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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礼过后,各界复杂评说安倍:留下什么遗产,是否应该国葬

[环球时报驻日本特派记者岳林炜环球时报记者邢晓婧]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葬礼12日下午在东京举行。在哀悼的同时,日本各界对这位政治强人的评价呈现出复杂化。安倍当天的葬礼为家族私人葬礼,而非国葬。“是否应该为安倍举行国葬”引发争议。据日本《朝日新闻》12日报道,自民党内最大派阀“安倍派”代理会长下村博文要求为安倍举行国葬,并警告现任首相岸田文雄,如果在安倍去世后轻视、疏远“安倍派”,他将失去自民党核心保守层的支持。但不少日本网民认为,安倍生前留下多起未解的政治丑闻,为这样的政治家举行国葬不合适。香港“亚洲时报”网站12日发表评论文章称:“当安倍的遗产被冷静地评价时,他最突出的贡献可能就是草率地扭转和平主义的日本,将其拖回到军国主义的过去。”

12日,载有安倍遗体的灵车在仪仗队和随从之间穿过。(视觉中国)

12日,载有安倍遗体的灵车在仪仗队和随从之间穿过。(视觉中国)

1700份唁电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NHK)报道,12日下午1时起,安倍的葬礼在位于东京港区的增上寺举行。增上寺是日本幕府将军德川家康的家寺,埋葬着德川家多位将军。葬礼仅有安倍家人及交情深厚的相关人士参加。报道称,包括岸田文雄、前首相森喜朗、自民党干事长茂木敏充及“安倍派”等政界相关人士约1000人参加了葬礼,其中约200人在会场内出席了遗体告别仪式。在此之前,增上寺还设置了面向普通民众的献花台,《环球时报》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普通市民排队在献花台前,双手合十,献上鲜花。

此后,载有安倍灵柩的车辆离开增上寺。现场视频显示,安倍的遗孀安倍昭惠坐在车辆前座,手捧牌位、神情哀戚。车辆驶过安倍生前工作过的地方——自民党本部大楼、首相官邸以及国会议事堂,岸田等政府官员及执政党、在野党国会议员在车辆经过时默哀,双手合十为车队送行。车队最后驶往位于品川区的殡仪馆。

日本《每日新闻》12日称,安倍的政治盟友、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在遗体告别仪式上致悼词,称赞安倍“凭借外交见识和魄力,增加了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存在感”,“安倍晋三是战后日本最优秀的政治家。在天国,他能挺起胸膛向父亲(安倍)晋太郎先生报告,也能和外祖父岸信介谈论政治。将来等我去了天国,我们可以再愉快地交谈。”安倍昭惠在葬礼上发言说:“他作为政治家,留下很多未竟之事,但播下了很多种子,这些种子都将会发芽。”日本外务省称,安倍去世后,总计有259个国家和地区、机构发来约1700份唁电。

日本的两种声音

岸田内阁11日晚决定向安倍授予日本最高级别勋章“大勋位菊花章颈饰”。据报道,战后日本只有三位前首相获得过这一勋章,分别是吉田茂、佐藤荣作和中曾根康弘。而对于安倍是否配享国葬,日本舆论争议较大。有媒体报道称,日本政府曾就举行国葬问题征询过安倍昭惠的意见。她表示,目前正是疫情期间,国民生活困难,不应该浪费国库资金为安倍举办国葬。

在日本战后历史上,只有战后第一任首相吉田茂在1967年去世后享受国葬礼遇。时任日本首相佐藤荣作认为,吉田茂为二战后日本的民主化和经济复苏作出重要贡献,理应享受国葬待遇。以《产经新闻》为代表的右翼媒体认为,安倍的功绩不比吉田茂差,安倍积极推动“印太战略”,推动日本修改安保法,“奠定了日本生存的基础”。该媒体认为,除了家族葬礼,还应为安倍举行国葬。“安倍派”代理会长下村博文11日夜间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安倍的历史功绩“绝对配得上国葬待遇”。他要求岸田在接下来的内阁改组中不要轻视“安倍派”成员,否认将失去自民党核心保守层的支持。

日本雅虎新闻网12日的报道称,虽然有网民也支持给予安倍国葬待遇,但日本推特上出现“反对安倍晋三国葬”的标签,许多人以此表达反对意见。有网友称:“为什么要为一个在国会作出118次虚假陈述,甚至连责任都拒绝承担的人举行国葬?”“篡改官方文件和统计数据的前首相安倍不配享国葬。”“无论结局多么悲惨,都不是肯定此人所作所为的理由。”报道引述匿名政治记者的话说,安倍因森友学园、加计学园以及“赏樱会”等丑闻被提起刑事指控。随着他的去世,这些指控的真相得不到澄清,许多人对在真相不明的情况下为安倍举行国葬提出质疑。

“当世界客观评价安倍”

“当政客去世,尤其是在悲惨的情况下英年早逝时,讣告往往会过于夸张。但你不能篡改历史。”香港“亚洲时报”网站12日发表评论文章称,事实是,日本有一个血腥而残酷的帝国历史。“总有一天,当安倍的遗产被冷静地评价时,他最突出的贡献可能就是草率地扭转和平主义的日本,将其拖回到军国主义的过去。这将如何在亚洲政治和日本的中长期政治经济中发挥影响,留下了令人不安的问题。”

彭博社11日评论称,安倍最大的遗产不是安倍经济学,而是日本的军事力量,安倍还是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的创始人。该组织被认为是“亚洲版北约”,具有明显的反华色彩。

“作为日本现代内阁制度形成以来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安倍晋三在其任内对中日关系既作出一些贡献,也造成一些伤害。”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永12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总体而言,安倍执政后期对中日关系造成的负面影响依然存在,甚至影响到其继任者的对华政策以及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

刘江永称,在第二次安倍内阁长达7年8个月的执政生涯中,安倍形成一套成熟的内外政策,对内谋求修改宪法,对外推行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这二者实际上是相互关联的。日本不是要走和中国合作共赢的路线。中日关系的核心问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功能性的合作便容易受到其他因素影响,起不到稳定器的作用。例如,2018年特朗普政府对华采取强硬政策,中美关系恶化。安倍及其后任的对华态度也随之发生变化,并开始利用中美矛盾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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