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自疫情爆发以来，美国出现了多起枪械暴力案件，少数族裔也成为了这些致命暴力的受害者。本文剖析了美国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枪支文化，以及全国步枪协会如何美化个人的持枪权，将持枪的个人塑造成“维护宪法”的英雄。另一方面，来自上层的文化宣传给予了“治安维持”团体行动上的许可，使其能够通过使用暴力来维护不公平的种族秩序，并寻求法律上的庇护。这种被建构出来的枪械文化与被创造出来的正当性，成为了滋养专制主义、种族主义、法外暴力以及枪械暴力的温床。本文原载于《波士顿评论》，作者查德·考特泽（Chad Kautzer）是理海大学哲学副教授。
2020年8月25日，在我的家乡威斯康星州基诺沙，17岁的凯尔·里滕豪斯（Kyle Rittenhouse）携带着AR-15型步枪加入了由其他几名白人组成的治安维持会。治安维持会的成员表示，他们的出现是为了保护企业免受抗议者的袭击。据悉，当地警察此前在29岁的黑人男子雅各布·布莱克（Jacob Blake）的车外向他的背部开了七枪，当时雅各布的儿子们都坐在后座上。此举随即引发了大量抗议。
尽管违反了该市的宵禁规定，但警方还是给了里滕豪斯和其他治安维持者几瓶水，并告诉他们：“我们真的很感谢你们的行为。”在几个小时之后，里滕豪斯开枪射击了三名抗议者，其中两人死亡。一夜之间，他成为了极右翼的英雄，这让他通过众筹获得了200万美元的保释金。在被保释后，里滕豪斯被拍到与极右翼本土主义组织“骄傲男孩”（Proud Boys）的成员一同出现。他举着白人至上主义的牌子，穿着一件写着“Free as Fuck”的T恤。在1月6日国会大厦遇袭后不久，他就飞往迈阿密与“骄傲男孩”的领袖恩里克·塔里奥（Enrique Tarrio）共进午餐。2021年11月，里滕豪斯在被判无罪后的第二天就回到佛罗里达州，在马阿拉歌庄园与唐纳德·特朗普会面。
当地时间2021年5月25日，美国弗罗里达州迈阿密，白人至上组织“骄傲男孩”的成员与“黑命攸关”支持者在纪念弗洛伊德去世一周年的活动上发生争执。
里滕豪斯的所作所为、他的无罪释放以及此后获得的名人地位，都标志着美国枪支文化的战术性转变迎来了高潮。这种转变始于二十世纪末。战术服装、训练、武器和相关用语已经在私人枪支拥有者和执法人员群体中非常普及，他们与士兵几乎别无二致。越来越多的个人枪支拥有者将自己认定为民兵，无论他们是否参加准军事训练或与某个组织存在正式联系。拉德利·巴尔科（Radley Balko）在《战警的崛起》（Rise of the Warrior Cop，2014）一书中写道，即使不是在战术部队服役的执法人员，现在也“像士兵一样武装、穿着、训练和被调教”。自上世纪60年代起义以来，美国司法部一直在为警察部门提供军事级别的装备和相应的资金；自1997年以来，美国国防部的“1033计划”一直在为补给线提供资金，直接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多余”军事装备输送给地方警察。几十年来，黑人社区一直遭受着这些军事化警察的迫害，但直到2014年“1033计划”才真正引起普通美国白人的注意。当时他们看到媒体报道密苏里州弗格森的当地警察身着防弹衣、带着装甲运兵车，进入了“黑命攸关”的抗议活动现场。
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表示，这种战术转向是“枪支文化”漫长历史中的一个独特阶段。它在本质上，是对于法律平等主义的兴起、不断演变的性别规范、白人多数地位的衰弱，以及有色人种社区对于分享社会、政治和经济权力要求所做出的反应。在他的经典文章《作为枪支文化的美国》（America as a Gun Culture，1970）中，霍夫斯塔特对“美国历史上关于枪支保护价值的迷思”以及全国步枪协会（下称NRA）在维持这种迷思方面起到的作用进行了批评。他还对“在其他方面都很聪明的美国人”（otherwise intelligent Americans）表示困惑，他写道，“他们可悲地执着于这样一种观念，即人民的持枪权是对个人权利的最大保护，是民主的坚实保障”。他表示，“武装公民对于民主是必要的”这一观点很容易被驳斥。在50年后，他的这些批评依旧是正确的。
然而，霍夫斯塔特的部分批评是错位（misplaced）的，因为他认定这些枪支爱好者的民族主义（他们谈论民主和“人民”）是包容的。事实上，他们所捍卫的自由并不是所有人的自由。正如美国历史表明的那样，对于被武装起来的部分人口而言，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加强排他性：武装的白人公民与执法部门合作，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通过合法或法外暴力来维持白人群体在美国的统治。暴力成为了维持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口中“美国白人的民主，同时对美国黑人的独裁”的必要手段。至于霍夫斯塔德提到的那些“其他方面都很聪明的美国人”，我们可以发现，在白人至上主义的历史上，从来不乏那些一面谈论普遍权利，一面顽固地追求由白人主导的种族秩序的个人。
