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22年4月7日，乌克兰北部城市Obukhovychi，当地一位老妇从俄罗斯士兵的战壕中出来。视觉中国图
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已持续一年有余，成为了冷战后最大的地缘政治冲突和对抗事件，并存在引发最严重的国际灾难的可能性。尽管我国不是该冲突相关方，也未积极介入对冲突的处理，但作为与世界各国具有深度联系、并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国家，我国已受到该冲突的巨大影响，面临它所带来的巨大挑战。了解这些挑战及其根源，对于我国解决相关挑战，继续推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与促进国际社会稳定与繁荣，都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经济发展受到外部严重干扰
中国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外部市场的稳定性。根据俄乌冲突爆发前的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外贸规模达到6.05万亿美元，对外贸易依存度为34.1%，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0.9%。这充分反映我国经济发展离不开一个稳定的外部市场。然而俄乌军事冲突极大地冲击着外部市场的稳定性。这主要体现为如下几方面：
一是，西方对俄罗斯全方位制裁，导致国际贸易（尤其是能源和粮食贸易）发生重大变化，国际金融体系也受到很大干扰。比如在能源领域的制裁和胁迫推高了本已高企的能源价格，并直接引发资源型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乃至国际经济全产业链上的价格上涨和企业成本攀升，包括对我国“一带一路”倡议沿线相关项目造成严重威胁与干扰。
二是，自新冠疫情大流行以来，欧盟等西方消费市场需求受到遏制，在俄乌冲突背景下，美欧作为我国最大贸易伙伴，其工业和日常消费需求与进口进一步减少，严重降低了我国对外贸易和投资动力。
三是，在俄乌冲突背景下，西方鼓吹对华“脱钩断链”，部分西方企业对我国市场乐观预期有所下降，导致部分产业链移出中国市场，转移到与我国存在一定竞争的东南亚等地区，损害了我国工业发展。
加深了西方与我国地缘政治对抗
中国与美西方的地缘政治对抗并非始自俄乌军事冲突，自从新冠疫情发生以来，这一对抗就已逐步形成。但俄乌冲突发生后，中国和美西方的地缘政治对抗情绪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这尤其体现为中美之间敌意的进一步加深。在俄乌冲突背景下，中美对话逐渐被相互争吵、指责和美国对华采取各种带有敌意的措施所掩盖。
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当然需区分美国和欧洲对华立场差异。欧洲并不寻求在战略上遏制中国，且欧洲内部40多个国家在对华立场上千差万别。因此，欧洲并没有形成美国那样坚定的统一对华遏制政策，且最主要大国德国和法国也并不完全追随美国遏制中国的立场。尽管存在这些差异，但值得关注的是，欧洲许多国家是北约成员，欧美跨大西洋军事联盟主要目标并不针对中国，但在俄乌冲突刺激下，北约开始将所谓应对中国“挑战”作为加强与亚洲部分国家合作的理由，而欧盟最近加强了与北约应对中国的合作。
西方逐渐将台湾问题“乌克兰化”
无论从历史、理论、国际法和现实来看，台湾问题完全不同于“乌克兰问题”。但自从俄乌军事冲突发生后，美西方将台湾问题置于地缘政治对抗及“民主-威权”二分法的双重逻辑框架内，也从其所谓“经济利益”的角度出发，将我国台湾事务视作潜在的“乌克兰问题”的翻版。
具言之，美西方从三个维度为其将台湾问题“乌克兰化”辩护。一是，从地缘政治对抗角度，将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之间的矛盾错误地视作两个“主权实体”之间的冲突，完全无视台湾在国际法和国际政治与中国历史视域下，完全是作为主权国家中国内部一个尚未实现与大陆统一的省份的事实。在美西方地缘政治对抗逻辑下，中国对台湾采取的任何“反独”措施被其污蔑为对台湾的“侵犯”，并倾向于将此与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的行动相提并论。
二是，美西方从“威权-民主”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的关系，出于维护西方所谓“基于规则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目的，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愿为保卫“自由民主”而支持作为“民主实体”的台湾，这如同俄罗斯占领乌克兰部分领土后，西方对乌克兰的援助都会冠之以维护“自由和民主”的旗号。
三是，对欧盟一些成员国及中国周边的日本而言，它们干预台湾事务的常用借口之一是台海安全事关其重大经贸利益，对日本而言还包括战略利益。俄乌冲突之前，美西方也惯常援用上述三方面理由干预台湾事务，但俄乌军事冲突发生后，它们就直接将“俄乌关系”的性质挪用于“台海关系”，试图为它们今后潜在的以对待俄罗斯的方式干涉台湾问题提供依据。
总之，尽管我国坚决反对将台湾问题类比于俄乌冲突，但美西方已经在西方舆论中不断将台湾问题“乌克兰化”，这对我国造成很大挑战。
中国周边的军事威胁与核扩散风险在增强
