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德国正式告别默克尔时代：从“小女孩”到“近乎伟大的总理”
16年，意大利换了九个总理，英国换了五个首相，美国和法国各换了四位总统，德国总理府却从未易主。当安格拉·默克尔第一次当选德国总理时，和她共事的法国总统是希拉克，意大利总理是贝卢斯科尼，美国总统是小布什，这些名字如今听起来已经年代久远，但默克尔却始终活跃在世界政坛，直至此次德国大选标志着她的谢幕。
默克尔的政治生涯创造了无数历史：德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两德统一后首位出身东德的联邦总理、21世纪以来任期最长的西方政治家之一。当她在今年秋天卸任后，一代德国人将不得不开始适应一个没有默克尔的时代。
十多年来，默克尔始终是七国峰会领导人合影里的少数，有时甚至是唯一的女性，但她总是站在谈判的前线。在2018年七国峰会期间广为流传的一张照片中，默克尔在周围一群男性政治家的注视下与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峙。
默克尔的离去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新的时代将走向何方仍是未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不会再有像默克尔这样的政治家了。她不是典型的政治家，低调、谨慎，没有推特账号，常被怀疑缺乏个人魅力，但她却是世界上最受信任的领导人之一。
将近20年过去，默克尔所生活的世界从拥抱全球化转向质疑全球化，曾经边缘的极右翼政党崛起，她努力维持着德国、欧洲乃至世界政治的完整。
“世界将怀念这样一个政治家：她聚焦于事实和证据，对极化不感兴趣，只想解决问题。这种实用主义将被怀念……我对默克尔的离开感到遗憾。然而在一个民主政体，没有人应该永远统治下去。16年已经够长，治理国家需要一双新的眼睛。”默克尔传记作者、英国考文垂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克沃特鲁普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
从“科尔的小女孩”到德国“铁娘子”
作为一个路德教会牧师的女儿、一个在东德长大的女物理学家，默克尔在人生的前35年并未对政治表现出太多兴趣，她考虑更多的是如何避免秘密警察的监视，这成为她在大学选择物理作为自己专业的原因之一，因为意识形态无法干预自然法则。
默克尔于1954年7月在德国汉堡出生。这年秋天，她的父亲接到教会新的任命，带着家人迁往东德。默克尔在东德接受了教育，她聪明、勤奋，在数学和俄语这两门科目的表现尤其出色。她曾因为在俄语比赛中获奖而得到一个前往莫斯科的机会，在那里购买了她的第一张披头士唱片。
1973年，默克尔进入莱比锡大学就读物理专业，和数学家莱布尼茨、钢琴家舒曼、诗人歌德成了校友。她在这里遇到了自己的第一任丈夫、物理系同学乌尔里希·默克尔。这段婚姻没有持续几年，但因默克尔在离婚后仍保留了夫姓而给世界政坛留下一个载入史册的名字。
毕业后，默克尔进入东德科学院的物理化学研究所，并于1986年取得了量子化学博士学位。
1989年11月9日，横亘在东西德之间长达28年的柏林墙倒塌。默克尔的政治意识随着那堵墙的倒下而觉醒，她决定离开工作了12年的研究所，加入刚成立不久的民主觉醒党。在1990年3月举行的东德大选中，民主觉醒党与东德的基民盟结盟。基民盟的胜出使从政仅几个月的默克尔走上更大的政治舞台，成为东德政府的一名发言人。
德国统一后，默克尔得到时任德国总理科尔的赏识。这个来自东德的年轻女性，身上没有丑闻，不像民主觉醒党的创建人施努尔被发现曾是斯塔西的眼线。默克尔先是出任科尔内阁中的妇女青年部部长，后来又担任环境部长。
科尔有一次曾叫默克尔“小女孩”，于是她被媒体称为“科尔的小女孩”。但在1999年，当昔日的政治恩师因陷入政治献金丑闻而接受调查时，默克尔毫不留情地与科尔划清界限。在1999年12月发表在《法兰克福汇报》的一篇文章中，默克尔指出，科尔应该辞去基民盟名誉主席的职位，基民盟应该学会在没有科尔的情况下自立。
