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马诺洛·德·洛斯·桑托斯、吉塞拉·塞尔纳达斯]
计划于6月在洛杉矶举行的第9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仍然面临不确定性。由于拜登政府以“民主问题”为由不邀请古巴、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的领导人出席，古巴、玻利维亚、墨西哥、阿根廷等国领导人相继表示有可能拒绝与会。尽管其中一些国家最终可能在美国的压力下前往洛杉矶，但人们不禁注意到：一向被视为“美国后院”的拉丁美洲，地缘政治的风向似乎正在转变。
比起美洲峰会的象征意义，更有说服力的是拉美各国左翼力量的悄然崛起。左翼候选人古斯塔沃·佩特罗在哥伦比亚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赢得了数量最多的选票（40.32%），尽管将于6月19日举行的第二轮投票形势仍不明朗。如果佩特罗和目前在国内支持率领先的巴西总统候选人卢拉·达席尔瓦都赢得今年的选举，拉美地区人口最多的7个国家（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阿根廷、秘鲁、委内瑞拉、智利，占该地区总人口80%）将全部由左翼领袖执政。这将是该地区历史的重要转折。
墨西哥总统：若美国不让古巴等国参会，我也不会去美洲峰会。美联社报道截图
墨西哥总统洛佩斯图自澎湃影像
从15世纪起，拉丁美洲的历史就与殖民主义和奴隶贸易紧密关联。19世纪，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宣称整个美洲是美国的势力范围，自此以后美国对待拉美地区的策略从未改变：从政治和军事上完全控制该地区，对其自然资源进行经济掠夺。美国从墨西哥侵占了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内华达、犹他、科罗拉多西部、亚利桑那、新墨西哥等领土，维京群岛和波多黎各至今仍是美国殖民地。今年1月拜登说“拉美不是美国的后院，而是前院”，这大概是美国政治精英关于拉美地位最大的分歧了。
有一个老笑话：为什么华盛顿从来不闹军事政变？因为那儿没有美国大使馆。这个笑话在拉美地区再贴切不过了。1846年的墨西哥是门罗主义的首批受害者之一。从那时起，美国军队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进行了100多次干预、入侵和政变的行动。在1970年代，CIA在整个地区展开了一系列军事政变，以推翻左翼和独立政府。在一个被称为“秃鹰行动”的秘密计划中，CIA与军事独裁者密切合作，镇压左翼活动家，并防止共产主义在当地人民中崛起。
1964年，美国政府在巴西支持的军事政变推翻了出身于工党的若昂·古拉特总统，开始了对巴西长达21年的军政府独裁统治。1973年，尼克松和基辛格支持皮诺切特在智利发动军事政变，民选总统阿连德战死在总统府，3.8万阿连德的支持者被逮捕，4千人被处死。随后，智利成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实验室，米尔顿·弗里德曼等“芝加哥男孩”被请来实施全面私有化改革。在阿根廷，基辛格支持魏地拉（Jorge Videla）在1976年发动军事政变，该政变折磨和处决了3万人，并通过其经济部长德霍斯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巴拉圭（1954年）、玻利维亚（1971年）、乌拉圭（1973年）等国也饱受美国支持的右翼政变之苦。
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参观故宫。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在1980年代，美国用“华盛顿共识”进一步完善了他们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由于拉丁美洲国家在1970年代被迫承担巨大的债务，并延续到1980年代，华盛顿共识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制定政策，大幅削减公共福利，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商业和资本市场的监管，并全面放开金融和贸易。由于新自由主义改革和华盛顿共识，从1970年到1995年，拉美地区有5000万人陷入贫困，贫困率从1970年的35%增长到2001年的45%。在此期间，外债翻了3倍，从1975年的673.1亿美元到1980年的2087.6亿美元，其中60%是公共债务。偿债额占该地区GDP的比例从1970年的3%跃升到1989年的8.5%，更加扼杀了经济发展的可能性。这些全面私有化和破坏工业结构的影响一直持续至今，这些国家仍在努力摆脱它们被置于的不发达和负债的境地。
