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生活在“9·11”阴云下的普通人
▲2001年9月11日，美国纽约，消防员正在世贸中心双子塔的废墟中搜寻幸存者图/视觉中国
她无法遗忘过去的痛苦，“人们对你说的关于悲伤的最大谎言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变得更好，你会痊愈。事实并非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只是学会了如何更好地处理痛苦和悲伤。”
文/南方人物周刊记者聂阳欣
美国作家洛丽·摩尔在小说《门在楼梯口》中建构了这样一个女孩的生活：二十岁，来自美国中西部农民家庭，弟弟没考上大学去参军，被遣往阿富汗战场；她去纽约州特洛伊小城读大学，并兼职替一对白人夫妇照看他们领养的“黑白混血”女婴；结交了一个男朋友，他自称巴西人，却不会说葡萄牙语。
故事从“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的那个9月讲起，在随后一年里，女孩收到了弟弟的死亡通知，死于自杀式的爆炸袭击；大学生们游行抗议小布什增兵，标语上写着“战争不是答案”；她的男朋友真实身份是疑似恐怖分子的中东裔，因为自己的立场离开了美国；她和女婴一起经历周遭对于有色人种的歧视，最后白人夫妇被查出隐瞒案底，失去领养资格，女婴被送去了下一个寄养家庭。
作者通过这个视角写出了“9·11”对于普通人生活的部分影响：战争，有色人种歧视，对潜藏的恐怖分子的恐慌。
“9·11”是发生在美国本土的最为严重的恐怖攻击事件，也是冷战结束后，美国所遭遇的最大创伤。尽管没有小说中那样富有戏剧性的情节和关系网，“9·11”的确给几代人的生活普遍造成了影响，有的来自于事件当天的强烈刺激，有的来自据此而引发的每一个后续事件，有的来自观念上的震动。
例如，它影响了民众对于美国的认知——包括国家认同和国际局势，对于国家安全与个人自由之间的权衡，对于战争与和平的思考，对于不同宗教、不同族裔共处的态度，对于公共事务参与的积极度，等等。
《南方人物周刊》采访了几位在美国生活的普通民众，他们没有在这一事件中承受直接的伤害，也不是战争和特定政策的亲历者。“9·11”发生时，他们的年岁不同，有六七岁的小孩、刚步入婚姻的年轻人，也有事业有成的中年人。他们住在美国东部、中部、西部等不同的地区，二十年后回望“9·11”，他们有自己的体会和感知。
一首题为《晚间盛开的玫瑰》的诗中描写了“9·11”后的图景：
一个星期
的黑云、雨，吐出
雾尘
街道
被恐惧拽住
泥泞压在
马路边沿
但实际上“9·11”发生在蔚蓝色的晴天里，Keiko记得那是一个清爽的秋日。他乘坐地铁到达双子塔下的世界贸易中心地铁站，沿通往双子塔的地下通道走，准备前往他位于南塔的办公室。当时他43岁，是一家日本银行的总务部副总裁。
走到半路，他发现地下通道进水了，人群中有人大喊“立即出去”。到了地面，他看见南塔着火了，手足无措地站在原地，盯着火焰看了一会儿。北塔随即爆炸，他赶紧跑开，途中因摔倒扭伤了脚——不是被障碍物绊倒，而是由于魂不守舍。
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倒塌后，公司的一切都没有了，员工大部分都安全，只有一名年轻的外籍人士死亡，还有一位同事在坍塌前侥幸逃了出来，却吸入了石棉，Keiko不知道这位同事后来有没有罹患相关疾病。20世纪，石棉凭借高度耐火性、电绝缘性和绝热性，被广泛使用于建筑中，然而石棉极易在空气中飘散出纤维物体。双子塔倒塌后，建筑材料释放出的有毒粉尘令大量救援人员、清理人员和附近居民染上“世贸咳嗽”。纽约州卫生部的相关研究显示，这些人员患癌症的几率远高于常人。
▲2001年9月11日，美国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被劫持飞机撞击后爆炸，浓烟从大楼里倾泻而出图/视觉中国
