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开年伊始，大西洋两岸的西方国家，因为新冠疫情的防控问题，以出人意料，甚至是前所未有的激烈方式引发了全球关注。
从“自由车队”到“已经结束了”，大西洋两岸为啥都管不住了？
加拿大加政府1月15日开始实施新的防疫规定，要求通过陆路往来加拿大与美国的卡车司机在入境加拿大时必须出示新冠疫苗接种证明。对此，美国政府1月22日开始对入境美国的加拿大司机实施对等的疫苗接种规定。不料加拿大政府这一纸新冠疫苗接种强制令，成为引爆国内形势的导火索。
就在美国启动对等措施的当日，心怀不满的加拿大卡车司机们开着数百辆卡车，组成“自由车队”，从全国各省汇聚而来，向首都渥太华“进军”，最终于1月29日进入渥太华，几乎包围、封锁了市区，并占据加拿大议会前的道路进行抗议示威。参与抗议的卡车司机们表示自己并非反疫苗，而是反对政府强制接种令，将抗议示威称为“自由运动”。
从东部的多伦多到西部的温哥华，加拿大多地均出现支持“自由车队”的示威活动，而渥太华和美加边境局势更是前所未有的严峻。首都被“包围”、“占领”数周，成为和平年代国际社会少有的景象，渥太华警察局局长彼得·斯洛利承认首都警力不足以应对示威活动，日常生活备受影响的渥太华市民甚至呼吁总理特鲁多积极行动，要求加武装部队介入“清场”。
随着抗议车队堵住了美加两国之间的多个过境点，美加双边贸易受到严重干扰。面对国内治安、经贸遭遇的潜在威胁，以及美国政府的关切和压力，渥太华市政府先于2月6日宣布首都进入紧急状态。2月11日，安大略省进入紧急状态。到了2月14日，无心过情人节的总理特鲁多更是宣布将在该国历史上首次启动《紧急状态法》，意味着加政府拥有了出动武装部队平息国内形势的联邦权力。2月18日，加拿大警方对渥太华的“自由车队”抗议采取“清场行动”，约100人被逮捕，至少21辆卡车被拖走。
大西洋此岸，一次针对特定群体的疫苗接种要求便能导致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而在大西洋彼岸，一些欧洲国家则采取了和特鲁多政府截然相反的态度与措施。
自1月底开始，北欧三国挪威、丹麦和瑞典率先开启“解封”，取消了大部分防疫限制措施，包括部分公共场所戴口罩、出示疫苗通行证、保持社交距离的要求，停止大规模检测，对于阳性和跨境旅游人员的隔离要求也大为放宽。瑞典卫生部长莉娜·哈伦格伦公开宣称“这场大流行已经结束了”，新冠病毒虽然还在，但不再被归类为“社会威胁”。
随后，捷克、英国、荷兰等欧洲国家也纷纷效仿，计划提前结束主要防疫措施。欧洲之外，美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国分别就本土疫情防控和入境管制政策等方面逐步放宽。然而，这些西方国家“带疫解封”，引起了各国卫生专家和世卫组织的担忧，因为在启动解封的同时，这些国家的疫情远没有达到乐观的程度。
例如，就在英国首相约翰逊在下议院宣布有意在2月底提早解除剩余防疫措施的隔天，英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便超过16万。但无论是加拿大政府不得不强硬面对的汹涌民意，还是欧洲各国大胆解封，都在传达着越发明显的讯号：新冠病毒变种奥密克戎来势汹汹，但西方各国有些“管不住”了。
事实上，尽管“自由车队”看似声势浩大，但其诉求并非加拿大主流民意，否则特鲁多政府也不会越发强硬。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和加拿大环球新闻网汇总的加各项民意调查显示，大约67%的民众希望政府对未接种疫苗者实施更严格的防控措施，约七成民众反对“自由车队”的抗议活动。
毕竟，加拿大的疫苗完全接种率已经达到80%，而跨境卡车司机的接种率更是已经高达85%至90%。无论是抗议的卡车司机，还是反对疫苗强制接种的民众，在加拿大都是少数群体。但正如英国《卫报》和天空新闻分析所指出的，凭借社交网络的作用，尤其在极右翼组织的“假新闻”和“巨魔农场”（制度化的网络组织统称，其目的在于干预政治意见和决策）推动下，声援“自由车队”的声量得以放大，并得到了跨境支持。
不仅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佛罗里达州长罗恩·德桑蒂斯和右翼国会参议员特德·克鲁兹公开声援“自由车队”抗议活动，GiveSendGo和GoFundMe等美国众筹网站也持续为抗议活动筹集资金达到近2000万美元。即使加拿大地方法院冻结抗议组织者账户，美国部分保守势力仍宣称将发起以比特币为形式的筹款。
更严重的是，包括“团结加拿大”、“匿名者Q”等组织正在汇聚加拿大境内的极右翼、反政府、反社会人士及其支持者，利用“仇恨网络”煽动针对新冠疫情防控参与者的攻击，上到政府要员、下到医护人员皆不例外。这种网络极端主义既发挥线上的跨境传播优势，又与现实活动相结合，成为整个社会潜在的反防疫、反疫苗“炸弹”。
当“自由车队”运动跨越大西洋，开始冲击法国时，加拿大政府自然是管不住了。但对于欧洲国家来说，习惯了天性自由的老百姓，早已按捺不住对回归正常生活和工作状态的强烈愿望，加上世卫组织欧洲办事处主任汉斯·克鲁格对法新社的“奥密克戎可能意味着疫情的结束”之说，以及欧洲发达国家普遍较高的疫苗接种率，各国政府或许是在本国“自由车队”出现之提前响应他们的心声。
