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私人执法引发的恐慌：得州堕胎法案，举报机制与赏金制度
编者按：美国当地时间9月1日，美国得克萨斯州一部禁止堕胎的法律开始生效，该法律禁止女性在怀孕6周后堕胎。同时，民众可以主动举报起诉协助或者教唆女性堕胎的人，以获取高额的赏金。对于支持反堕胎法案的共和党官员而言，通过赋予公民上诉的权力以及设立高昂的赏金，可以使得州政府在逃避“违宪”指控的同时，对1973年最高法院的判例、承认美国女性堕胎权的罗诉韦德案进行攻击。然而，早在1705年，拥有奴隶的各州就颁布了法律，鼓励社区成员抓捕逃跑的奴隶，并对赏金猎人的努力给予奖赏。这样的做法对黑人群体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并引发各州相继推出不同的法案，保护人们免受赏金猎人的伤害。而在今天，相似的情况可能会再次上演，面对赏金猎人的围追堵截，堕胎权的拥护者将采取怎样的行动？针锋相对的团体之间的冲突是否会愈演愈烈？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断言，由保守州制定的法律将对生殖权利的未来产生巨大影响。本文原载于《纽约书评》，作者Robert L。 Tsai是波士顿大学的法学教授；作者Mary Ziegler是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法学教授。
2021年9月29日，美国华盛顿特区，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举行听证会，议员听取德克萨斯州堕胎法的审查。
近日，美国最高法院暂时维持了得克萨斯州的反堕胎法案的通过（SB 8）。该法规定，任何人如果起诉“提供堕胎服务者”或“在约怀孕第六周后（许多女性在那时还不知道自己怀孕）协助或教唆堕胎者”，即可获得至少1万美元的奖励。第一个寻求赏金者是来自阿肯色州的一名重罪犯，目前他已经起诉了一名承认违反法律的来自圣安东尼奥的医生。第二个诉讼是由芝加哥的一名男子提起的，旨在挑战该法律的合宪性。
赏金法案的故事要从马克·李·迪克森（Mark Lee Dixon）这名千禧一代说起，他在得克萨斯州朗维奥（Longview）的一个小型教会担任牧师。得克萨斯州已经颁布了几十项对堕胎的渐进式限制，但迪克森越来越觉得，等待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是徒劳无功的。2019年，迪克森来到得克萨斯州的小城镇瓦斯科姆（Waskom），说服市长和市议会在其管辖范围内禁止堕胎。问题是，除了瓦斯科姆甚至没有诊所这一事实外，迪克森的计划违反了宪法，宪法保护人们在胎儿存活之前选择堕胎的权利，迪克森的计划也迫使市议会承担责任。他给州参议员布莱恩·休斯（Bryan Hughes）发短信征求意见，休斯则向前得克萨斯州总检察长乔纳森·米切尔（Jonathan Mitchell）咨询建议。
休斯和米切尔提出了一个“优雅”但令人不安的解决方案：城市官员不必强制执行任何事情，普通公民将被要求去做这项工作。从瓦斯科姆开始，反堕胎“生命庇护所城市”的新奇想法从该州开始向各州传播。9月1日，随着得克萨斯州的反堕胎法案的签署，它成为了得克萨斯州的法律，并成为了全国性新闻。