在20世纪末，霍夫斯塔德写下这篇文章时，文中提到的某种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亚文化悄然上升到了大众文化的层面。与此同时，白人至上主义的统治形式，现在正面临着它曾在民权时代和重建时期所经历过的、严肃的法律挑战。诸如罗宾·D·G·凯利（Robin D。 G。 Kelley）等学者甚至将当下描述为第二次重建时期。与此相对应的是，执法部门的军事化程度越来越高，极右翼分子甚至扬言要发动内战。
尽管美国枪支文化中的战术发展故事非常复杂，但我在这篇文章中，将主要关注几个关键的组成部分。首先，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边境执法越来越军事化，并向内陆地区扩散。这模糊了国内外冲突的界限，把特殊的警察权力带到了几乎每一个美国城镇；同时把军事化的“边境安全”变成了无处不在的种族化机制。这也与地方警察部队的军事化相呼应，而反恐战争无疑加剧了这一情况，但历史学家伊丽莎白·辛顿（Elizabeth Hinton）认为，这与林登·约翰逊政府的“反犯罪战争”（War on Crime）有更深的渊源。就像“边境安全”的国有化一样，它把这个国家的城市街道变成了军事化的种族执法场所。
其次，曾经为了自卫而武装自己的个人（通常是出于种族恐惧或抵御其男子气概受到的威胁），现在经常声称武装自己是为了“捍卫宪法和自由”。NRA在这种治安维持者的重塑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传播了一个迷思，即枪支所有权一直是宪法规定的个人权利，并将本土主义的自卫视角作为导向。这种私刑主义（vigilantism）与执法人员的法外暴力共同运作，同时受到了比任何军事武器更危险的个人主义主权观念的推动。这种观念反对别人享有与自己平等的自由，并将任何支持这种平等的企图视作暴政。最重要的是，这种主权观念被假定为赋予个人夺取生命的权力（vitae necisque potestas）。这种暴力甚至不是为了捍卫法律，而是为了维护特定的社会和种族秩序。
目前，共有25个联邦机构拥有特别战术小组。仅在2020年的5月和6月，就有16个机构部署了战术小组参与“黑命攸关”的抗议活动，其中包括边境巡逻队；酒精、烟草、火器和爆炸物管理局（ATF）；监狱局；美国法警；美国海岸警卫队；以及联邦调查局在各地的执法部门。在地方执法层面，特殊武器及战术（SWAT）部队现在是日常警务的主要组成部分。这足以证明，自1969年以来，地方警务工作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当时，特警队首次被用来突袭洛杉矶的黑豹组织总部，标志着这一等级的国内军事力量首次被投入警务工作。
问题不仅在于这些部队装备了军事装备，像部队那样被组织起来，而是他们充斥着激进的言论，呼吁用全新的、像战争一样的方式来维持国内治安。在执法部门，流行的培训项目和讲习班培养了一种“战士警察”的心态。对于战士来说，保持高度警惕才能提供最好的生存机会。法学教授、前警官塞思·斯托顿（Seth Stoughton）写道：“警官们学着把每一个与他们接触的人都当作武装威胁，把每一种情况都当作正在形成的致命武力冲突”。戴夫·格罗斯曼中校（Dave Grossman）或许是最知名的执法培训师，每年举办数百场讲习班。格罗斯曼普及了警务中的“牧羊犬”理论，该理论将人群分为绵羊、狼和牧羊犬。他在《战斗》（On Combat， 2004）一书中写道：“如果你掌握了暴力，并且深爱着你的同胞，那么你就是一只牧羊犬，一个战士，一个走在英雄道路上的人。”
这些战士讲习班的“民间版本”是由国家铁路局和“三K党、百分之三和誓言守护者”（Ku Klux Klan， Three Percenters， Oath Keepers）等“治安维持组织”培育的民兵叙事。正如文化评论家理查德·斯拉特金（Richard Slotkin）定义的那样，私刑主义代表了“在某种形式的法律已经存在的社会环境中，宣言对法外暴力特权的主张”。事实上，这些团体中的大多数人，在为种族秩序而战的过程中，都声称他们拥有这样一种法外特权，即使他们同时声称自己只是在维护宪法的权利和传统。这一点对于“百分之三”、“誓言守护者”和“NRA”等组织来说尤为明显。
治安维持组织经常使用虚构的文本，在其成员和招募新兵过程中传播准军事世界观。文学学者亚历克斯·特林布尔·杨（Alex Trimble Young）写道：小说一直是“建立和维护许多意识形态社区，塑造与准军事右翼有关的名人角色的核心”。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的凶手蒂莫西·麦克维（Timothy McVeigh）的灵感来自于白人至上主义小说《特纳日记》（the Turner Diaries， 1978）。这部小说至今仍深受白人准军事组织的喜爱，因为它描述了一场由没收枪支和所谓的种族叛徒引发的种族战争。最近的一个例子是拉沃伊·菲尼库姆的小说《唯血与苦难》（Only by Blood and Suffering， 2017），该书描述了一场试图通过立法暴力恢复美国主权的二次内战。2016年，菲尼库姆参加了由美国反政府激进分子：阿蒙·邦迪和瑞安·邦迪（Ammon and Ryan Bundy）领导的对马鲁尔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的武装占领，菲尼库姆在警察设置的路障前伸手拿枪时被警察击毙。