事实上，在1985年，很少有国家领导人清晰理解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被迫陷入的债务陷阱，更遑论对其提出质疑。古巴前总统菲德尔·卡斯特罗曾呼吁暂停债务，因为偿清这些债务在道义上不合理、在数学上不可能。他的言论在国际舆论引发了广泛关注。与此相反，华盛顿的一些领导人积极倡导为拉丁美洲制定一个新的“马歇尔计划”，这将意味着再次增加其债务。正如维贾伊·普拉萨德（Vijay Prashad）在格拉斯哥的COP26会议上所谴责的那样，帝国主义国家从殖民地掠夺财富，而这些财富又以贷款的形式回到发展中国家。拉美国家为偿还债务而生产，又与那些从殖民地国家掠夺了财富的国家签订更多债务。这就是债务陷阱：这些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优先服务于偿还债务，而不是为其自身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而发展的缺失又导致更多的债务。
1999年，随着乌戈·查韦斯当选委内瑞拉总统，拉美地区开始了一轮进步的浪潮。这反映了拉美人民对于新自由主义和美国霸权的不满。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巴西、阿根廷、乌拉圭、玻利维亚、尼加拉瓜、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和巴拉圭等国的左翼进步政党相继赢得选举。这是拉美历史上首次出现一批人民政权通过民主选举上台执政的情景。查韦斯倡导“玻利瓦尔革命”，创建了美洲玻利瓦尔联盟（ALBA），并启动了拉美深度一体化的进程。随后，南美国家联盟（UNASUR）、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等几个区域多边组织相继成立，巴西还参与促成了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
对于这一轮进步浪潮，美国的回应是开启了一个以经济制裁、策动政变和混合战争为标志的反革命时期。从2009年奥巴马支持洪都拉斯的军事政变开始，美国在拉美的新一轮干预，使拉美各国人民政权和进步政党都遭受挫折。2012年，巴拉圭总统费尔南多·卢戈在一场“宪法政变”中被弹劾下台。2013年，CIA在委内瑞拉煽动暴力的街头抗议，并被怀疑与查韦斯的离奇身亡有关。2016年，巴西总统罗塞夫被一场法律迫害颠覆下台，与她同属劳工党的前总统卢拉被以贪腐罪名起诉而无法竞选公职（后来证明罪名纯属捏造）。2018年，流亡海外的厄瓜多尔前总统科雷亚被指控绑架，但国际刑警组织拒绝该国签发的逮捕令，称其显然是政治迫害。2019年，美国主导的美洲国家组织（OAS）宣称玻利维亚大选造假，随后引发的政变导致总统莫拉莱斯辞职。
2018年，第八届“美洲峰会”现场照片。
对于情况不同的拉美国家，美国采用了不同的混合战争手段。对地区进步思想的领导者委内瑞拉，美国采用的手段简单粗暴：长期的经济制裁使该国经济持续恶化，将该国排除在SWIFT体系之外使之无法正常开展国际贸易，直接冻结并抢夺该国的黄金外汇储备。这些手段，与今日施加在俄罗斯身上的手段大同小异。
而对于拉美地区最大的经济体、地缘政治的重要参与者巴西，美国正在采用更全面的混合战争策略，其中包括对前总统罗塞夫的弹劾。前总统卢拉也遭受司法迫害，因涉嫌贪污罪被捕入狱近两年，负责该案的法官塞尔吉奥·莫罗后来被任命为博尔索纳罗政府的司法部长。该案经历了整个司法程序，直到巴西最高法院认定卢拉没有任何罪行。
在阿根廷，前总统毛里西奥·马克里的新自由主义政府给国家留下了数百亿美元的IMF贷款，该国至今仍受困于债务陷阱。与巴西的情况相似，在马克里登上总统宝座后，对左翼领导人的司法迫害也升级了。前总统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被指控犯下十几项罪行，她的几位部长和合作者也被指控犯有腐败、非法结社等罪行，甚至前副总统阿马多·布杜也被“预防性”监禁。所有这些人都是美国赞助的法律战的受害者，几年后，他们都被本国的司法系统宣告无罪。
目前，拉丁美洲的第二波人民政府执政势头正在兴起。它始于洛佩斯·奥夫拉多尔在2018年当选为墨西哥总统。他推动了社会改革，最近还将墨西哥的锂产业国有化，将锂提升为战略矿产，宣布锂的勘探、开采和使用是国家的专属权利。锂是数字设备中使用的电池的重要成分。2019年，由庇隆主义者和基什内尔主义者组成的左翼政党联盟“大众阵线”（Frente de Todos）在阿根廷赢得选举，阿尔韦托·费尔南德斯和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分别当选总统和副总统。2020年，迈向社会主义运动（MAS）在玻利维亚重新上台，新总统路易斯·阿尔塞曾在莫拉莱斯政府担任经济部长。2021年，秘鲁的佩德罗·卡斯蒂略和智利的加夫列尔·博里奇分别在本国赢得总统选举，去年在洪都拉斯，左翼的“自由和重建”党的女性代表希奥玛拉·卡斯特罗也取得了同样的成绩。
