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观察者网杨蓉]
“德国最强大的三个商业家族、其公司和下属慈善机构怎么会与这个国家值得称赞的纪念文化如此脱节？”
“我越是花时间了解这些商业王朝，了解他们不光彩的过去、财富和企业，以及他们试图忽视或掩盖其掌门人与纳粹德国的关系的意图，我就越发怀疑德国的这种纪念文化到底有多深刻、多真诚、多持久。”
77年前的5月8日，纳粹德国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得以告终。现如今，战火在欧洲重燃。在能源问题上犹豫不决数周后，德国总统朔尔茨终于在今年的5月8日发表全国电视讲话，表示德国把帮助乌克兰视作“历史责任”，但也强调德国不会轻易屈从于其中任何一方的要求，德国不会作出使北约成为战争方的决定。
而在稍早前的4月19日，美国亲自由派媒体《纽约时报》也刊发了荷兰籍记者大卫·德容（David de Jong）评论文章“敲打”德国，回顾了一番德国作为纳粹主义萌芽地的黑暗历史，并扒开了宝马、保时捷和奔驰三大老牌车企的家族产业背后与纳粹千丝万缕的联系。
大卫·德容曾为《彭博商业周刊》、《华尔街日报》和《荷兰金融日报》等媒体供稿，花4年时间写就《纳粹亿万富翁：德国最富有王朝的黑暗历史》（Nazi Billionaires： The Dark History of Germany‘s Wealthiest Dynasties）。该书已于报道刊发当天（4月19日）出版，报道原文改写自书中内容。
《纽约时报》4月19日刊文：他们是纳粹财富的继承人，但他们不会道歉
众所周知，汽车工业是近现代德国的经济支柱。这不仅是因为汽车工业为德国贡献了10%的GDP，更是因为保时捷、奔驰、宝马和大众等品牌被世界公认为德国工业智慧和卓越工艺的象征。
或者至少，这是这些企业通过数百万美元的品牌推广和广告投放，试图维持的形象。
德容指出，上述企业鲜少花费金钱和精力讨论其起源。事实上，其成功可以直接追溯到纳粹时期：德国汽车设计师费迪南德·保时捷（Ferdinand Porsche）说服希特勒将“大众汽车”（Volkswagen）投入生产，而他的儿子费里·保时捷（Ferry Porsche），一名自愿加入的希特勒直辖党卫队（SS）军官，最终建立了这家公司。
无独有偶，曾让宝马从破产中“起死回生”并发展壮大的德国实业家赫伯特·匡特（Herbert Quandt）及其父亲君特·匡特，以及持有奔驰的德国钢铁大亨弗里德里希·弗利克（Friedrich Flick）其实都被控在二战中犯下战争罪。与逃脱罪行的匡特家族不同的是，弗利克在纽伦堡后续审判中被判有罪。
从左至右依次为：君特·匡特、费迪南德·保时捷、费里·保时捷、弗里德里希·弗利克
“这在现代德国并不完全是一个秘密，但它被很愉快地忽视了。”德容写道，这些在德国战后创造的“经济重生奇迹”中发挥了核心作用的人，仍然受到广泛拥护和赞誉，从建筑物到基金会和奖项的设立，到处都能看见他们的名号。
德容认为，在因其纪念和忏悔文化而倍受赞扬的德国，要开诚布公地承认国内部分最富有的家族的战时活动，充其量只是一种事后的思考。但是，在这些企业以及德国对企业创始人和掌门人的纳粹历史持更为开放态度之前，清算工作仍将是不完整的。
德容称，自己已经追踪报道了这些家族十年之久，在翻阅了数百份历史文件、学术研究和众多回忆录，与历史学家交谈，并调阅德国多地及其他国家的档案后，他被自己所了解到的内容“震惊到了”。
1938年，费迪南德·保时捷（最左边）向希特勒展示大众汽车模型。图片来源：英国“战争史”网站
以匡特家族为例。匡特家族19世纪时发迹于毛纺业，第二代继承人君特·匡特（Günther Quandt）和他的儿子赫伯特·匡特（Herbert Quandt）都是纳粹党的成员，其工厂强迫或奴役多达5.75万人为德国生产军火。此外，君特还从被迫以低于市场价格出售其企业的犹太人，以及被德国没收财产的人手中低价收购其公司，而赫伯特则至少协助促成了两桩此类可疑收购，并监督了波兰一个未完成的集中营的规划、建设和拆除。