美国国会成立的“9·11”受害者赔偿基金（VCF）除了向遇难者提供赔偿外，也面向患有“9·11”相关疾病的个人。该基金的赔偿申请提交截止日期经过特朗普签署的法案，已延长至2090年。截止到2020年，VCF已收到超过5.5万份人身伤害赔偿申请。
Keiko首先要面对的是员工的安抚工作。他在家为员工发放了工资。事发两周后，他找了一个临时办公地点安顿下来。一年后，新的办公室才重新布置好。
他的情绪很糟糕。朋友Kaoru在纽约Other Press出版社工作，她说恐怖袭击一个月后，Keiko不停地吃东西，以抵御内心的恐惧。据Kaoru观察，她的同事们情绪都非常低落，在办公室工作时，有的人会突然哭泣，大喊大叫，或沮丧地坐在位置上一言不发。大概几个月过去后，他们的精神状态才恢复正常。Keiko则说自己直到三年后才能轻松地开怀大笑。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相关研究表明，超过90%的现场亲历者至少有一个应激相关的精神症状，15%左右的亲历者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在事件发生后的两年里，纽约州精神卫生办公室推出的心理危机干预计划为当地居民提供了约120万人次的心理卫生服务。
2001年是Kaoru到美国的第二年，她为这起事件的遇难者感到很遗憾，但无法理解周围人的反应，“我父亲的家人是1945年东京大空袭的幸存者，我从小就听说空袭，与东京空袭相比，‘9·11’的受灾程度很轻，1945年的东京四小时内死亡人数超过10万。”
Keiko发现周边的安保升级了。港务局巴士总站部署了士兵。每辆公交车上还配备了一名便衣警察。博物馆的安全检查也变得异乎寻常的严格。他开始减少出门的次数，不再和孩子一起去看棒球，不再去人群聚集的地方。很多住在曼哈顿的朋友搬到了郊区，有的日本同事甚至返回了日本。Keiko只在出席必要的博物馆活动时，才会出行。他1984年从日本来到纽约，除了本职工作，他还是一名艺术家。
“9·11”后，美国人普遍感到国家安全受到了严峻挑战，而加强对国土安全和人身安全的维护，意味着要让渡部分的人身自由。2001年10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了《爱国者法案》（“USA PATRIOT Act”），其中规定国家可以对公民的邮件、电话进行监控，甚至可以在情况不确定时对公民进行单独审判。
外来移民，尤其是穆斯林更加处于监视之中。Keiko经常听到他们被警察严厉地盘问。为此，他买了一本名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书。
“9·11”之后，美国的伊斯兰教和穆斯林面临着很多困难和挑战。联邦调查局将成千上万的美国穆斯林带出社区，进行问询和谈话。一些持有签证的外籍穆斯林甚至遭到了警察的拘留。在2001年的穆斯林斋月期间（2001年11月17日开始），美国政府关闭了数个规模较大的伊斯兰教捐赠机构，担心它们有支持恐怖主义的嫌疑。
社交网络上关于“9·11”的讨论里，经常可见穆斯林对自身经历的分享。一位2001年12月出生的女孩Mina说，当她六年级开始戴头巾（穆斯林女性的标志性装束）后，同学们会对她开关于恐怖分子的恶意玩笑，还有同学给她发恐怖组织的血腥视频。她一度非常迷茫，为什么人们要把她和恐怖的杀人犯联系在一起。
Diante认为一些美国人对穆斯林的排斥最初来源于恐惧，当双子塔、五角大楼接连遭到袭击后，人们不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紧张的气氛把空气塞得满满当当，好像你能用刀把它一层一层切开，你会担心，也许下一个遭到袭击的地方就是你的住所，也许恐怖分子就生活在附近。所以，很多人会错误地将恐惧投射至整个穆斯林社区，认为穆斯林讨厌美国人，很暴力。”因此人们会对穆斯林进行主动攻击，“就像日本袭击珍珠港后，罗斯福建立日本集中营。”