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的凶手蒂莫西·麦克维
然而，相较于NRA，这类小说的影响力就相形见绌了。作为枪支文化中最重要的文化力量，NRA将美国枪支文化的民兵叙事主流化，并实现了战术转向。为此，它花费了数亿美元聘请公关公司、制定品牌战略，占领了各大媒体平台。
然而，这并非是NRA创立的初衷。该协会是由前联邦军队军官威廉·C·丘奇（William C。 Church）上校和乔治·温盖特（George Wingate）将军于1871年特许成立的。协会的使命是在美国军队的未来士兵中推广射击技术。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它扩展到促进射击俱乐部的成立、组织射击比赛和培养人们对于成为猎人的兴趣。
我们今天面对的NRA诞生于1977年，它被新联邦国（neo-Confederate spirit）的精神所驱动。在哈龙·卡特（Harlon Carter）担任协会主席（1965-67年）和执行副主席（1977-85年）期间，协会不遗余力地向以白人和男性为主的武装群体推广威权民粹主义。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它如何在战术枪支文化的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有必要详细回顾卡特在塑造NRA过程中起到的作用。
1975年，卡特负责NRA的新游说机构：立法行动研究所（Institute for Legislative Action），该机构随后创立了政治胜利基金PAC，以资助政治候选人，同时对其做出评价。然而，在1977年的辛辛那提大会上，NRA的执行委员会拒绝承认卡特提出的政治转变。董事会提议出售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协会总部，将总部搬到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并调整协会未来的发展方向，将重点放回射击运动和枪支安全上。但以卡特为首的强硬派叛变了；董事会被撤换，新提案也遭到取消。卡特当选为执行副主席。在他的胜利演说中，他宣布：“从此时此刻开始，曾经的NRA时期已经结束。” 1977年后的NRA具有明显的党派色彩，采取了反对枪支管制的绝对主义立场，并努力在其成员中培养社会身份与独裁的政治意识形态。
在卡特的传记中，战术性枪支文化的专制倾向占据了大量的篇幅。卡特的父亲是1924年第一批450名美国边境巡逻员中的一员；在1927年德克萨斯州拉雷多的墨西哥裔官员被清洗后，他被调任到当地。1930年，年仅16岁的卡特成为国家铁路局成员。一年后，他母亲怀疑“墨西哥人”偷了他们家汽车，于是卡特拿起猎枪去寻找目标。在法庭文件中，卡特作证说，他发现一些从游泳场回来的男孩；他随即手持猎枪，命令他们去自己家接受审问。其中年龄最大的15岁的拉蒙·卡西亚诺（Ramón Casiano）首先表示拒绝。他说：“该死的，我们不会去你的房子”。据十二岁的证人萨尔瓦多·佩尼亚（Salvador Peña）表示，拉蒙补充说：“你也不能强迫我们”，并掏出一把刀。卡特的反应是直接向卡西亚诺的胸部开枪，将其当场杀死。
卡特被判处三年监禁。然而，德州刑事上诉法院在同年晚些时候推翻了这一判决，因为据称主审法官没有在自卫法上给予陪审团“正确的指导”。根据州检察官的说法，指控最终被驳回，因为“该案的几名重要证人，包括12岁的萨尔瓦多·佩尼亚已经失去了信誉，被判犯有臭名昭著的罪行”。此后，哈龙·卡特通过更改名字来掩盖他的谋杀记录，最终他进入了德克萨斯大学。
在进入NRA的领导层之前，卡特领导了美国边境巡逻队。卡特在1954年指挥了臭名昭著的“湿背行动（wetback operation）”，他称之为“史上规模最大的打击非法移民行动”。超过100万人被捕，其中有大量的拉丁美洲农场工人。前一年，他曾试图说服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总统推翻1878年的《治安官动员法》（Posse Comitatus Act of 1878），这项法案严格限制联邦政府动用军队介入国内的治安与执法行动。卡特想征召美国军队作为驱逐部队，但艾森豪威尔拒绝了这一提议。作为妥协，艾森豪威尔任命了退休将军约瑟夫·斯温（Joseph Swing）领导移民和归化局，并与卡特合作开展“湿背行动”。在2015年的总统竞选中，特朗普提到了这次行动，并称其为自己强行驱逐1100万人计划的灵感来源。
但卡特并不是NRA领导层中唯一的恶人。卡特在1977年雇用了未来的NRA首席执行官韦恩·拉皮埃尔（Wayne LaPierre）。同年他雇佣了罗伯特·J·道鲁特（Robert J。 Dowlut）成为NRA的总顾问，此人于1963年被判定谋杀了他当时女友的母亲安娜·玛丽·尤肯（Anna Marie Yocum）。道鲁特还曾抢劫并枪杀了一家典当行的老板。与卡特和里滕豪斯一样，道鲁特在扣动扳机时只有17岁。他对枪击案供认不讳，并在狱中服刑6年，直到他的定罪因为一个技术细节被推翻。他的罪行直到2014年才被公开。他在培养对第二修正案的个人主义解释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直到今天仍然鲜有人知。