西班牙《世界报》：奥尔特加：那场峰会太肮脏，没有人感兴趣
与二十年前的进步主义和左翼政府浪潮不同的是，今天的全球地缘政治环境正在悄然发生剧变。美帝国正在从它的巅峰衰落。尽管美军已经不得不从阿富汗撤军，但美国的政治精英仍然傲慢地相信：帝国能同时遏制俄罗斯和中国，干预乌克兰的代理人战争，用台湾挑衅中国，不断加码对俄罗斯的制裁和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同时仍然维持美洲大陆“院子里的秩序”。
与此同时，中国在投资、贸易和区域合作方面对拉美的影响迅速增加。始于2008年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始于2014年的中国-拉美共同体论坛、吸引了广泛兴趣的“一带一路”倡议，都在展现中国在拉美地区不断提升的影响力。与过去的进步浪潮不同，今天的拉美人民可以期待一个更强大的中国。今天的中国提倡多边主义和一种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而不是战争或干预。这对那些旨在经济发展和技术追赶发达国家的政府来说也是一个机会，因为中国现在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并且预计将于2028年成为第一大经济体。
虽然拉丁美洲的左派正在崛起，但这并不意味着胜利唾手可得。今天当选的进步政府所面临的经济和政治现实，远比1999年第一波人民政权崛起时要更糟糕。摆在这些政府面前的任务令人敬畏。同时，华盛顿敏锐地意识到，破坏古巴和委内瑞拉的稳定，是破坏拉美大陆其他地区稳定的关键，他们将继续利用混合战争和法律战来试图颠覆这两个国家。
白宫和国务院对“美洲峰会危机”造成的局面感到担忧。拉美国家已经不是第一次抱怨美国将古巴排除在外，但在整个大陆左翼崛起的背景下，这种抱怨如今正在侵蚀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同时也将左翼领导人拖入更激进的立场。因此，我们绝对可以期待见证美国积极发起针对古巴和洛佩斯·奥夫拉多尔的媒体攻势——正是这位墨西哥总统大力推动了这场关于古巴、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是否应当参加峰会的辩论。
迫于美国压力，拉美各国首脑最终仍可能出席在洛杉矶举行的美洲峰会。哥伦比亚的右翼仍可能形成联盟，在第二轮投票中击败佩特罗。甚至卢拉也仍可能被美国主导的混合战暗算而输掉巴西总统选举，毕竟过去12个月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副国务卿维多利亚·纽兰和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都对巴西大选表达了关切——在美国政治精英的话语中，这场选举是“1980年代[巴西]恢复‘民主’以来最关键的一次”。
拉美左翼进步运动对帝国主义的拒绝表明了独立道路的目标，工人阶级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声音也在不断增长。但社会主义的建设需要时间和国际合作。因此，代表人民的政党和运动团体在赢得选举后的斗争不仅仅是为了发展自己的国家，也是为了击退美国的干涉。拉美的未来不会一帆风顺地驶向社会主义，而是会经历曲折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中国可以发挥关键作用，通过促进和平、多边主义和世界人民之间的友谊，支持这些国家走上完全独立的道路。
作者简介
马诺洛·德·洛斯·桑托斯（Manolo de los Santos）是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的研究员，左翼网站People‘s Dispatch的撰稿人，国际人民大会（International People’s Assembly）的组织者，以及2022年洛杉矶人民民主峰会（People’s Summit for Democracy）的联合协调人。
吉塞拉·塞尔纳达斯（Gisela Cernadas）是居住在中国的阿根廷经济学家，国际传播机构“东声”（Dongsheng News）的撰稿人，阿根廷伟大祖国党党员，“拒绝新冷战”国际运动成员
责任编辑：祝加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