Diante生于加利福尼亚州，今年27岁，目前在英国留学。他认为，尽管“9·11”之后，美国社区难得地凝聚在了一起，但人们对中东裔的排斥很强烈。从小到大，他在学校里看到了非常多针对穆斯林的歧视。他的高中氛围较为保守，同学们会直接说出种族歧视的言论。上大学后，这种歧视并没有减少，他的穆斯林朋友就经历过言语和肢体上的冲突，以至于当他和其他人谈论中东政策或伊斯兰教时，一旦有人表现出对伊斯兰教的惊惧，穆斯林朋友会感到不安。
他想做些事情来改变其他人的态度，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对穆斯林友善的信息和对于伊斯兰教的介绍，“但很不幸，当很多人到了一定年龄，就不愿意改变他们的想法。”
美国穆斯林自身做出了很多积极的行动来消除歧视。恐怖袭击之后，美国最大的穆斯林组织伊斯兰教关系委员会（CAIR）迅速发表声明：“我们强烈谴责恐怖主义者对无辜民众做出的恶毒攻击行为，我们同美国人民一道呼吁尽快将恐怖主义者捉拿归案并给予严惩。”穆斯林内部在倡导和非穆斯林进行交流和表达。有的穆斯林说，当他戴着头巾走在马路上时，会主动向路人微笑，给人一个好印象。
▲2021年6月8日，美国纽约，一位幸存者展示其右腕上的“911”文身图/人民视觉
“9·11”发生时，Diante只有7岁，他对这件事情的认识是随着成长而拼凑起来的。多年后，他认为美国很多反应是不正确的，是在情绪驱动下做出的，例如，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歧视穆斯林，等等。他开始思考怎样做才是对“9·11”受害者真正的纪念。他参与了2019年呼吁政府将VCF赔偿申请延期的行动。
回到事件最初的那一天，Diante印象最深刻的不是在小学教室中观看的空袭转播，也不是老师黎贝卡女士脸上的慌张神色，而是放学后，奔跑回家，一路上都在担心，在军队服役的父亲会不会被派往某个地方，参与战争。
2002年过完春假后，沈睿乘飞机返回缅因州。她当时年逾不惑，在鲍登学院（Bowdoin College）教授中国文学。在机场，她看到报纸上说“敬畏伟大的战争”，心想战争怎么能是伟大的？
自从本·拉登被锁定为制造“9·11”的头号嫌疑犯以来，小布什政府就紧锣密鼓地准备对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军事行动。2001年10月7日，美国以“War on Terror（反恐战争）”的名义，发动了阿富汗战争，持续了长达20年。沈睿觉得这个名头很荒谬，“无辜的阿富汗人民和恐怖分子有什么关系？”她认同派一小股部队去抓捕恐怖分子，而不是发起战争。
“9·11”事件中，沈睿一位学生的父母在飞往费城的飞机上遭遇了恐怖分子，机上乘客与恐怖分子搏斗，飞机最终坠毁在宾夕法尼亚州。这位学生请假回费城处理后事时，沈睿还在课堂上为她留了一个座位。她带着学生一起读杜甫的《春望》，下课后，发现学校一位白人历史学教授也给学生分享了这首诗。她感受到一种凝聚力，自从1994年来到美国后，她第一次强烈感觉到自己已经融入这个国家。
然而，她觉得美国民族主义的高涨，一方面使得政府利用这种民众情绪发动战争，另一方面对美国的自由主义造成了挑战。自由主义是美国立国的根基之一，也是美国宪法的核心价值观念。“9·11”之后，《爱国者法案》赋予执法部门监视、窃听、搜查、没收财产的权力，《航空安全法案》将机场安全由私人保安公司负责的做法改为由新成立的运输安全局负责，机场安检人员由联邦政府雇员担当，这在以往是难以想象的。“为了反恐，美国人应考虑牺牲一部分自由”的论调盛行，强调国家安全至上与公民责任的思潮兴起。