正如政治学家马修·J·拉孔布（Matthew J。 Lacombe）在《火力》（Firepower，2021）一书中所记载的那样，NRA通过培养集体身份，使成员产生了狂热的奉献精神。这其中的关键是提供一种叙事，明确指出敌人的群体；然后通过强调这些所谓的敌人永远处于毁灭成员以及其文化的边缘，持续向成员灌输恐慌情绪。在1999年哥伦拜恩高中（Columbine High School）大屠杀后发表的一篇社论中，NRA的首席执行官拉皮埃尔警告NRA成员，“这场充满仇恨和偏执的战争是一场针对美国枪支所有者的战争”，他们的国内敌人正在寻求一场“文化清洗”，“专门针对枪支拥有者对于第二修正案的基本信念进行灭绝”。2017年，拉皮埃尔将“学术精英、政治精英和媒体精英”认定为“美国最大的国内威胁”，并警告称黑命攸关抗议者和反法西斯活动家试图“根除所有个人自由”（现实却与拉皮埃尔的说法截然相反：自 1995年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以来，2019年是暴力极端主义最为致命的一年，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数据，超过80%的死亡事件是由白人至上主义袭击造成的）。
这种利用区分朋友/敌人来明确政治身份的做法是著名的威权主义技巧，由法西斯理论家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在《政治的概念》（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1932）中推广开来。根据施密特的说法，主权是决定谁是敌人的权力，对这类人使用致命暴力是合理的。施密特最为关注的是统治者手中“可以中止法律或对法律做出例外处理”的主权权力。然而，私刑主义的维护者们则认为这种权力并不属于统治者，而是由个人掌握的。这让我们想起了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的见解：“自由更多的是社会性的，而非政治性的。”因此，重要的问题不是“谁统治国家”，而是“谁统治我”。拉皮埃尔与他的同类渴望一种政治主权形式，允许社会关系中存在小主权；这开辟了一个超越政治的空间，个人和团体可以在其中暴力地行使某种社会形式的统治。卡特在谋杀卡西亚诺时也遵循了这种规则。
主权国家让出部分暴力垄断权的历史由来已久：古罗马赋予男性户主的自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我们也可以算上美国的私刑实践，它默许了整个社区执行吉姆·克劳（Jim Crow）的种族隔离制度。得克萨斯州禁止堕胎的S.B.8法律，通过将国家的执法权让渡给个人，允许个人来管理女性的身体和生殖权利。
然而，与NRA在过去50年中培养的私刑主权最为相关的，是普通法中城堡学说（Castle Doctrine）的残余。该原则认为“一个人的房子就是他的城堡”。在历史上，这一学说意味着国家当局选择对亲密伴侣之间的暴力视而不见，而且它持续为针对家庭入侵者使用致命暴力的做法辩护。NRA的法律创新是将城堡学说的豁免权扩展到家庭以外的武装主体，通过“坚守阵地”（Stand Your Ground）立法，授权个人在公共场合通过积极自卫，来保护自己免受任何感知到的威胁。
除了积极游说各州采用这一法律原则外，全国步枪协会还通过孜孜不倦的努力，解除了对购买和携带枪支的管制，帮助确立了作为宪法权利的枪支携带权，并普及了《第二修正案》中规定的持枪个人可以成为“民兵”的概念。
直到20世纪70年代，主流的法律观点是：第二修正案是一项与民兵有关的集体权利，旨在提供国防。霍夫斯塔特在1970年指出：“携带武器的权利是一项集体权利，而非个人权利；它与公民对‘一支受到良好监管的民兵’的需求（尤其是在没有足够国家军队的情况下）密切相关。”然而，NRA的总顾问道鲁特大力提倡个人主义的解释——即宪法不仅保护国家管制的民兵，而且保护个人携带武器的权利。在1960年之前，从来没有一篇法律评论文章支持对第二修正案的个人主义解读。在1960年至1970年间，只有三篇相关文章。然而，在1970年至1989年期间，有27篇文章支持个人权利的法律解释——其中一半以上是由NRA或其他枪支权利团体雇佣或代表的律师撰写的。道鲁特自己撰写了其中的三篇文章。
道鲁特的努力没有白费。在全国各地的州立法机构和法院，乃至最高法院的大多数法官中，曾经边缘的解释很快成为正统。2008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最高法院对哥伦比亚特区诉海勒案（District of Columbia v。 Heller）在美国历史上首次裁定，第二修正案保护个人拥有和携带枪支的权利。这标志着认识上的重大转变。
2008年8月18日，在华盛顿特区最高法院，艾克·海勒手持哥伦比亚特区警察局持有新批准的枪支许可证与记者交谈。
