“无为而治”是贝尔实验室当时考核的办法，科研工作者没有被解雇的风险，全凭“艺术家”个人的兴趣工作，实验室对科研工作者的个性充分尊重。
“因为有雄厚稳定的资金来源，是否赚钱对实验室来说并不重要，只有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才幸福，这是贝尔实验室当时的境界。”毕奇认为，正是在这种宽松的体制下，那些怀揣梦想的科学家，靠着如饥似渴的兴趣驱动科研，诸多影响世界的发明相继在实验室诞生，“当你为了兴趣发狂的时候，是一定能够干出成就的”。
它为何走向衰落？
毕奇告诉记者，要理解为什么这种工作氛围能诞生诺奖，首先要厘清发明和创新的关系。他认为，重大发明是艺术，而创新是技术，“创新是把知识转化成钱，而发明是把钱转换成知识”。在他看来，发明的动力来自对科学的追求，而创新的动力来自对金钱的渴望。纵观贝尔实验室的历史，它诞生的发明创造，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创造的财富远超投入的资金。但重大发明价值的不确定性以及变现的滞后性，导致AT&T本身未能成为发明的直接获利者。
举个简单的例子，1947年，威廉·肖克利等科学家在贝尔实验室制造出第一个晶体管，标志着现代半导体产业的诞生和信息时代的开启。但直到20多年后，晶体管才慢慢产业化，而专利保护期一般在20年左右，贝尔实验室这项本具有前所未有经济价值的重大发明，没有给母公司AT&T带来直接收益，受益者是整个社会。
毕奇告诉记者，一项技术从发明到商业化，还需要应用科学和产品开发技术，但发明者不一定有相应的技能；保密不利于发明的推广，公开透明的传播更容易产生经济价值，但这也不利于发明者和投资者的回报；此外，多数情况下，商业化所需的时间超过专利保护期，投资者不再受到保护。毕奇认为，上述原因也导致发达国家其它类似贝尔实验室这样的顶尖科研机构逐渐衰落。
贝尔实验室衰落的另一个直接原因是母公司AT&T被拆分。1984年，美国司法部依据反垄断法案，拆分AT&T。同年，贝尔实验室也遭单独拆分。在随后的近40年里，贝尔实验室三易其主，先后归属美国朗讯、法国电信巨头阿尔卡特电讯、芬兰诺基亚，失去稳定资金来源，辉煌不再。
中国可借鉴“把钱变成知识”
从历史来看，毕奇总结，美国在科技发展上至少有三种成功的实验室模式：硅谷模式、以美国政府包括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为代表的国家基金模式、以贝尔实验室及顶级高校为代表的研究院模式。上述三种实验室模式形成了美国科研系统在短、中、长期科研模式下的金字塔。
毕奇介绍称，同样是科研，但根据目的及周期的不同，会有巨大的差别，甚至南辕北辙。硅谷模式的目的，是将知识高效地转换成钱；国家基金模式既考虑将技术转换成钱，也考虑把钱转换成知识；而以贝尔实验室及顶级高校为代表的一流科研机构的目标，仅局限于把钱转换成知识。
毕奇表示，中美在科技创造力和科技转换价值上是极其互补的，完全是双赢局面。以毫米波为例，美国很早就开始对中国封锁该技术。到目前为止，美国毫米波技术“烂在锅里”，主要原因是缺少了中国市场的科技转换价值，没有中国的应用市场，没有全球产业链，该技术难以在全球形成部署，对美国自己也不利。在中美竞争的背景下，毕奇认为，中国可以思考如何建设“中国特色国家实验室体系”，提高科技创造力。
美国的某些科技发展模式，对中国有借鉴意义吗？毕奇表示，由于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更重视高效地把知识转换成钱，加上在执行力上的优越性，中国在低端创新方面与美国相比至少是平分秋色，甚至有所超越。但在“把钱变成知识”方面，即突破性的发明创造方面，中国还有短板。在中美博弈的大环境下，补齐创造力的短板是立于不败之地最重要的举措之一。
长期活跃在全球一线相关研究领域，毕奇对国内外的科研体制及环境有较深刻的理解。他感受到，在发达国家，尽管一些著名企业研究院在衰退，但许多一流的高校和国家支持的研究院仍凭着其雄厚的资金，通过精神激励和对理念的追求来保持其科学巅峰的地位，并将其科研成果，最大可能地传播和应用到各个领域去。毕奇表示，这表明以金钱为统一的度量和按经济规律办事适用于大多数场合，但对尖端科研需特事特办。
他认为，长期科研需要雄厚的资金。对于国内在某些领域形成垄断的私营企业，可以通过适当的税收和绩效政策，鼓励它们成为科技发明的载体，建立相关实验室。实验室发明创造的远期效益，可以通过政策转换成企业短期的经济效益，解决重大发明经济利益滞后、发明与企业利益不挂钩等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