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有望见证美国有史以来最昂贵的中期选举——据美国无党派广告追踪机构AdImpact估算，在11月8日选举日来临前，两党的整体竞选广告支出可能达到97亿美元。选举费用不断创造新高，凸显出美国“民主选举”的虚伪。在这个“山巅之城”，政治只是富豪的游戏，普通民众不过是其中的配角。
其实从建国以来，金钱就是美国政治的代名词：乔治·华盛顿曾把自己第一次政治竞选时筹集的所有资金都用来买酒，以吸引口渴的选民；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在赢得大选后，将很多高级职位回馈给“金主”，还由此创造了“政党分赃制”这一术语。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以“保护言论自由”这一“政治正确”理念而做出的裁决，更是让“黑金”漫灌该国政治。在汹涌的金钱浪潮中，普通民众的声音早已被淹没，“民选”“一人一票”已成水中泡影。
富人的游戏
“在美国政界，有两样东西很重要，第一是金钱，第二我就不记得了。”
一百多年前，美国联邦参议员汉纳道出该国政治的“真谛”。
一百多年后，这一“真理”依旧不断得到印证。
AdImpact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20日，也就是距离美国中期选举还有50天左右的时候，各参选人花在广告宣传上的费用已达61.5亿美元，超过2020年除总统选举外所花的59.5亿美元，以及2018年中期选举时的39.6亿美元。
9月23日，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一名选民在中期选举中提前投票。
“它（美国政治体制）对普通公民不利，对富人有利。”纽约州前联邦众议员唐尼在名为《参见金主》的纪录片中说。
美国政治和选举已变成富人的游戏。
首先，绝大部分参选人都是有钱人。
2018年，威斯康星州钢铁厂工人布莱斯和纽约州餐厅服务员奥卡西奥-科特兹竞选联邦众议员引发广泛关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两人的竞选活动打破美国政治的“自然秩序”。
其次，对美国选举结果起举足轻重作用的是站在参选人身后的“金主”，而他们只占美国总人口的微小部分。
非政府组织“公开的秘密”分析说，2020年美国的选举费用达到144亿美元，而2016年这一数字为65亿美元。
2016年年底，《纽约时报》的研究发现，158个富裕家庭为总统候选人提供了近50%的竞选资金。
亿万富翁汤姆·斯泰尔2014年为民主党中期选举投入7400万美元，使他成为当时美国最慷慨的公开个人捐赠者。
这名清洁能源公司创始人表示，自己的捐款都是透明的，而真正影响政治的“黑金”则既无法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到哪儿去了。
导致美国政治“黑金”泛滥的原因，则是该国最高法院以“保护言论自由”为名作出的裁决。
该裁决允许法人实体和工会花费无限制的资金来宣传或攻击某名候选人。
美式选举选出的高官和议员大部分都是富人。
“金主”助力政客上台，自然不是为了做慈善。
曾经的电信巨头施瓦茨是民主党的铁杆捐赠人，曾在2016年为希拉里筹款。
他声称自己不会对政治决策过程施加任何影响，“我不要求政客们照我说的去做……当我遇到问题时，我希望他们能听到我的声音”。
有研究发现，所谓“民选”的参议员，其立场反映的是“金主”的意愿，而不是选民。
“美国不再是一个‘民治、民享’的国家，而是由财阀统治的国家。”这是《野兽日报》等多家美媒的共同感慨！
要投票也不容易
因为难以筹集到巨额资金，普通民众本已经难以成为参选人，而要成为投票人，他们面临的阻碍也越来越大。
已经“严控”投票权的得州2021年再次修改法律，进一步收紧民众这一重要的政治权利。
比如得州法律要求选民将个人身份证件（包括驾照、护照等）号码填到邮寄选票申请表中，这个号码必须与选民登记记录中的身份证件号码完全匹配，否则其申请就会被驳回。
佐治亚州2021年通过《选举公平法》。
根据这部长达98页的法律，每10万选民只能有一个投票箱，这意味着拥有50万活跃选民的迪卡尔布县今年只能设置6个投票箱，远低于2020年的31个。
此外，选民向选举机构申请缺席投票并寄回选票的时间从176天降到59天。
近年来，不断削弱公民投票权的不只上述两个州。
根据纽约大学布伦南司法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截至2022年5月，18个州通过总计34项限制投票的法律，使得选民申请、接收或投出邮寄选票变得更加困难。
研究显示，低收入人群的投票可能性比高收入人群低得多，他们更经常因交通、疾病或其他自己无法控制的问题而不能投票。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刁大明表示，美国1964年出台《民权法案》，1965年出台《投票权法案》，虽然在纸面和制度上给予少数族裔更多权利，但这些法律本身就具有局限性，少数族裔权利的兑现难以得到保障。
他举例称，非裔、拉美裔选民在投票时仍然面临阻碍，在教育、就业、医疗等诸多方面仍享受不了平等待遇。
因此，美国“人人平等”“一人一票”等“政治正确”理念，首先在制度上就是虚伪的，它没有办法全面有效地解决少数族裔面对的问题，只能在口头和形式上做足文章，而越是做文章，越让少数族裔觉得自身并未获益。
不公正划分选区，民意遭无视