这篇文章成为默克尔政治生涯中的重要篇章，外界因此对默克尔有了重新的认识，她在必要时刻表现出的决绝表明了她的果断和勇气。与科尔的决裂挽救了基民盟，默克尔在党内的支持率迅速攀升。2000年，默克尔以96%的得票率当选基民盟的新一任主席。
在2005年的联邦大选中，默克尔代表基民盟与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出战，以微弱优势战胜了来自社民党的施罗德。经过两个月的联合组阁谈判之后，联盟党与社民党组成了40年来首个左右大联盟政府。2005年11月22日，默克尔正式就职，开启了她漫长的总理生涯。这一年她51岁，开始得到德国“铁娘子”的称谓。
默克尔接手的德国刚刚经历了一场经济改革，她的前任施罗德对劳动力市场进行了自由化，德国就业市场在默克尔任内实现了持续繁荣，经济增长率则位列工业化国家之首，一些经济学家将之形容为德国经济的第二个奇迹。在默克尔的领导下，德国经济实现了从“欧洲病夫”到“欧洲经济火车头”的转变，德国再次成为欧洲的中心。
在国内政策方面，默克尔影响最为深远的两个决策莫过于关闭核电站和向难民敞开大门。
作为一名物理学家出身的总理，默克尔曾经是核能的支持者。在她上任后，德国修改了施罗德政府通过的逐步退出核电法案，决定延长核电站的运营年限。然而发生在日本的福岛核事故改变了默克尔对核电的态度。她在几个月后正式宣布德国将在2022年关闭所有核电站，使德国成为第一个彻底放弃核电的主要工业国家。
2015年，当数百万名叙利亚难民逃离家园，默克尔接纳了他们。大量难民的涌入在德国国内引起民意反弹，反移民的德国选择党趁势崛起。在过去几年里，选择党在多个地方选举中胜出，并在2017年的德国选举中获得了将近13%的选票，不仅开始在联邦议院开始享有一席之地，并一跃成为最大的反对党。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默克尔再次赢得了选民的认可。她像科学家一样严谨地向民众解释病毒传播率的R值，像家长一样提醒大家戴好口罩。尽管执政的联盟党支持率因疫情的起伏而波动，但统计数据显示，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德国的死亡率远远低于欧洲其他国家。
欧盟稳定之锚
基辛格在担任美国国务卿时曾提过一个问题：如果我想给欧洲打电话，我应该打给谁？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如今可以是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但更适合的人选或许是默克尔。鉴于德国的经济实力和默克尔的个人领导力，默克尔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欧盟领导人的角色。在重重危机面前，默克尔多次力挽狂澜，维护了欧元区和欧盟的完整。
“默克尔是德国和欧盟的稳定之锚。她的理性、实用主义和谦逊帮助应对了多次危机。”柏林自由大学政治学家塔尼亚·博泽尔对《财经》记者表示。
博泽尔分析说，在默克尔当选德国总理之后，她先是推动谈判，使得里斯本条约通过，而此前欧盟宪法条约在荷兰和法国全民公决中遭到否决；在欧债危机中，尽管面临国内和党内的阻力，默克尔确保德国为陷入困境的国家提供救助，让希腊留在了欧元区；面对移民危机时，她出于人道主义的原因暂停了都柏林公约，向进入欧盟的上百万难民开放德国边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默克尔放弃了严格的紧缩政策，帮助实现了欧盟债务的共同化，这将是欧盟财政联盟的重要一步。
在《安格拉·默克尔：欧洲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一书的作者克沃特鲁普看来，应对欧债危机是默克尔留下的最大国际遗产。也正是这场危机将默克尔推上了欧盟领导者的位置。
2009年10月，欧元区国家希腊爆发债务危机，此后葡萄牙、爱尔兰、西班牙、意大利等国接连出现财政问题，主权信用评级遭下调。这场危机几乎迫使希腊退出欧元区，并在欧洲北部和南部之间留下至今仍未弥合的裂痕。