1935年，希特勒参观位于慕尼黑的宝马工厂。图片来源：纽约邮报
如今，匡特家族的两个继承人拥有大约380亿美元的净资产，旗下宝马公司握有宝马、Mini和劳斯莱斯三大品牌，并在化工和科技行业拥有大量股份。
匡特家族如何逃脱了战后的审判，东山再起？德容称，二战结束后，华盛顿和伦敦发布的数以万计的政府文件显示，德国并没有像公众舆论认为的那样完成“去纳粹化”，反而让大量德国战犯逃脱惩罚、逍遥法外，匡特家族也在受益人之列。
1960年，赫伯特从其父亲处继承了一笔财富。五年后，他将宝马从破产边缘拯救出来，此后成为公司最大的股东，并开始重组公司。如今，他的两个孩子斯特凡·匡特（Stefan Quandt）和苏珊娜·克拉滕（Susanne Klatten）坐拥宝马约50%股权，跻身德国顶级富豪之列。
德容表示，匡特家族继承人并非对其长辈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2007年，一部名为《匡特家族的沉默》（Das Schweigen der Quandts）的电视纪录片揭露了该家族与德意志第三帝国（纳粹帝国）的关系。作为回应，匡特家族4年后委托历史学家、波恩大学现当代史教授肖尔蒂塞克（Joachim Scholtyseck）带一组研究人员进行了调查，其结果就披露了上述家族史，但是“宝马的继承人们似乎更愿意继续过自己的日子，就像什么都没发现一样”。
纪录片：《匡特家族的沉默》
匡特家族唯一一次就调查结果接受采访并回应，是在调查发布当年（2011年）的9月。斯特凡告诉德国《经济周刊》（Wirtschafts Woche），淡化家族与自己父亲、祖父的联系是有必要的，但这也是“大规模的、痛苦的”矛盾。
然而，德容却指出，祖父君特·匡特的名字至今仍保留在宝马公司总部，且斯特凡还以父亲的名字设立了一年一度的“赫伯特·匡特媒体奖”（Herbert Quandt Media Prize）。斯特凡称，父亲的“毕生成就”（life’s work）足以为这份奖项正名。
不仅如此，德容还表示，尽管斯特凡声称家族委托进行这项研究的最重要目标是“开放和透明”，但在奖项设立后的十年间，其网站上的赫伯特人物生平介绍都几乎完全没有提到赫伯特在纳粹时代的活动，也没有包含此前家族史调查的内容，只提到赫伯特在1940年加入其了父亲电池公司的董事会。
赫伯特·匡特（右）。图片来源：Carscoops
值得玩味的是，直到2021年10月底，也就是德容向匡特家族反映这一问题的几个月后，这一情况才有所改变，此时距离匡特家族那份调查报告的发布已经过去十多年。
德容发现，如今网站上的介绍已经扩充内容，并提到了调查的部分结果，例如赫伯特曾负责柏林电池工厂的人员配备，而那里的工人受到了强迫和奴役，但仍然忽略了赫伯特参与集中营项目、让战俘为自己的私人庄园做事、帮助收购从犹太人手中夺取公司等“事迹”。
匡特家族的“洗白”之路不止于此。2016年，宝马公司的慈善部门以赫伯特之名重新整合为“宝马基金会-赫伯特·匡特”（BMW Foundation Herbert Quandt），成为全球主要的慈善机构之一，拥有约1.5亿美元的资产，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影响力投资”，斯特凡和苏珊娜则是其创始捐助者之二。
基金会的网站上，赫伯特的生平更是仅以一句话浓缩带过：“他确保了宝马公司的独立性，为公司未来的成功发展打下了基础。”而慈善会的格言，是促进“负责任的领导”，并激励“世界各地的领导人努力实现一个更加和平、公正和可持续的未来”。
宝马基金会首页截图
三大家族中的修正主义者，不止匡特一家。
2018年，保时捷公司成立了费里·保时捷基金会（Ferry Porsche Foundation），这距离费里设计出他的第一辆跑车——传奇车型保时捷356已有70年。