2002年，沈睿和学生参与了数次反战游行。鲍登学院旁边有一个军事基地，人们游行的直接目的就是让其中的军队看到大家反对战争的意愿。参与游行的人很多，但战争还是照旧进行。2003年，沈睿看到一则新闻，一位知名橄榄球运动员在自愿参军几个月后，死在战场上，他的母亲在镜头前特别痛苦。那之后，游行的口号之一变成了“凡是同意打仗的参议员或众议员，应该每家出一个孩子去战场”。
因为反恐战争，沈睿觉得“9·11”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开始是蒸蒸日上地在建设自己的国家，从这之后走下坡路了，这么多年的战争给美国造成了非常大的经济损失，也改变了政治格局。”布朗大学沃森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的研究显示，美国在近20年的反恐战争里，直接和间接花费了纳税人共6.4万亿美元（截至2020财年结束）。
“你可以在付税的时候专门写一封信，说我的税款不允许用于战争，但可能只是虚晃一枪，你也不知道你的钱用去哪儿了。”沈睿说。
1995年出生于密苏里州的Daniel认为，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是一次失败的“民主实验”，“其实抓住本·拉登后军队就可以撤出了，但美国不仅仅想抓住恐怖分子，还想在这个国家建立民主政权，结果失败了。像拜登所说的一样，‘美国再驻扎五年也不会有任何改变。’我支持撤出。很多美国人觉得所有地方都要有民主政权，但我觉得不见得，要看阿富汗人愿不愿意要这样的政府，符合当地的社会发展和文化习惯更加重要。”
Daniel觉得“9·11”事件对他个人造成的直接影响很微小，但反恐战争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助推了2008年次贷危机的发生，之后的几年，他的母亲找兼职工作非常艰难。
Gari-Lynn则认为从阿富汗撤兵是愚蠢的行为。丈夫Scott以前总对她说：“对于像阿富汗这样的国家，我们不会仅仅是进去破坏他们所知道的唯一的政权体系，然后离开，这样做只会让这个国家变得更糟。”Scott生前是一名军人，2006年死在了伊拉克战场上。
“9·11”事件发生那一年，Gari-Lynn 21岁，跟随Scott搬去位于新泽西州的一个军事基地居住。她清楚地记得袭击当天发生的一切事情，在第一架飞机撞上世贸中心北塔时，收音机里的新闻在讨论这是不是一场飞行事故，南塔的一位女士在电话连线里说，他们被告知要撤离大楼。大概15分钟后，第二架飞机撞上了南塔，Gari-Lynn想知道那位女士是否成功逃离了大楼。
她担心他们所在的军事基地会成为下一个袭击目标，一整天都在观看新闻。看了太多塔楼倒塌、无数人跳楼、爆炸后满地残骸的影像，晚上吃饭时，她甚至产生一种愧疚之情——那么多人死了，她还可以吃晚饭。直到今天，她对天空中的飞机还感到恐惧，害怕乘飞机，去商场前会提前看逃生路线，总是担心她的孩子在学校会遇到恐怖分子。
在Scott前往战场前，她觉得战争是必要的，“恐怖袭击就意味着我们将陷入战争，我支持这些为了消除恐怖分子而做的努力。”Scott死后，她加入一些线上寡妇群体，互相倾听和诉说，尝试用帮助他人解决悲伤的办法来应对自己的悲伤，指导新加入的寡妇申请伤亡援助。
但Scott去世的事一直没有淡出她的生活。Scott死于爆炸，他的尸体支离破碎，运回美国安葬时，特拉华州多佛空军基地让他的父母签署了一份文件，授权基地太平间“对通过 DNA测试确定的他身体的任何后续部分进行适当处置”。几年间，Gari-Lynn不断地通过电话和信件询问她丈夫身体的其他部分会怎样处理。2011年，她终于收到了一封来自多佛空军基地的回信，告诉她，遗骸“被焚烧处理，倾倒在一个垃圾填埋场……位于弗吉尼亚州乔治王县”。
这让Gari-Lynn非常震惊和愤怒，“在本应体现尊严和荣誉的地方，竟然采取这样令人作呕的做法。”她向《华盛顿邮报》和一名国会议员举报了多佛空军基地的恶劣行径，使得该事件被披露在公众面前。