海勒案的判决助长了本土威权主义的发展，这种威权主义认为“民兵”包括自诩为“爱国者”的群体，他们拥有夺走他人生命的主权，该行为不必基于自卫或维护法律的理由，而是为了支持特定的社会或种族秩序。尽管海勒案的多数裁决明确指出，个人权利被承认与“在民兵服务无关”，但“个人民兵”的自卫行为受到了NRA和其他民粹主义、威权主义和准军事组织的推崇。拥有枪支的个人被重塑为公民士兵，他们肩负着捍卫特定自由理念的任务：即不顾法律的限制，使用暴力建立秩序的自由。正如福克斯新闻（Fox News）的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为里滕豪斯辩护时强调的那样：“17岁的孩子们决定在其他人不愿站出来时，拿着步枪决定挺身而出维护秩序，我们不应该对此感到震惊。”
大多数对于第二修正案的个人主义解释，都离不开对于1787年制宪会议中弗吉尼亚州代表乔治·梅森（George Mason）断章取义的引用。在会议的书面记录中，梅森说：“我问，谁是民兵？他们现在是由除了几个公职人员以外的全体人民组成的”。梅森担心，宪法草案将允许未来的政府免除富人和权贵在州民兵中的服务。他提到的“全体人民”是指包括来自所有阶层或等级的人。我们只需读一段梅森声明的更长节选，就会明白他的意思：“我问，民兵是谁？他们现在是由除少数公职人员外的全体人民组成的。但是……如果桌上的那张纸没有得到改变，未来的民兵可能就不会包括所有的阶级，无论高低贵贱，无论贫富贵贱；他们可能仅限于中低阶层的人民。”这一观点也出现在《弗吉尼亚权利宣言》（1776年）的第13节，该宣言由梅森撰写，多年后成为美国《权利法案》的范本。
然而，NRA只是巧妙地使用了梅森评论的前两句话，声称他的意思是，每个人实际上都是民兵组织成员——独立、自封、不受管制。此外，NRA省略了第二句中的“现在”，掩盖了梅森对当时和未来状况的比较。这句话的改动版本经常被引用。拉皮埃尔在《枪支、犯罪和自由》（1994年）一书中写道：“梅森明确表示，公民的个人武装是防止政府的过度行为和捍卫自由的关键。” NRA立法行动研究所网站上对民兵的定义，就将梅森评论进行了删减和修改。在2001年写给NRA领导层的信中，美国前司法部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John Ashcroft）通过引用被改动的梅森语录，承诺将支持对于第二修正案的个人主义解读。2018年，在佛罗里达州帕克兰的玛乔丽·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Marjory Stoneman Douglas High School）发生大规模枪击案之后，在一次电视直播的市民大会上，NRA的发言人达纳·罗伊什（Dana Loesch）被问及如何定义受到良好监管的民兵。她回答说：“乔治·梅森是开国元勋之一”，但她没有提到梅森最终拒绝在宪法上签字的事实，“梅森说‘民兵是指全体人民’。这意味着每个男性、每个女性都是民兵。”准军事组织，如誓言守护者和百分之三也依赖于这种有意的误读。
这种对第二修正案“民兵”定义的特殊理解之所以能够成为主流，离不开一场长达数十年、致力于让执法部门和平民中的极右翼治安维护者得以合法化的运动。它的根源在于对第二修正案的重新解释，该修正案允许在修辞上关注个人自由和军事化倾向。极右翼人士声称：在宪法中，个人组成了民兵，由于第二修正案承认民兵成员携带武器的权利，因此捍卫他们使用武器的权利就是捍卫宪法权利。任何规范这项权利的努力，都会被解释为对宪法本身的攻击。
事实上，拉皮埃尔称第二修正案是“自由最宝贵、最珍视、最不可替代的理念”。查尔顿·赫斯顿（Charlton Heston）最初担任美国步枪协会副主席，后来成为主席。1997年，他在全国记者俱乐部（National Press Club）的一次演讲中，简明扼要地阐述了这一观点。他说，第二修正案，“按重要性排序，应该是第一修正案。它是美国的第一项自由，是保护所有其他权利的一项权利…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是使‘权利’得以存在的唯一权利。”
这一说法离不开以下理论基础：私刑暴力既是基础的，也是特殊的。它不需要符合法律，因为这种暴力是法律存在的必要条件。这可以被视作对于威权主义的呼唤。个人可以不受法律或规范约束，成为自封的救世主。他们能够决定谁是敌人，并代表自己，以宪法（和“人民”）的名义对敌人使用暴力。2016年，非法占领马尔赫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准军事团体将自己命名为宪法自由公民。这种威权主义的模式也激发了“誓言守护者”（他们对宪法立下“誓言”）和“宪法治安官与和平官员协会”（CSPOA）等组织的活力。
这些组织崇尚宪法，因为他们认为宪法赋予了自己中止宪法的权利，以实现他们超越法律的目的。他们认为宪法赋予了自己暂停时间的能力，让他们能够回到神话般的自然状态中；在这种状态下，他们的主权凌驾于法律之上。CSPOA将其成员称为“宪法卫队”，根据其使命声明，成员的权力“在县的管辖范围内超过任何代理人、民选官员、任何级别的政府雇员、警长，甚至超过总统”。为了捍卫宪法，“誓言守护者”于2021年1月6日暴力破坏了宪法规定的，在国会大厦进行的和平权力交接。叛乱分子在用美国国旗旗杆和“警察的命也是命”组织旗杆殴打国会大厦警察时大喊，“我们这么做是为了你们”。他们表示自己的行为遵循了上述逻辑。威权主义的概念赋予了叛乱分子决定“宪法何时受到威胁以及受到来自何方威胁”的权力。这导致威权主义的民粹主义者把他们不同意的每一项政策、实践、价值观或个人都描绘成“对宪法的威胁”。从大流行期间对于佩戴口罩和接种疫苗的要求（以及公共健康的倡导者），到移民，再到在学校里教授与种族主义相关内容的教师，这一切都会被他们视作威胁。