保护少数族裔的投票等权利，是美国“政治正确”的要义所在，但自2013年以来，美国最高法院已经两次移除或者删改《投票权法》的重要条款，而现在这部具有历史意义的法律再次面临被拆解的风险。
这次让最高法院的保守派以及自由派大法官吵得不可开交的是国会选区的划分。
“如果你让美国人描述政府与公众脱节的原因，许多人会把国会选区的不公正划分排在第一位。”《纽约时报》写道。
美国每十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然后据此重新划定国会和州议会选区，划分选区的权力掌握在各州的执政党手中。
因为人口的变化，身处更多人口选区选民的发言权就不如人口较少选区选民的发言权大，因此划分选区要让每一个选区的人口基本持平。
不过在执行层面，各州执政党通常会无所不用其极，使选区划分尽量对本党有利，比如尽量将另一政党支持者划分至多个选区，以达到稀释对方选票的作用。
美国声称是民众选举官员，而实际上在民众选官员之前，已经被两党提前“挑选”了。
因为不公正划分选区，美国从国会到州议会等各级选举，很多不能反映民意，进而导致一些政府颁布的政策以及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律不能反映大部分民众的意愿。
非政府组织“美国进步中心”举例说，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北卡罗来纳、密歇根、宾夕法尼亚和威斯康星4个州，赢得州议会多数席位的政党并未获得多数选票。
形式上的民主和投票权让越来越多美国人对投票不再感兴趣，很多选民对美国的政治制度感到失望。
10月10日公布的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选民认为该国的政府运转不灵。
58%的受访者表示，美国需要进行重大改革或彻底改革。
“政治正确”愈加极端化，民众遭殃
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正确”，其核心观点是几个世纪以来，西方社会一直被所谓的“白人男性权力结构”和“男权霸权”所主导。
一个相关的观点是，除白人异性恋男性之外，所有人都遭受过某种形式的压迫，被剥夺了发言权，不被允许拥有“差异性”。
“政治正确”的出现最初是为了保障少数族裔、性少数群体等的权利，然而在现实中却因为矫枉过正以及和党争相互交织变得越来越极端化，使不少民众成为“牺牲品”。
“我觉得‘政治正确’已经妖魔化了。”正在华盛顿攻读硕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小张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在学校里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大家都非常注意自己的言行，不敢碰触到“政治正确”的禁忌，否则学业和职业生涯可能毁于一旦。
小张介绍说，美国很多大学几乎都有非裔、性少数群体的组织，很多学生一开始加入这些组织是为了保障自己的权利，然而随着“政治正确”在美国不断极端化，一些人加入上述组织是为了获得额外的权利。
这给其他人带来很多问题，比如声称自己内心是女性的男学生要进女厕所，如果女学生对其进行阻止，可能会被扣上大帽子，并遭到一些人的攻击。
学校中由“政治正确”带来的问题是美国社会的一个缩影，这一理念在美国引发很多荒谬现象，比如没有做变性手术的跨性别者被关进女子监狱，强奸其他女囚犯致其怀孕；
认为应该就“政治正确”进行讨论的学者被抵制或者开除；
亚裔学生在申请大学时要考更高的分数，才能与非裔学生竞争。
“政治正确”已经在美国引发反弹。
有民调显示，约八成的美国普通民众认为“政治正确”是国家的问题。
“政治正确”意在保护的非黑人少数族裔，包括亚裔（82%）、西班牙裔（87%）和美国印第安人（88%）最有可能反对“政治正确”。
让事情更加复杂的是，“政治正确”已经成为两党互相攻击和谋求政治利益的工具。
今年6月，保守派大法官占多数的美国最高法院取消对女性堕胎权的宪法保护震动全美。
支持女性堕胎权被很多人视为“政治正确”，而两党就此展开的博弈更多的是政治算计。
在特朗普执政时期，3名保守派大法官进入最高法院，从而使这一本应“平衡”的机构迅速右倾。
共和党希望通过取消堕胎权巩固其保守派选民，而以美国总统拜登为首的民主党也希望通过动员捍卫堕胎权的选民，保住更多国会席位。
8月16日，拜登签署《通胀削减法案》。
根据该法案，美国将在气候和清洁能源领域投资约3700亿美元。
应对气候变化一直是拜登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在民主党内部不仅是“政治正确”问题，还能帮该党拉选票。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民主党的支持者往往来自美国都市化程度较高的经济发达地区，这些选民对能源、居住环境的清洁化要求更高，对削弱高能耗企业在美国国内经济构成中的占比持认同态度。
与之相对，来自美国经济水平不高的农村地区的选民对气候议题不敏感，而他们恰恰是共和党的基本盘。
李海东说，拜登在中期选举即将来临之际签署《通胀削减法案》，实际上是为其基本盘吹响“团结号角”，让他们更加支持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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