美国国防部下令成立独立调查小组彻查此事，结果发现不仅仅是阵亡军人，“9·11”事件中部分遇难者遗骸遭到了同样的对待。在Gari-Lynn与美国军方的诉讼中，军方律师试图以“垃圾填埋场的处置没有违反规定，也不一定是不体面的做法”来辩解。审理此案的法院最终裁定Gari-Lynn胜诉，谴责了军方。国防部回应称：“确保今后不会再重复以前发生过的错误。”
事情告一段落后，Gari-Lynn迈入新的生活，有了新的家庭。在与多佛空军基地周旋时，她意识到自己对法律的热爱，决定去大学学习法学。2021年，她即将获得法学学士学位。
但她无法遗忘过去的痛苦，“人们对你说的关于悲伤的最大谎言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变得更好，你会痊愈。事实并非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只是学会了如何更好地处理痛苦和悲伤。”
“9·11”二十周年来临之际，各类纪念活动陆续展开。Gari-Lynn在社交网络上加入了一个纪念小组，组内成员们分享着自己的治愈瞬间。一位网友上传了一张归零地（世贸中心废墟）的梨树照片，附上文字说明：“它被发现在闷热的瓦砾中，树枝断裂，树干烧毁。一些人不肯放弃，坚持照顾它。这棵树最终存活下来。树可以的话，你也可以，永远不要忘记包围着你、帮助你的人。爱就是光。”
▲2021年7月12日，美国纽约，“9·11”幸存者Al Kim在世贸中心遗址，他手中拿着当时自己作为医护人员返回废墟搜救的照片图/人民视觉
每年，纽约市在纪念日当天都会有大型纪念活动。Kaoru觉得这样的活动已逐渐沦为政客们的活动，“你如果看到他们演讲时的姿态，就会知道他们是把这当作自己表演的舞台。”她有这样的观感，也是因为政客们屡次利用“9·11”挑起民族主义情绪。
“Never forget”（永远不要忘记）最开始被提出时，是非常具有人道主义关怀的一句口号，提醒着民众不要忘记“9·11”事件。2019年，反对特朗普的民主党女议员奥马尔在CAIR的一次活动中，将“9·11”描述为“一些人做了一些事情，我们所有人开始失去公民自由”。特朗普随后在社交网络上发布了双子塔爆炸的视频，配以“Never forget”，使得这句话似乎也成为了一个政治符号。
不过，每年各地自发举办的纪念活动依然令很多人感到宽慰。有人在社交网络上发起一同去“9·11”国家纪念馆的活动，很多无法前往纽约的人在评论区悼念遇难者。
Daniel所在的圣路易斯市照例会在纪念日前后竖起3000面小旗帜，代表数量约为3000的遇难者。在纪念日当天上午，会举行一分钟左右的静默，以表悼念。Dianel认为“9·11”对他个人造成的影响微乎其微，但他的成长过程中又充满了这件事的印记。事实上，当Dianel严肃地思考“影响”这个问题时，影响就已经存在了。
（本刊记者邓郁对本文亦有贡献）
参考资料：
[1]（美）洛丽·摩尔著、张晓晔译《门在楼梯口》[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2]金衡山《创伤与阴影：9·11与美国诗歌》[J]，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14（2）：122-132
[3]Pandya A，Katz CL，Smith R，et al.Services Provided by Volunteer Psychiatrists after 9/11 at the New York City Family Assistance Center：September 12--November 20， 2001[J]。J Psychiatr Pract，2010，16（3）：193-199
[4]倪峰《国家安全与个人自由——观察时下美国保守主义的一个视角》[J]，太平洋学报，2002（4）：41-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