“一放就乱、一管还乱”？不同的态度、相似的两难
无论是加拿大的“占领首都”，还是以欧洲为代表的“带疫解封”，西方国家虽然面对疫情的态度不尽相同，但面临的两难处境却是颇为相似的老大难：放，还是管？
且不谈宏观层面的经济发展、民生问题或疫苗接种率，光是社会和普通民众的“抗疫疲劳”，便令各国政府在继续实施疫情防控政策的问题上不得不保持顾忌。
“自由车队”围堵渥太华八天后，加拿大财政部长克里斯蒂娅·弗里兰便在自由党安大略省支部的视频会议上表示，在新冠疫情暴发两周年来临之际，人人都对这场全球大流行产生了疲劳，因此加拿大正处于一个“棘手的时刻”。
在奥密克戎打破了加拿大人对于疫情结束、回归正常生活的期待后，加拿大CTV新闻网在去年12月下旬的报道中分析了越发显著的“抗疫疲劳”现象：当人们感觉疫情结束遥遥无期时，便不再有遵守日常生活防控规定的动力，无论是出门戴口罩还是聚会人数限制，都无心自觉严格遵守。
此外，加拿大怀雅逊大学心理学助理教授卡尔·斯普纳发现，疫情带来的精神伤害远不止于心态上的疲倦。疫情中的诸多限制和不确定性给人们带来了显著的精神压力，正在导致人们出现“疫情大脑”的症状：难以集中注意力、焦虑、记忆力下降。更有甚者，这种压力可以导致人们情绪崩溃，家庭暴力和自杀等现象也明显增加。
加拿大统计局近期调查结果显示，在15岁以上的加拿大人中，超过10%民众时常或总是感到孤独，这在牛津大学神经心理学教授芭芭拉·萨哈金看来是一种潜在的危险信号。因为当疫情导致人们处于社交隔绝状态时，大脑自上而下控制情绪、感觉的能力便会受到损害，更容易出现对于负面现象的过度反应，甚至是认知偏见。而这种情况一旦被极端组织和个人所利用，便有可能产生对社会更大的冲击。
这种情况绝非加拿大独有，欧洲和美国也不例外。2月16日，美国传染病专家、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在接受英国路透社采访时也表示，尽管疫情的风险仍存，但现在美国要准备回归常态了，而他此言的主要理由也是严格的防控措施“对于精神健康、育儿、学校教学的伤害”。
由此可见，西方各国并非不知道“带疫解封”的风险，也不是惧怕少数人公开的抗议活动本身，但防控措施给每个人精神和心理上埋下的潜在“定时炸弹”，才是它们更大的担忧。
加剧“抗议疲劳”心态的，则是一个令欧美社会都颇为沮丧的现象：无论是世界领先水平的疫苗接种率，还是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似乎都无力改变来势汹汹的新冠疫情现状。这种“防疫无用论”一旦被越来越多人所接受，政府的任何防疫政策都会失去说服力。
例如，1月底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和国际机场协会针对欧盟的最新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是要求出示行前检测结果，还是其它限制措施，对于欧盟各国航空旅行中奥密克戎的传播几乎没有影响，既不会增加传播几率，也不会有效限制其传播。因此，两个组织在2月1日发布公告，呼吁欧盟取消针对完全接种者或康复患者的（欧盟内部）乘机旅行限制。
“防疫无用论”者最重要的论据，便是高接种率之下发达国家面对奥密克戎又“一夜回到接种前”。被视为全球防疫和疫苗接种典范的以色列，曾在疫情暴发后以高价、高速抢购疫苗，并且很早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较高的首针和完全接种率，甚至考虑全面推广第四针接种。然而，德尔塔和奥密克戎两次冲击以色列构筑的“防疫长城”，尤其是后者造成了该国史无前例的感染数量。
对于多数不反对接种疫苗的民众来说，既然疫苗一方面不能消灭疫情传播，另一方面又能显著防止重症和死亡，感染了也不致命，那么要不要封锁和管控措施，看起来区别也就不大了。面对严格防疫带来的上述社会心理问题，以及解封之后也“区别不过如此”的疫情，西方各国政府所做出的选择，其实是它们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结果。
更不要说持续管控对经济的影响，是各国政府和民众必须要面对的永恒难题。2021年，除了英国和美国之外，丹麦、瑞典、挪威等欧洲国家，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经济恢复速度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严格的防控措施对于国际供应链、产业发展、民众就业和收入的伤害更是无需赘述。经济和民生问题再不解决，只会加剧普通居民的精神压力和沮丧情绪，对上述社会心理问题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自由车队”们则一再证明，一旦这种情绪被少数极右翼和保守势力所利用，对社会治安和政治局势产生的威胁，同样是西方各国政府难以承受之痛。
谁都知道疫情防控“一放就乱”，但西方国家的社情民意也决定了政府“不放也乱”。福奇对路透社所强调的“找到平衡”，恰恰对全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来说真是难题。
（胡毓堃，中国翻译协会会员、国际政治观察分析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