尽管赏金法很新颖，且迄今为止是得克萨斯州独有的，但类似的民事执法制度有着更黑暗和复杂的历史。乍看之下，得克萨斯州的法律制度类似于过去将“宪法价值”和“重要社会政策的执行私有化”的努力——比如允许公民起诉政府官员的民权法，以及允许公民识别从“腐败”或“浪费”中获得个人利益的反欺诈法。但在得克萨斯州，赏金法起到了调解反堕胎运动中更加激进派别和主流派别之间分歧的作用。赏金代表了将旧法律机制重新用于保守目的行为，但它也让人联想到“将州法律的执行私有化”这一更令人不安的尝试。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像“救援行动”（Operation Rescue）这样的反堕胎组织一直在谴责他们所认为的，“依赖立法和司法任命来创造社会变革”这一低效且懦弱的行为。这些激进分子包围诊所，轰炸设施并破坏财产。20世纪90年代，迈克尔·格里芬（Michael Griffin）和保罗·希尔（Paul Hill）等极端分子的行为困扰着美国的堕胎政治，同时损害了反堕胎运动的形象。前者在停车场向一名医生的背部开枪；后者则谋杀了一名医生并走向刑场，并反复强调该行为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作为20世纪80到90年代反堕胎运动的决定性力量，“救援行动”的成员没有公开支持暴力，但却在美国各地的诊所采取了积极的封锁战术，并自豪地记录了他们遭到的、数以千计的逮捕。另一方面，该组织中的一些人，如诊所炸弹袭击者的妻子杰恩·布雷（Jayne Bray），确实认为暴力是合理的。
1994年，国会通过了《进入诊所自由法案》（Freedom of Access to Clinic Act），对那些使用武力或公民抗命来阻止病人和医生进入堕胎诊所者施以严厉惩罚。由于选民们反对这种策略，针对反堕胎行为的法律惩罚日益增多，“救援行动”成了一个空壳，但完全禁止堕胎的诱惑并未消失。在过去的十年里，新一代的绝对主义者开始将自己描述为废除主义者，将自己与十八和十九世纪激进的反奴隶制活动家进行比较，并认为现在就是结束所有堕胎的时候。“当你称自己‘支持生命’时，你是在让人们知道你对堕胎的看法，”一个废除主义者网站解释说，“当你称自己为废除主义者时，你是在告诉他们你的目标是什么。”然而，一些废除主义者的好战性使反堕胎运动建制派的行动变得更为复杂，他们需要依靠法官和政治家来改变法律。
2019年，在美国南部和中西部的部分地区，一些法案针对“在胚胎表现出‘心脏活动’的六周后进行堕胎的行为”进行定罪。尽管这些法案看起来很极端，但它们只是半途而废的折中措施，旨在赢得一些废除主义者的支持并在法庭上站稳脚跟。在得克萨斯州，六周的禁令最终既无法满足担心昂贵法律损失的渐进主义者，也无法满足那些“拒绝容忍合法堕胎的可能性”的废除主义者。
正是在这个时候，迪克森、休斯和米切尔开始探索全州的赏金法案如何能实现六周禁令未能实现的目标：赏金法案将成为这一运动的民粹派和希望说服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的精英律师之间的桥梁。但米切尔和休斯知道，他们的项目受到最高法院判例的影响，宪法规定的个人自主权和法律规定的平等权利目前必须得到尊重。
而赏金法案或许能解决这个问题。休斯和米切尔借鉴了他们之前在所谓的“拯救Chick-fil-A”法律上的工作，该法律在2020年成为了全国的头条新闻。由于Chick-fil-A餐厅的所有者曾向有反LGBTQ记录的慈善机构捐款，该公司在圣安东尼奥机场的供应商资格遭到了取消，这让两人都感到震惊。休斯和米切尔起草了一项法案，禁止政府基于某人的成员资格、附属关系或对宗教组织的捐赠而对该州的任何人采取“不利行为”。但是，休斯不相信政府会执行他的法案；毕竟，是进步的市政官员将Chick-fil-A排除在外。相反，为了执行“拯救Chick-fil-A”的法律，任何受到违规威胁的公民都有权去法庭上诉，如果他们赢了，他们的律师费将得到支付。
因此，休斯和米切尔构想了一项全州范围内的，关于堕胎的赏金法案，该法案也可以规避政府中的进步成员。2019年，民主党占多数的城市的检察官宣布，他们将不会执行他们认为侵犯了罗诉韦德案判决的法律。但在赏金法案的执行模式下，公民可以介入违规行为。