尽管在右派的意识形态声明中，“法律和秩序”是共存的，但它们在右派的社会和政治实践中却是割裂的。宪法承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与他们所期望的种族秩序无法相容。然而，他们正是依靠宪法来为他们使用暴力来维护种族秩序的行为辩护。因此，这个承诺永远无法实现。每当政府或社会运动试图改变社会秩序，以反映法律上的平等主义时（例如，通过投票权立法或展开“黑命攸关”抗议活动），执法人员和平民之间的私刑行为就会增加，以确保法律和秩序仍然保持割裂。艾达·贝尔·韦尔斯（Ida B。 Wells）在很早之前就记录了这种动态。在1900年出版的《美国的林奇法》（Lynch Law In America）一书中，她描写了治安维持者对第十五条修正案的反应：“判决书上的字迹还没有干透，南方各州就一个接一个地叫嚷着‘黑人统治’，并宣称存在一种‘不成文的法律’，可以用任何手段来反抗黑人统治”。“私刑法”的作用，是确保并维护成文法不再保障的社会与种族秩序。
2020年夏天，穿着战术装备的联邦部队从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街道上抓走了示威者，并用没有标记的货车将他们带走。他们没有佩戴徽章，这是对民主问责制的拒绝，但他们中的许多人是边境巡逻战术部队（Border Patrol Tactical Unit）的成员。尽管这些精锐部队主要为总统的政治利益服务，但波特兰仍处于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管辖范围内。司法部对《美国法典》第 8篇，第 1357（a）（3）条关于移民和国籍法的解释是，在美国边境的“合理距离”内，授予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宪法以外的权力。例如，经营军事风格的检查站和执行无证搜查。1957年，联邦法规将这一距离定义为任何“外部边界”的100英里以内。由于海岸被视为一个外部边界，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管辖权足以延伸到美国许多人口最多、多样化和自由的城市，包括纽约、波士顿、旧金山和洛杉矶。简而言之，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口都生活在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管辖范围内。
由于美国边境巡逻队伍的爆炸式增长、地方执法部门被赋予了大量新权力，以及2003年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的成立，“边境安全”的实际范围得以扩大到各地社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边境巡逻队的规模迅速扩大，从1992年的4000名特工增加到现在的大约20000名。正如社会学家亚历克斯·S·维塔莱在《警务的终结》（The End of Policing，2017）一书中观察到的那样：该机构的规模比联邦调查局、酒精、烟草、火器和爆炸物管理局和缉毒局（DEA）的总和还要大。仅ICE就有超过8000名特工，包括战术执行和驱逐行动的特别反应小组，他们与边境巡逻队不同，被允许在“外部边界”100英里以外的区域展开行动。此外，《移民和国籍法》（1996年）第287（g）条授权国土安全部委派州和地方执法部门作为移民执法机构行动。
边境安全的军事化可谓一波三折，从20世纪50年代的“湿背行动”逐步推进。20年后，在经济衰退、民权运动和越南战争结束后，退伍军人和白人力量（white power）治安维持者壮大了准军事化的边境巡逻组织。20世纪80年代中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在中美洲发动了肮脏战争，战争中的难民们纷纷越过美国南部边境。政府和私人部队将他们视为意识形态威胁，并利用该事件进一步证明边境军事化的合理性。正如历史学家格雷格·格兰丁（Greg Grandin）在《迷思的终结》（The End of Myth，2019）中所记录的那样，民用物资援助（CMA）等准军事组织正在向“洪都拉斯的反对派和萨尔瓦多的右翼敢死队”发送“武器和其他物资”，同时还“在亚利桑那州组织起治安警察巡逻边境。”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边境军事化迎来了增长，右派势力在崛起后也积极推进愿景：沿着整个南部边境建立一堵巨大的、不可逾越的高墙。
然而，边境人员的增加以及组织的军事化并不意味着执法更为合法合规。极右势力看重的是一些边境人员那无视法律监管的暴力和残忍，其背后的核心是为种族秩序而非特定法律服务。最近的例子是边境人员骑马追赶海地难民并用缰绳鞭打他们。这是无视法律的暴力，但它是由国家当局和执法人员实施的。然而，一旦当局和机构不再容忍这种漠视法律的行为时，他们也会成为治安维持者实施暴力的目标，国会山的暴动就是最好的例子。
