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最高法院关于推翻罗诉韦德案的意见草案遭到披露后，许多法律评论家担心一旦罗诉韦德案被推翻，其他植根于宪法对于隐私保护的权利可能遭遇相同的命运。尽管塞缪尔·阿利托（Samuel Alito）大法官表示，该草案仅限于堕胎权，但许多评论家担心推翻罗诉韦德案可能会引发对诸如美国同性恋婚姻、避孕权等其他权利的威胁。虽然阿利托建议法院表示其对堕胎权利的裁决绝不应该被解释为会对其他权利保护产生影响，但保守派政治家是否会对其他法案采取行动，目前还未有定论。本文原载于《美国政治新闻网》（Politico），作者Josh Gerstein；Alex Ward。
在最高法院关于推翻罗诉韦德案的意见草案遭到披露后，自由派法律倡导者表示该草案带来的负面影响远远超出了堕胎权的范畴。
当地时间2022年5月4日，美国华盛顿特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泄漏的一份意见书显示最高法院将可能推翻保护女性堕胎权的罗诉韦德案，引发广泛争议，呼吁堕胎和反堕胎人士在美国最高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
尽管对于许多左翼人士而言，罗诉韦德案遭到推翻意味着巨大的痛苦，但许多法律评论家于5月3日宣称，阿利托在密西西比州15周堕胎禁令的未决案件中的初稿可能会引发一系列挫折，甚至使人们在上世纪60年代在涉及个人权利的关键案件中取得的胜利再次受挫。自由主义者警告说，基于阿利托在意见草案中的写作和推理，美国的同性恋婚姻、避孕和其他植根于宪法对隐私的保护的权利可能同样会受到威胁。
“必须认真对待此事，”前美国检察官乔伊斯·怀特·万斯（Joyce White Vance）在推特上写道，“如果罗诉韦德案被推翻，那些‘一脉相承’的权利都可能面临危险。”
前密苏里州民主党参议员克莱尔·麦卡斯基尔（Claire McCaskill）也发出了类似的警告，他警告说，如果像阿利托这样的观点成为法律，几乎所有基于个人隐私担忧的权利都将受到威胁。
麦卡斯基尔在MSNBC上说：“他们违反了宪法中关于隐私权的规定。有很多关于隐私权的决定不仅源自《权利法案》，也源自第14修正案和这个国家对于自由的概念。”
阿利托在他的意见草案中包括了一份权利清单，这些权利可能会因推翻罗诉韦德案而被削弱。尽管这位乔治·W·布什任命的保守派人士强烈主张，搁置罗诉韦德案不会影响除堕胎权以外的任何权利。阿利托的意见中讨论的保护包括了高等法院2015年宣布的同性婚姻权利，1965年确立的避孕权，以及法院于1967年采纳的跨种族婚姻的权利。
在引用了14起此类案例后，阿利托宣布它们与堕胎无关，并自信地断言：“将罗诉韦德案从美国法理学的结构中剥离出去，不会对这些权利构成任何威胁”。
“这些权利不支持堕胎的权利。同样地，我们认为宪法不赋予堕胎权的结论，也不会以任何方式削弱这些权利，”阿利托在《美国政治新闻网》（Politico）发布的意见草案中写道。
但是许多左翼人士完全不相信这种说法，其中包括了特拉华州的著名律师：总统乔·拜登。拜登于5月3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这将意味着与隐私概念有关的所有其他决定都将受到质疑。”而在采访开始之前，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发表声明确认了草案的真实性。
拜登补充说：“如果公布的裁决理由成立，那么一系列的权利都会受到质疑。”拜登特别提出，如果阿利托的观点在高等法院得到支持，那么同性婚姻可能会在一些州再次遭到取缔。
“这是否意味着在佛罗里达州，他们可以决定通过一项法律，规定不允许同性婚姻，并表示同性婚姻违反了佛罗里达州法律？”拜登说，“这是美国法理学的一个根本性转变。”
一些法庭观察员争辩说，阿利托推翻罗诉韦德案的具体理由并不是唯一危及其他权利的因素。仅仅是“推翻49年的先例”这一行为就意味着新的权利，如同性婚姻，可能会遇到同样的命运。
得克萨斯大学法学教授斯蒂芬·弗拉德克（Stephen Vladeck）说：“无论是推理还是这一观点的存在，都让我完全不相信大多数人会愿意止步于推翻罗诉韦德案。”弗拉德克还指出，阿利托观点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是：那些没有在美国传统中得到牢固确立的所谓权利在本质上比那些历史更悠久的权利更令人怀疑。
弗拉德克指出：“即使草案声称它仅限于堕胎，但它关注的是权利的血统。同样的理由‘将适用于其他情况’，在这些情况下，法院将承认其他权利没有充分扎根于美国当代传统，无法安抚法院。”
“罗诉韦德案”的主人公 Norma McCorvey
这似乎把相对较近的一些裁决置于险境，尤其是七年前的奥贝格费尔诉霍奇斯（Obergefell v。 Hodges）同性婚姻裁决。然而，一些法律专家并不认为这种滑坡效应在实践中有那么严重，因为阿利托引用的许多权利已经不再具有严重的争议。
“不存在推翻奥贝格费尔的全国性运动，”南得克萨斯法学院教授乔希·布莱克曼（Josh Blackman）说，“这个国家没有司法机关想要禁止跨种族通婚。”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推翻罗诉韦德案会产生广泛影响”的说法，是典型的“可怕的游行”（parade-of-horribles）论点。法律倡导者使用这种策略来辩称，一项决定的影响将远远超出眼前的具体问题。
在草案中，阿利托试图通过宣布堕胎“终止‘生命或潜在的生命’”来阻止自由派大法官的预期批评，并宣布他所引用的其他权利都不涉及此类问题。这在避孕领域可能并不完全正确，但阿利托建议法院明确表示其对堕胎权利的裁决绝不应该被解释为会对其他权利保护产生影响。
“为了确保我们的决定不被误解或被错误定性，我们强调我们的决定涉及宪法规定的堕胎权，而非其他权利，”阿利托写道，“本意见中的任何内容都不应被理解为对不涉及堕胎的先例产生怀疑”。
在一些观察家看来，这一免责声明与最高法院在解决2000年布什诉戈尔（Bush v。 Gore）总统大选一案中坚持认为的：该判决“仅限于目前的情况”非常相似。
尽管有这样的告诫，下级法院有时还是以该案为指导。一些法官在个人意见中引用了该案，但法院尚未在多数意见中采取同样的做法。
虽然在推翻罗诉韦德案后，法院大肆反对避孕或禁止跨种族婚姻的可能性似乎很低，但推翻已有半个世纪历史的堕胎决定所提供的“隐性绿灯”对一些州议员来说太诱人了，以至于他们无法拒绝。
弗拉德克说：“目前这还是一个理论上的担忧，但我住在得克萨斯州，不难想象得克萨斯州立法机构会忍不住去挑战极限。这样的裁决会让红州的政客们思考，‘还有哪些看似不可动摇的法律是我们尚未去挑战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