此举利用了法官制定的规则，这些规则限制了人们何时可以发起上诉以阻止违宪行为，因为得克萨斯州可以辩称没有州官员参与执行禁令。最高法院相信了这一论点，五位大法官选择让该法律生效。现在，正如许多专家担心的那样，州外的赏金猎人们已经开始涌向得克萨斯州的法院。
在休斯和米切尔看来，赏金法案的好处更大。它可以为一个庞大的司法管辖区提供他们迫切需要的执行机制，因为管辖区缺乏资源或知识来识别每一个越过州界进行堕胎或在线购买堕胎药物的人。同时，这也与一个人们熟悉的法律问题息息相关，即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威慑制度？
当他们谈到赏金时，休斯和米切尔希望这个数字越高越好：金额越大，起诉的人就越多，防止的堕胎就越多。这些奖金将资助反堕胎运动，即使这些赏金有可能使那些提供堕胎服务或帮助他人获得非法堕胎的人破产。胜诉的原告不仅可以从赏金中分得一杯羹，而且他们的律师费（很容易膨胀到数十万美元）将由败诉的被告支付。另一方面，那些被起诉的人始终需要支付自己的律师费。
有了赏金法案，基层活动人士就可以有效地禁止堕胎，他们不必直接攻击孕妇，而是针对堕胎提供者和帮助人们进行堕胎的组织和志愿者网络。现在，那些想自己动手的废除主义者不仅可以亲自参与，还可以因为他们造成的麻烦领取奖励。与此同时，支持该运动的律师则可以在法庭上取得胜利。对于不愿意支持私刑暴力的主流保守派来说，赏金制度可以让他们保持清白，并声称自己在遵守宪法。
2021年9月29日，美国华盛顿特区，议员听取德克萨斯州堕胎法的审查。
运动领袖们有理由希望该法律能够得到维护、复制，最终甚至被视为主流。这让我们明白了为什么得克萨斯州的立法者认为赏金条款在法律上是合理的。纵观美国历史，从普通法中的公益代位（qui tam）法规到1871年通过的三K党法案，曾有过许多将“宪法原则”或“重要社会特权”的执行私有化的努力。杰罗姆·弗兰克（Jerome Frank）法官为这种授权创造了一个著名的短语：公民正在充当“私人检察长”。
公元695年，在英国，最早的此类规定之一是，告发他人违反安息日规定者可获得违规者的一半罚款以及其在安息日工作所获得的任何利润。反对堕胎的人试图通过由公民发起的诉讼，效仿告密者“代表国王”起诉的传统。同样，内战期间颁布的联邦《虚假索赔法》（False Claims Act）对指控政府欺诈的举报人给予奖励，并将诉讼中获得的部分赔偿金作为奖励。在这种情况下，该法律有一个明确的进步目标——阻止腐败；但在这里，诉讼当事人与诉讼对象的唯一联系是诉讼所带来的公共利益。
有点讽刺的是，德州法律中的费用转移条款也反映了民权法规中的情况。事实证明，它在吸引愿意维护自己权利的公民、建立一群经验丰富的公益律师、迫使被告解决案件并同意改变他们的行为方面具有不可思议的价值。而得克萨斯州希望从该计划中为其反堕胎政策争取到类似的好处。
尽管得克萨斯州诉诸于私有化，但州法律和个人权利之间的碰撞是无法完全避免的。得克萨斯州授权公民起诉第三方是为了维护该州的公共政策，而不是因为公民在堕胎中的个人利害关系或代表胎儿（胎儿不享有宪法权利）。法律制度并不是单独通过私人行动来运作的，而是通过书本上的法律、私人情报和监督以及法庭上的法律的结合来发挥作用。赏金法可能会模糊政府的作用，但它们不会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该州在试图逃避法律责任的同时，最终决定了政策。