显而易见的是，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引发了西方社会的扩军备战。最显著的案例是德国在经历多年的军事克制后，朔尔茨政府宣布5年期1000亿欧元预算的国防基金，这是德国在军事发展乃至国家战略发展上的分水岭。在援助乌克兰行动中，德国也逐渐突破原有限制，向其提供了具有进攻性的豹式坦克。这些表明德国从此很难再被称作“和平主义”国家。考虑到芬兰和瑞典申请加入北约，法国国防工业的蠢蠢欲动，及欧洲各国军事开支将在较快时间内达到其GDP的2%的事实，欧洲的快速军备扩张在俄乌冲突后已成为现实。
随着欧洲和北约军事能力的膨胀，在地缘政治对抗思维鼓动下，北约的触角正相对温和但又相当快速地伸展到中国周边，并诱发日本、部分东盟成员和澳大利亚军事能力的增长。作为美国的盟友和安全伙伴，相关国家军事力量的增长针对谁不言而喻。
此外，还有一个致命的潜在挑战是东亚存在核扩散风险。由于北约忌惮俄罗斯的核力量，至今不敢与俄罗斯武装力量进行正面对抗，国际社会亦不敢在乌克兰设立禁飞区。俄罗斯亦经常暗示将在极端情况下使用核武器来消除在战场上或战略上的劣势。考虑到美国对拥有核力量的朝鲜和没有核力量的伊拉克、利比亚的不同处置方式及相关国家的不同命运，东亚某些国家和地区可能考虑凭借核力量的存在来免于外部军事力量的直接威胁。在俄乌军事冲突背景下，日本、韩国等都出现过希望拥核的危险观点的报道，有关美国核导弹在韩国的重新部署，及日本发展本土核力量的讨论也见诸这些国家报端。美国和北约越是不与俄罗斯进行直接军事对抗，东亚地区的核扩散风险就会越高。
多极化趋势有被两极秩序取代的可能性
随着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多极化在后冷战时代已经成为明显趋势。从我国视角来看，多极化有利于维护世界稳定，促进国际社会公平正义，也为我国和平崛起提供有利的国际环境。但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断操弄“民主-威权”两分法，在这个框架内将国际社会不同国家进行分类，企图制造二元分离和对立。通过这种划分，美国强化了西方世界的同盟关系，并将“站队”的压力传导给许多发展中国家，这也导致“南方国家”更进一步的分化。
多极化发展趋势虽然没有完全逆转，尤其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多极化趋势依然在继续，但美西方通过政治上的二元划分，正试图将基于经济实力的国际多极化转换为基于“民主-威权”二元划分的、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差异的两极化。或者说，全球经济多极化概念的影响力在下降，而全球政治两极化概念的影响力在上升。这一国际秩序观念的微妙转换将不利于我国寻求更大的对外开放空间，并在推进多极化进程中可能遭遇更大阻力，这会使我国在对外经济交往中，可能面临西方等国家基于“民主经济体”和“威权经济体”区分对我国进行差异化处理的风险。
中国的策略
俄乌军事冲突已经并将继续对我国各方面发展造成严重干扰，甚至将拉慢我国全面复兴的速度。为此，中国需谨慎看待相关问题并做出恰当选择。对此，有些行动或措施可能需要提上日程。
首先，尽量以最大努力缓和直至平息俄乌冲突。如果认为美国主导的阿富汗战争或伊拉克战争给我国快速发展提供了战略机遇期，但俄乌冲突不但没有提供这种机遇，反而已造成对我国发展的极大干扰。俄乌冲突及美国对该冲突的介入没有减轻我国外部压力，也没有带来新的战略发展空间，而是完全相反。因此，尽快平息战火符合我国的根本利益。基于目前俄乌双方对“领土主权”的争夺处于白热化阶段，外部调停将无法发挥实际作用。但在调停成为可能前，中国可以在多边场合开展更多行动以呼吁俄罗斯和北约在军事上的克制与缓和，尤其可以同印度、土耳其、巴西、南非等国家商讨一个公正的和平倡议，也可以尝试与美国、欧盟和西方国家合作，以讨论促进实现各相关方共同安全的方案，以践行我国提出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念，以最大程度敦促战火的熄灭。
其次，尽量不介入所有相关冲突。只有完全置身事外，才能为中国在俄乌冲突末期和战后作为最重要调停力量之一发挥作用奠定基础，从而使我国更大程度承担负责任大国的义务，也能使我国免于来自西方的更大压力并获得更为灵活处理对外事务的空间。
第三，尽最大努力解决俄乌冲突带来的次生灾害和灾难，促进相关全球问题的解决，包括坚决反对使用核武器的潜在可能性和威胁使用核武器的行为，以及对核设施的攻击；在多边机构中促进难民问题和人道主义灾难问题的解决；促进乌克兰粮食生产尽量不受军事冲突影响，促进解决全球粮食安全问题；通过多边和双边努力，共商提高全球能源（包括绿色能源）开发力度和改善全球能源贸易结构，等等。
第四，继续高举对外开放大旗，扩大中方市场开放，反对二元对立的冷战式国际秩序，反对经济脱钩断链，反对给第三方施加“站队”压力，继续维护世界贸易组织和联合国权威，推进对外自贸区谈判，推进经济全球化继续发展。
第五，联合国际社会爱好和平的力量，反对军备竞赛，尤其反对核力量扩散，强化反核扩散国际机制的效力，推动举办世界和平论坛，为国际和平发展注入动力，让和平的呼吁在国际社会成为主流舆论。
一定程度上，俄乌冲突下中国面临的挑战也是许多中小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我国在应对上述挑战时，可以与国际社会共同合作，为维护和促进一个更加稳定、繁荣、命运与共的国际社会共同努力。
（简军波，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欧洲学会副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