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拒绝政治化的疫情溯源有理可依、有据可循
霍政欣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新冠疫情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之一。疫情进一步放大了不同制度之间的差异性，加剧了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分化与冲突，对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带来深刻影响。武汉暴发疫情后，中国政府以对人民、对世界、对历史负责的态度，采取了全面、有力、有效的防疫抗疫举措，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中国不仅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基本控制疫情的大国，还积极推进包括疫苗合作在内的全球抗疫合作，为全球抗疫斗争作出巨大贡献，赢得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尊重。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秉持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理念，以开放负责的态度参与新冠病毒的国际溯源合作，先后两次邀请世卫组织专家来华开展溯源联合研究，付出了巨大努力。基于双方专家的联合调查，世卫组织于2021年3月下旬发布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溯源报告》）作出了“实验室泄漏极不可能”的科学结论。
然而，自疫情暴发以来，美国政府防疫不力，抗疫不当，顽固奉行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不仅令本国民众深陷新冠疫情肆虐之苦，更严重影响了全球抗疫进程。与此同时，为转移国内矛盾和压制中国发展，美国政府处心积虑地把新冠疫情的责任栽赃和嫁祸给中国。从特朗普政府公开使用“中国病毒”、“武汉病毒”等荒谬至极的说辞，到拜登政府“选择性失明”，不断鼓吹“实验室泄露阴谋论”，联合盟友施压世卫组织，发起矛头直指中国的第二阶段病毒溯源调查，借疫情抹黑和遏制中国的政治动机昭然若揭。
需要强调，在世卫组织专家已于3月就病毒溯源作出科学结论的情况下，世卫组织不惜自我否定，再次将实验室泄漏作为研究重点，发起新一轮歧视性溯源计划，对此，作为全球第一个和世卫组织联合溯源的国家，中国明确予以拒绝，有理可依、有据可循。
首先，人类与瘟疫的斗争史表明，疫情在何地暴发具有随机性和偶然性，病毒源头和疫情暴发点往往并不重合。如艾滋病在20世纪80年代暴发于美国，但艾滋病病毒起源于非洲，已被科学研究所证实。再如西班牙大流感虽以“西班牙”命名，但疫情在该国暴发之前，病毒早已在美国兵营流行，西班牙不过是这场席卷全球疫情的“背锅侠”。就新冠疫情而言，现有证据表明，武汉暴发疫情之前，美国、意大利、巴西和法国等地已出现新冠抗体阳性样本，病毒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的时间点不断提前。正因为如此，《溯源报告》提出“在全球范围内搜寻可能的早期病例”、“研究冷链传播病毒的可能性”等重要建议。在这种情况下，仅数月之后，因受美国施压，世卫组织罔顾第一阶段联合溯源研究作出的权威结论和科学建议，拒绝开展全球多点、多方位、立体溯源，推行受严重政治化干扰的第二阶段溯源计划，中国当然不能接受。
其次，将中国作为焦点的第二阶段溯源调查计划无视各国防疫抗疫的实际成效，背离权威调查结果，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今年5月，《疫情防范和应对独立小组评估报告》发布，对各国防疫抗疫表现作出了综合评价。这个小组系依第73届世卫大会决议设立，由总干事聘请的全球13位权威医学专家组成。这些专家基于大量数据研究提交的科学报告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和可信度。该报告虽未点名，但其传递出的各国防疫抗疫成效是明确和清晰的：“一些国家及早认识到新冠疫情威胁并迅速采取了应对措施，将疫情控制在较小规模内……贬低科学价值的国家未能建立公众对其应对措施的信任，并采取前后不一致的战略，使它们落后于疫情，感染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该报告和世卫组织此前公布的《溯源报告》是迄今为止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与新冠疫情有关的科学报告，任何组织、任何国家就新冠病毒溯源展开行动，不应无视和背离上述两份报告的结论，更不能以“有罪推定”为逻辑，将特定国家列为病毒溯源的焦点，搞歧视性和政治化的溯源调查。
正因为如此，第二阶段溯源计划甫一公布，就受到广泛质疑。不仅中国明确表明不接受“不尊重常识”和违反科学的溯源调查的立场，还有数十个国家常驻日内瓦代表致函世卫组织，反对将疫情污名化、病毒标签化、溯源政治化，支持在全球开展新冠病毒溯源研究。
人类与瘟疫的斗争史早已表明，病毒溯源是极其复杂的科学问题，溯源是为了增进人类对病毒的科学认知，不断提高预防和应对病毒的能力，而绝非为满足某些国家的政治私利；溯源应有利于增强公共卫生国际合作，有利于完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能力，而绝不能在少数国家的操弄下侵蚀全球抗疫的合作基础，偏离科学防疫的基本轨道。
当前，传染性更强的新冠变异病毒正在快速蔓延，全球防疫抗疫正面临新一轮的严峻考验。在此危急时刻，各国应该通力合作，以全人类团结一致的力量与病毒战斗；为一己私利搞政治化溯源，只能破坏全球抗疫的合作基石，让病毒溯源陷入迷局，给病毒肆虐打开大门。唯有尊重科学、敬畏历史，回归理性，人类才能拨开病毒起源的迷雾；唯有尊重生命、守望相助，破除杂音，人类才能战胜新冠疫情，尽早开启重建美好生活的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