赏金制度的历史还表明，由国家资助但私有化的监视和告密活动无法将争端局限在受控制的法院，反而可能造成新的冲突。早在1705年，拥有奴隶的各州就颁布了法律，鼓励社区成员抓捕逃跑的奴隶，并对赏金猎人的努力给予奖赏。弗吉尼亚州向任何在离主人家或住处10英里以外的地方抓获逃跑的仆人或奴隶的人提供200磅烟草的奖励；向在距上诉位置5到10英里内抓获逃跑的仆人或奴隶者提供100磅烟草的奖励。1715年，马里兰州也效仿该行为，同样以烟草作为奖励。
到了十九世纪，赏金是以现金支付的。1817年的一项法律规定，凡是抓到试图越过波托马克河的奴隶者可获得20美元，在更远的州，如特拉华州或纽约州抓到奴隶可获得50美元。随着时间的推移，种植园主感到被废奴主义情绪所包围，并越来越依赖私人执法，与武装废奴主义团体的对抗也不断升级，经常出现暴力冲突。在这些法律制度的基础上，支持奴隶制的各州成功地在1850年联邦《逃亡奴隶法》中加入了赏金条款。
弗吉尼亚种植园主发现，社会控制取决于良好的情报。立法机关于 1856年通过了一项法律，承诺只要他们提供的信息“导致另一个参与帮助逃犯的自由白人被定罪”，提供信息的“任何自由白人”都能获得500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6000美元）的巨额奖金。
与以前的赏金不同，得克萨斯州的法律没有授权使用武力。从形式上看，它试图利用公民的私人行动并将其引入诉讼。但它的权限：不涉及企业行为或环境政策，而是人们关于自己身体的私密决定，引起了人们对法律支持下的、极端社会控制措施的担忧。至少在这方面，得克萨斯州的法律最终可能会催生一个类似于启用奴隶赏金制度的监视网络：不仅有成群的捕奴者和雇佣兵，还有有组织的看守人和监视当地社区的独狼。
我们可以预期，如果法律不被废除或推翻，更多的私人和团体将成为执法体制中的代理人。这些堕胎监督人员将监视人们的行动，自封的公民执法者可能会为难以获得的医疗信息和私人通信提供二阶奖励，这些信息现在将成为法庭上的相关证据。就像雇佣兵曾经雇佣侦探和雇人来获取信息一样，现在的监视者也可能转向社交媒体和其他技术来收集提起诉讼所需的信息。
艾伦·布雷德（Alan Braid）医生目前面临的案件是简单的，因为他公开承认违反了反堕胎法，但更棘手的案件即将出现。非常有可能的是，孕妇亲密圈子里的某人可能成为线人，从而引发一连串可怕的事件。即使寻求堕胎的个人不承担法律责任，但她几乎肯定会被迫作证。亲人、朋友、医疗服务提供者和同事除了面临法律风险外，还可能面临类似的创伤。
从《逃亡奴隶法》中得出的一个教训是，这种私人制度非常容易出错，而且会遭到滥用。黑人的法律地位经常被误解，自由公民一直被非法绑架。但另一个教训是，每一个行动都会引起反应：像纽约这样的非蓄奴州因此颁布了旨在解救被绑架并卖为奴隶的自由人的法律。如果我们可以从历史上学到什么，那就是各州限制堕胎权的创新可能会促使其他州制定法律，保护人们免受赏金猎人的伤害，特别是考虑到得克萨斯州的法律可能允许其他州的公民就得克萨斯州病人的堕胎问题提起起诉。如果这种态势得以确立，在没有最高法院指导的真空状态下，我们将看到复杂而相互竞争的制度来管理妇女的身体和权利。堕胎监督员的出现还可能导致秘密团体的扩散，这些组织旨在帮助病人、羞辱赏金猎人，并挫败反堕胎的州，从而加剧在这个问题上的私人冲突。
牧师马克·李·迪克森（Mark Lee Dixon）最终认为，他激发的法案反映了一种深刻的美国思想。他把赏金法案比作油炸泡菜，这是他居住的德州的一种美味：一开始看起来很奇怪，但最终成为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赏金长期以来一直交织在美国法律的结构中，如果得克萨斯州和其他考虑采取类似策略的州对此有任何意见，那些法律将塑造生殖权利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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