危机爆发之初，默克尔曾对是否为这些国家提供财政救援犹豫不决，她认为希腊人必须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但随着欧债危机进一步恶化，面对可能沉没的欧盟大船，默克尔不得不放弃原有规则，向希腊提供救援，以保持欧元区的完整。
最终，默克尔帮助组建了欧盟的救助基金和债务纾困方案，并松动立场，同意欧洲央行购买陷入困境的欧元区国家债券。与此同时，默克尔坚持救助与财政纪律相挂钩，她推崇财政紧缩，坚信这是欧洲经济恢复的正确道路。为此她要求希腊实施经济结构改革，削减社会福利，苛刻的援助条件使得希腊人至今仍怀恨在心。
“如果欧元垮掉，欧洲也将垮台。我们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默克尔在2011年10月时说。在应对欧债危机的过程中，默克尔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欧洲南部国家指责默克尔推行残酷的经济紧缩，德国人则谴责她破坏规则将德国的税金用于填补无底洞。
“默克尔开始是有些犹豫的，她总是需要时间进行决策。在这个过程中，她研究事实、理论，之后形成一个决定……在欧债危机中，她衡量了证据，然后推翻了原来的决定。她的箴言是：当事实改变，我的想法也会随之变化。这在她决定淘汰核能和面临难民危机时是一样的。”克沃特鲁普说。
危机管理者
在默克尔第一次入主德国总理府时，她恐怕不会想到在自己的总理生涯中需要应付如此多的危机。在离任前的最后一场夏季记者会上，默克尔总结了她执政期间带领德国应对的五场主要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其后的欧债危机、2015年的难民危机、气候变化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危机。
2015年对于默克尔和欧洲都是一个转折点。这年7月，默克尔曾在安慰一名巴勒斯坦难民时无奈地表示德国无法承受那么多的难民，但没过多久，出于“政治和人道主义的正确立场”，她决定向难民敞开大门。数百万难民的到来在德国造成了分裂。有人在火车站热情欢迎难民的到来，也有人对秩序的混乱感到震惊，甚至以敌视的眼光看待难民。
在2015年8月举行的年度记者会上，默克尔说：“幸运的是，我们中的很多人没有经历过逃亡的疲于奔命，不用担心自己或者孩子的生命……这是为何当这些人求助于我们时，我们需要执行一些明确的原则。”面对德国无法安顿这么多难民的质疑，她回应说：“我们应对过许多事情，我们可以做到。”
“默克尔是欧洲最强大的女性，我对她感激不尽，她救了我的命。”来自叙利亚的难民阿纳斯·莫达马尼对《财经》记者表示。2015年9月，莫达马尼在柏林的一个难民营见到了默克尔，他拿出手机，站在默克尔的旁边拍下一张自拍，他也因此成为2015年难民潮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张脸孔。
“默克尔给了我的生活一个新的机会，让我可以留在德国。她没有在2015年关闭边境，那是她作出的最好决定。”莫达马尼说。逃离叙利亚以后，他先后辗转黎巴嫩和土耳其，在土耳其搭上了一艘超载的橡皮艇前往希腊。橡皮艇在途中翻了船，他差点淹没在海里。
3岁的艾兰·库尔迪没有他幸运。2015年9月2日，库尔迪和家人搭乘的船只在前往希腊的途中倾覆，他的尸体被冲上了土耳其的一处海滩，一名路过的摄影师拍下了那一幕。这张照片出现在全球新闻媒体的头条，震撼了欧洲。英国《独立报》在一篇文章中说，如果这样一张照片不能改变欧洲对难民的态度，那么还有什么能够？
2015年8月，为了缓解希腊、意大利等地中海沿岸国家的负担，德国一度暂停对叙利亚难民执行都柏林公约，让他们无需在首个进入的欧盟国家申请避难。9月4日，默克尔更进一步决定接收滞留在匈牙利的难民。涌向德国的难民人数开始急剧增长，最多时一天之内涌入了1万多人。2015年，德国接收的难民人数高达110万。
当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边境用铁丝网筑起隔离墙，默克尔反击道：“我曾在一道墙的那边生活过足够长的时间。”默克尔向难民开放门户的立场赢得了广泛赞誉。2015年末，她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年度人物，封面上的文字称其为“自由世界的总理”。