历史学家莫妮卡·穆尼奥斯·马丁内斯（Monica Muñoz Martinez）在《不公正永远不会离开你：德克萨斯州的反墨西哥暴力》（The Injustice Never Leaves You，2019）一书中记录了南部边境私刑暴力背后的“国家建设功能”。马丁内斯写道，“在二十世纪国家治安执法中，法外暴力是一种常见且被认可的做法”。尽管一些学者在“犯罪控制”和“社会群体控制”的私刑主义之间做出了区分，例如H。 Jon Rosenbaum和Peter C。 Sederberg在《私刑政治》（Vigilante Politics，1976）中列举了两者的区别。但犯罪的种族化和“边境安全”使得这种区分在实践中难以维持。在美国，种族的暗箱可以轻易地把加害者变成受害者，把受害者变成恶棍。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在个人自卫的框架内考虑广泛的种族主义暴力，并将其正当性缩小到凶手的精神状态：即仅仅考虑凶手是否经历过恐惧，而不考虑其行为背后的种族主义动机。正如詹妮弗·卡尔森的《公民保护者》（Citizen‐Protectors，2015）、安吉拉·斯特劳德的《持枪好人》（Good Guys with Guns，2016）和卡罗琳·E·莱特的《坚守你的阵地》（Stand Your Ground，2017）所表明的那样，被塑造出来的种族恐惧和对于父权制的渴望，极大地促进了自卫枪支文化在20世纪末的崛起。
对手无寸铁的有色人种的暴力执法也被合理化为个人自卫，尽管其本质上是带有“社会群体控制”的私刑。这一点在联邦移民局人员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他们所使用的暴力几乎都是针对有色人种的，且几乎不受惩罚。众议院监督改革委员会最近详细说明了“在让边境巡逻人员为普遍存在的种族主义负责”方面存在的系统性失败。尽管在过去十年中有190多人在与特工的接触中死亡，但没有特工因过度使用致命暴力而被定罪。2010年，一名边境巡逻人员越过南部边境，在墨西哥境内杀死了15岁的塞尔吉奥·阿德里安·埃尔南德斯·居雷卡（Sergio Adrián Hernández Güereca）。尽管被害者没有做出任何过激行为，但特工声称自己的行为是出于自卫。司法部认定，该探员没有违反边境巡逻队的政策。在相关部门没有提出指控的情况下，埃尔南德斯的父母发起诉讼，案件被推进到美国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在埃尔南德斯诉梅萨案（Hernandez v。 Mesa，2017）中认定探员享有豁免权。
除了不会被追责的边境巡逻人员外，还有许多治安警察和准军事团体在南部边境巡逻。根据 2006年的国会报告，这些团体“似乎不需要法定‘权力’来开展志愿边境活动”。这些致力于维持白人多数和白人至上地位的团体非常关注边界问题。对他们来说，不仅要划清界线，还要在身体和心理上不断地对“移民”加以监管。三k党骑士团的创立者大卫·杜克（David Duke）在1977年于墨西哥边境成立了“边境警卫”（Border Watch）组织。此举引起了全国的关注，并为这个新生组织带来了成员。杜克说：“除非我们通过加强边境控制、鼓励领取福利的人少生孩子来减缓和切断移民，否则美国的白人人口将被淹没。”塔克·卡尔森最近在一篇批评移民的文章中也表达了这种观点：“从政治角度来说，这种政策被称为‘大替换’，即传统美国人将被来自遥远国家的、更听话的人替代。”
当地时间2016年8月16日，美国德克萨斯州罗马，美国边境巡逻人员在美国与墨西哥边境抓获一批非法移民。
其他准军事组织纷纷跟随三k党的领导，其中包括联合宪法爱国者（United Constitutional Patriots）、民用物资援助（Civilian Materiel Assistance）和民兵民防团（Minuteman Civil Defense Corps）。这些组织的分支在美国各地涌现，且远离美国边境。在《迷思的终结》中，历史学家格兰丁引用了民兵民防团堪萨斯城分会领导人的话，该分会一直以城市公园里的可疑移民为目标：“边境不再位于沙漠中。它遍布美国。”格兰丁写道，直到最近，“边境地区仍然存在着激烈的种族主义行为，以及军事化或准军事化的残忍举动，那是一个远离美国核心地带的世界”。
边境的军事化，以及“边境安全”的内陆化，为构建和强化种族身份提供了具有吸引力的“我们/他们”的二分法。为了让支持者明白这一点，特朗普在2019年2月援引了《国家紧急状态法》，宣布边境安全为国家紧急状态，并为建墙争取资金。然而，种族认同的问题在于，无论是加强治安还是在边境筑墙，都无法实现白人至上主义者所希望的稳定。这让他们处于一种永远警惕的焦虑状态，让那些被他们迫害的人不断受到威胁。学者格洛丽亚·安扎尔杜阿（Gloria Anzaldúa）写道：“紧张就像病毒一样笼罩着边境地区的居民”。
类似的边界逻辑也在右派的自由概念中发挥着作用：如果一个人对自由的理解是建立在对他人（无论是个人还是民族国家）的绝对独立之上，暴力就永远不会消失，自由也依旧难以捉摸。NRA长期以来的运动座右铭是：“我是全国步枪协会，自由在我这里最安全。”在《作为枪支文化的美国》中，霍夫施塔特鼓励读者认真对待这些关于自由和武装平民的主张，尽管它们可能看起来很天真，但它们对人类的生命造成了沉重打击。然而，他对这些思想的政治后果的讨论却是贫乏的；他仅仅关注到了联邦政府对枪支监管的失败。