“处理自己的历史是一种全时承诺（full-time commitment）。”该慈善机构的主席在一份声明中写道，“费里·保时捷基金会想要鼓励的正是这种关键的反思，因为：要知道你要去哪里，你必须知道你从哪里来。”
德容讽刺地指出，其实保时捷本可以从离历史根源更近的地方开始，比如直接这样写：
“该基金会是以一个在1938年自愿申请加入党卫队的人的名字命名的，他在1941年被录取为军官，并在他的余生中为此撒谎。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费里先生忙于领导斯图加特的保时捷公司，而该公司剥削了数百名被胁迫的工人。在战后的几十年里，作为保时捷的首席执行官，他的身边都是前党卫队高级军官。”
1934年，费迪南德·保时捷（左）和费里·保时捷。图片来源：欧洲汽车新闻
德容表示，在其1976年的自传中，费里对保时捷的犹太创始人阿道夫·罗森伯格（Adolf Rosenberger）进行了“扭曲的历史描述”，其中充斥着反犹太主义的言论，还指责罗森伯格在被迫逃离纳粹德国后进行敲诈。“战争结束后，似乎那些被纳粹迫害的人认为他们有权获得额外的利润，即使他们已经得到了补偿。罗森伯格绝不是一个孤立的例子。”费里在书中写道。
但事实是，1935年，尽管公司利润已经大幅增长，费里的父亲费迪南德和连襟安东·皮耶希（Anton Piëch）以与1930年购买保时捷公司10%股份时相同的价格将罗森伯格的所持股份买断，费里这才拿到了这部分股份。“简单地说，罗森伯格被骗了，没有得到他所持股份的全部价值。”德容表示，这笔交易显然是一种“雅利安化”。
如今，保时捷所做的不仅仅是资助教授职位或制造跑车，保时捷家族与其表亲皮耶希家族共同控制着大众汽车集团，该集团旗下有奥迪、宾利、兰博基尼、西亚特、斯柯达和大众汽车等品牌。据估计，保时捷-皮耶希家族的总净资产约为200亿美元。今年2月，大众集团证实计划将保时捷从集团中分拆出来让其上市，这将成为2022年最大的IPO之一。
只是，保时捷家族从来没有公开讨论过其创始人在第三帝国时期的活动。除了费里以外，曾为大众设计出第一款经典车型甲壳虫的费迪南德和皮耶希在二战期间共同管理大众汽车工厂。在那里，为了完成庞大的军火订单，工厂使用了数以万计的来自纳粹占领的地区的“奴隶”。
2019年3月，费里·保时捷基金会宣布，它将在斯图加特大学资助德国首个“企业历史”（corporate history）教授职位。
斯图加特大学网站截图
这又是哪一招？德容发现，斯图加特大学历史系曾在2017年发表了一项由保时捷公司资助的、关于保时捷公司在纳粹时代的起源的研究，但该研究“似乎遗漏了很多东西”。
“不知为何，罗森伯格的个人文件没有被纳入研究。该研究还错误地描述了罗森伯格先生出售股份的性质。”德容写道，“我对这项研究看得越多，就越觉得它更像是一个部分的粉饰，而不是一个全面的交代。”
最后是弗利克家族。
第三帝国时期，弗里德里希·弗利克（Friedrich Flick）控制着德国最大的钢铁、煤炭和武器集团之一中德钢铁公司（Flick Kommanditgesellschaft）。1947年，弗利克因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被判处七年徒刑。在纽伦堡审判中，他被认定三项罪行：使用强迫劳动和奴隶劳动、在财政上支持党卫队和掠夺一家钢铁厂。根据2008年的一项研究，可能有多达4万名工人因被弗利克剥削奴役而死。
“撇开所有道德标准不谈，弗里德里希·弗利克拥有成为德国首富的天才能力——还是两次。”家族史《弗里克家族》一书的作者托马斯·拉姆格（Thomas Ramge）曾如此评价道。1950年提前获释后，弗利克重建了自己的企业集团，成为当时德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戴姆勒·奔驰的控股股东。1985年，德意志银行收购了弗利克企业集团，使他的后人成为亿万富翁。