但她的难民政策在德国国内民众、联盟党内部以及欧盟引发争议。欧尔班指责默克尔的难民政策是一种“道德帝国主义”，基民盟的姊妹党基社盟则认为默克尔的决定是“史无前例的政治错误”，默克尔曾经居高不下的支持率大幅下跌。
尽管如此，默克尔并不后悔作出接纳难民的决定。她在2020年接受采访时说：“我会作出同样的决定。当人们站在德国-奥地利边境或者匈牙利-奥地利边境，他们需要得到人的待遇。”
六年之后，在2015年抵达德国的那些难民正在逐渐融入德国社会。德国就业研究所的数据显示，大约一半的难民已经找到工作。莫达马尼也适应了德国的生活，他学会了说德语，交到了当地朋友，目前在一所大学学习商业传播，每周有两天在一家超市兼职。他对德国政治产生了兴趣，希望毕业后能进入电视台工作。
“近乎伟大的总理”与式微的执政党
16年过去，默克尔从“科尔的小女孩”变成了德国人眼里的Mutti（妈妈），尽管在她的两段婚姻中，默克尔未曾生育子女。她是一个变化年代里的常数，基民盟在上一次大选喊出的口号是“为了一个我们热爱且美好生活的德国”。
默克尔的支持者说她是实用主义者，实用主义使得她连续赢得了四次大选。作为一个中右政党的领导人，默克尔在16年的执政中有12年是与中左的社民党结盟。在危机四伏的年代，默克尔推崇的实用主义是解决问题的答案。虽然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存在诸多分歧，她仍推动了连接俄罗斯与德国的“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在默克尔任内，德国顶住了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的压力。
并非所有人都喜欢默克尔。她有明显的缺点：技术官僚的犹豫不决，面对压力时决策的自相矛盾。她不止一次放弃原有立场，让追随者失望。默克尔的批评者认为她缺乏远见。默克尔没有像前任施罗德那样进行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而是寄希望于德国制造业和出口驱动的经济模式能持续下去。但在全球化遭遇挫折的今天这一模式面临挑战，经济学家建议德国更多地利用财政空间来减少国内投资的差距，开放服务业以提高竞争力。
无论如何，默克尔改变了德国，她将保守、由男性主导的基民盟转向更中间的立场。她采纳了社民党一些偏左的政策，比如接受同性婚姻（虽然她自己投了反对票），支持引入最低工资。“德国在社会议题上变得更加进步，特别是在女性权利和更大的开放程度上。”克沃特鲁普说。
尽管德国《明镜》周刊用“近乎伟大的总理”来形容即将离任的默克尔，但失去默克尔这样的领导者之后，她领导的基民盟却尴尬地发现可能在选举后失去执政党的地位。
默克尔吸引的不仅是传统的保守派选民，还有那些因为支持她而选择支持基民盟的人：女性、年长者以及一些中间派选民。民调显示，在2017年投票给基民盟的选民中，三分之一的人是因为默克尔而选择了基民盟。
在今年大选前的民调显示，支持默克尔的人超过了半数，但支持基民盟的人却不到四分之一。对于这些选民而言，他们对默克尔的认可与对基民盟的忠诚是脱钩的。当基民盟不再拥有默克尔的光环，他们也不再忠于基民盟，转向支持中左的社民党或者其他党派。
“赢得这场选举的诀窍是将自己描述为默克尔的继承人，不怎么会犯错。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社民党比领导默克尔所在政党的人做得更好。”德国基尔大学政治学者马塞尔·德瑟斯说。基民盟主席拉舍特看起来难以复制默克尔的成功，来自社民党的总理候选人肖尔茨则在此次竞选中努力营造一个和默克尔相似的形象：风格稳健、奉行实用主义。
默克尔的任期将随着新的总理和内阁产生而结束，在那之前她还将继续担任总理。在今年7月最后一次夏季记者会上，有记者问默克尔，卸任总理后她会怀念什么。默克尔答道：“只有当真正离开后，才会知道怀念些什么。”
虽然默克尔未向外界透露她在离任后将做什么，但离开总理府的那天，她将像过去无数个日子那样回到柏林市中心的安库普费尔格拉本大街6号，回到和丈夫绍尔居住的那栋普通公寓楼里。在过去16年里，她从未搬离这个家，总理府只是她的办公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