霍夫施塔特清楚地知道，在他所谓的“南方历史体系”中，国家军队和武装平民强制推行奴隶制和白人至上主义。但他对枪支文化的理解排除了北方各州的白人自卫队的历史、在各州长期存在的私刑主义，以及在军队、退伍军人和执法机构中极为普及的枪支文化。例如，霍夫施塔特对南方的反思停留在过去的时代，当时武装自己是“白人的特权”，枪支“在奴隶巡逻工作中有必要的地位”、是“白人男性地位的重要象征”。曾经，武装平民在维持南方白人统治方面发挥了非常现实的作用，这在今天的南方枪支文化中也有一定的共鸣；但他认为，这并不能解释国家对于枪支文化的坚持。
霍夫斯塔德认为，可以这样解释武装平民在定居者殖民主义（settler colonialism）中的作用：他们当时有实际且致命的目的，但这仅限于当时。根据霍夫斯塔德的说法，美国的枪支文化归功于根深蒂固的信念，它起源于“激进的英国辉格党纲领”，即民兵对国防至关重要。他写道，当这种信念被写入宪法时，它便获得了“国家的永久认可”。与奴隶制和殖民主义的枪支文化不同，武装平民的实际目的是可识别的，并在大众文化中成为神话。霍夫斯塔特认为，国家枪支文化总是建立在“温和的虚构”之上。他写道：“尽管在革命中，与华盛顿那规模不大、起伏不定的大陆军的勇气和坚持相比，民兵部队的战绩很差。但迷思仍然存在，许多人认为是武装自卫军和民兵制度为美国赢得了自由。”
因此，霍夫施塔特暗示：在几个世纪以来，支撑美国枪支文化的，一直是某种“在现实中缺少基础”，或在“社会关系中缺少实际目的”的信念。这种想法之所以能够持续，仅仅是因为无知、“可悲的固执”，以及它被纳入宪法的事实。这种解释缺乏说服力，或者可以说，这种解释将会引导出存在问题的结论。它之所以无法令人信服，是因为它对一种思想的价值的确定，仅仅依赖于它的真实性或与现实的对应——也就是说，取决于该思想是否具有实用功能。这种观点的局限性很明显，例如，如果我们看看“白人在生物学上是优越种族”的迷思。白人至上（以及生物学上的种族优越性）一直都是虚构的，但这个谎言之所以经久不衰，并不是因为顽固、无知，也不是因为它被写入了宪法。相反，它之所以能够一直存在，是因为它在一个无情的、有数百年历史的社会统治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提供了查尔斯·w·米尔斯（Charles W。 Mills）所说的“认知和道德经济”，让人们在心理上认同自己需要不惜一切代价来“建立和维持白人政体”。
霍夫施塔特从其解释中得出了有误的结论，涉及了诸如黑豹党团体的社区防御。霍夫施塔特没有把这种行为理解为对平民和执法部门私刑威胁的回应，而是把武装社区防卫的做法看作自取灭亡，是错误思维的结果，并称其为认同“关于枪支保护价值的迷思”。他写道：事实证明，黑豹党的武器储备对自己造成的杀伤，远大于对其他人的杀伤。他继续说，“好战的年轻黑人”只是通过拿起武器来“借用白人的神秘面纱”。
我们之所以需要去批判性地阅读霍夫施塔特的理论有两个原因。首先，人们仍然普遍忽视思想背后的实际性和危险性。许多思想看似没有反映社会、政治或经济现实，但事实并非如此。当代准军事组织经常被描述为真人角色扮演（live-action role-playing；LARPing）或“cosplay”。每当成员穿着战术装备，携带步枪出现在抗议活动或杂货店时（包括里滕豪斯出现在基诺沙的“黑命攸关”抗议活动），人们会嘲笑他们为“LARPer”。霍夫施塔特认为，这种嘲笑是基于以下假设，即这些人的武装和训练并没有真正的目的。基于这一角度，如果他们既不为拥有常备军和核武器的政府辩护，也不与之对抗，那么这只不过是一场政治表演。如果你把这些“爱国者”和他们的所作所为斥为幻想，你可能会和霍夫施塔特一样认为，那些在历史上遭受白人暴力的社区所经历的恐惧和它们采取的自卫措施同样没有根据。换句话说，这种看法忽视了这些武装分子在维持特定形式下的统治所起到的作用。
审视霍夫施塔特理论的第二个关键原因，是它关注公共健康和政府监管，以及关于个人权利与集体权利的辩论。我们需要意识到，并非只有霍夫斯塔特制定了过于狭窄的框架，但这一框架导致他无法捕捉到枪支文化在维持种族秩序方面不可或缺的作用，这一文化反映和培养了专制承诺，同时塑造了群体身份和政治主体性。这种框架让我们无法看到更大的背景：军事化的增加如何与合法化的种族主义的衰落，以及黑人解放运动（从黑人权力运动到黑命攸关）的兴起共同出现；“边境安全”如何延伸到国家的中心地带，模糊了警察和士兵之间的界限；以及对主权的主张如何具有种族化的功能。
在平民和执法部门中出现的战术枪支文化，只是向威权主义转变中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不从这个更大的背景中审视该文化，我们就无法理解它。当然，枪支文化和专制主义在美国并不新鲜，蛮力和反民主一直有助于维持正式和非正式的种族统治制度。在这段历史中，法律曾明确支持白人统治。随着二十世纪中期以来，对于白人统治的支持下降，以及未来非白人人口将占到多数的前景，维持种族秩序将需要不同的机制。战术性枪支文化的兴起并不足以实现这一目的，但它确实为恢复专制的法律和政治秩序培养了必要的物质和意识形态条件。
责任编辑：刘德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