1947年1月15日，弗里德里希·弗利克在纽伦堡接受审判。图片来源：彭博社
如今，弗利克商业帝国旗下一个价值约40亿美元的分支，在德国城市杜塞尔多夫设立了一个私人基金会，且毫不意外地命名为“弗里德里希·弗利克资助基金会”（Friedrich Flick Funding Foundation）。该基金会在德国最富盛名的大学之一的董事会中拥有一个席位，并将资金用于教育、医疗和文化事业，主要活动在德国和奥地利。
“这个基金会仍然以一个被定罪的纳粹战犯的名字命名，在他的工厂和矿井中，成千上万的人从事强迫或奴役劳动，包括数千名犹太人。但在该基金会的网站上，你永远不会了解到弗利克财富的污点历史。”德容毫不客气地讽刺道。
他不禁问道：德国最强大的三个商业家族、其公司和下属慈善机构怎么会与这个国家值得称赞的纪念文化如此脱节？
德容试图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解释这个牵扯复杂的问题。
当德容向匡特家族的长期发言人约尔格·阿佩尔汉斯（Jörg Appelhans）询问其在总部和媒体奖项上使用君特·匡特和赫伯特·匡特的名字一事，对方以电子邮件回复称，“我们不认为重新命名街道、地方或机构是处理历史人物的一种负责任的方式“，因为这样做“阻碍了对他们在历史中的作用的有意识的暴露，反而助长了对历史的忽视”。
“这是一种特别无耻的歪曲。”德容说，这些家族并没有展示他们财富背后的血腥历史，除了偶尔委托别人以晦涩难懂的学术语言撰写研究报告，然后又从不在网站提及这些研究结果以外。
“他们甚至没有以诚实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问题。事实上，他们正在做相反的事情：纪念他们的大家长而不提及他们在纳粹时期的活动。”
果不其然，当德容联系到弗利克家族办公室时，其代表拒绝发表评论。当德容问及费里·保时捷基金会为何不在其网站上展示费里的生平介绍时，该基金会主席塞巴斯蒂安·鲁道夫（Sebastian Rudolph）则打外交辞令般地表示，基金会正在研究费里的介绍“在多大程度上也应该在基金会网站上有所体现”，并补充称其“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费里的“毕生成就”。
德容指出，几十年来，纪念文化一直是德国社会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在德国的各个城市和乡村，你会发现许多“绊脚石”（Stolpersteine）。这是一种由黄铜和混凝土制成的方约10厘米的方块，上面写有受迫害的犹太人的信息。在德国，大大小小的纪念碑随处可见。从柏林到法兰克福，从汉堡到慕尼黑的咖啡馆里，每天都有关于集体内疚和赎罪的对话。这些都是反思性的、细微的，最重要的是，有所觉悟的。
然而，这场正视过去的运动在某种程度上绕过了许多德国最受尊敬的大亨和他们的黑暗历史。
德国街头的“绊脚石”。图片来源：Folklife杂志
“我越是花时间了解这些商业王朝，了解他们不光彩的过去、财富和企业，以及他们试图忽视或掩盖其掌门人与纳粹德国的关系的意图，我就越发怀疑德国的这种纪念文化到底有多深刻、多真诚、多持久。”德容直言。
文章的最后，德容发出诘问：固然，汽车工业是德国的典型，对国家经济和国家认同都至关重要。但对这些大亨的批判，是否就是对国家认同的否定？这些人是否需要得到支持，就因为他们仍然是德国复兴和经济实力的有力象征？在德国，庆祝商业成功是否仍然比承认反人类罪行更重要？
“还是说，真正的答案更简单：也许这个国家受制于几个亿万富翁和他们的全球性企业，而这些人更关心保护自己的声誉——以及他们的财富——而不是面对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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