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谁之土？谁之民？加拿大寄宿学校儿童遗骸背后的原住民问题
▲2018年4月，多伦多的第一民族原住民在一场追思活动中表演传统吟唱图/钟嘉栋
原住民寄宿学校曾遍布加拿大各地。逾15万名原住民孩子从父母身边被带走，送入长期与世隔绝的寄宿学校，有的孩子当时才两岁。
文/特约撰稿钟嘉栋
“吾等承认，脚下乃某某土著民族之传统领地。其族人数千年来生洐于斯，并看顾此地……”
在加拿大一些较正式的活动中，经常可以听到主持人或主讲者作诸如这般的开场。
这样的内容称为“土地确认”。各地“土地确认”的具体表述不同，大体结构相似。它以一种颇具仪式感的方式，提醒加拿大人他们的国家从何而来。
这一政治正确的仪式感，正越来越多地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在多伦多的公立学校，一段“土地确认”会伴着师生开始每一天的课程。
然后，自2021年5月下旬以来，加拿大多地披露的原住民寄宿学校旧址内大批无标识墓冢和遗骸，也在以一种残酷的方式提醒人们，这个今日奉行多元文化的“马赛克”国家，其历史和当下有着无法抹去的不堪。
▲2019年7月，身着传统服饰参加卡尔加里牛仔节的第一民族原住民代表图/钟嘉栋
原住民儿童的遗骸
6月是加拿大“全国原住民历史月”。但就在2021年5月底，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又译卑诗省）甘露市（Kamloops）的第一民族Tk‘emlúps te Secwépemc（简称TteS，其族名意为“汇流之处的人”）公布，雷达地面探测显示，在一处原住民寄宿学校旧址发现地下葬有未被官方记录在案的215具学生遗骸。这一数字在7月中旬修正为大约200具。
6月24日，内陆省份萨斯喀彻温省的第一民族科维赛斯（Cowessess）部族公布，在马里瓦尔（Marieval）印第安寄宿学校旧址附近，通过雷达探测初步发现751个无标识墓冢。
6月30日，卑诗省克兰布鲁克（Cranbrook）的第一民族下库特内（Lower Kootenay）部族证实，在当地一所寄宿学校旧址附近发现182个无标识墓冢。
7月12日，加媒体披露，卑诗省第一民族佩内拉库特（Penelakut）向周边原住民社区通报，在寄宿学校库珀岛工业学校旧址发现160多个无记录、无标识墓冢。
上述数据均来自雷达地面探测，理论上存在一定误差。目前暂无任何一具遗骸被挖出，也尚无一座墓穴被打开。同时，有些地方的历史情况相对复杂。譬如，有的墓地早年也埋葬来自医院的死者。但无论如何，数以千计的遗骸及无标识墓冢，极大地震动了加拿大舆论。TteS部族的发现公开后，加拿大政府机构均为之降半旗。
加拿大多地原住民社区目前正在对寄宿学校旧址进行雷达探测，可以预见，未来还会陆续公布类似发现。
尽管加拿大人并不否认原住民遭遇过包括寄宿学校制度在内的黑暗历史，但这一系列发现所揭露的原住民孩子和他们家庭的悲惨程度，仍大大超出了很多加拿大人的想象，也令7月1日加拿大154周年国庆日蒙上阴影。
加总理特鲁多就此多次表态，要求天主教教会承担责任。他还呼吁教皇亲自向加拿大原住民道歉。
7月21日，安大略省格兰德河（Grand River）六族原住民保留区大酋长马克·希尔在当地的莫霍克学院旧址楼前呼吁，当局应将该地区寄宿学校旧址附近潜在的无标记墓冢搜寻工作列为刑事调查来处理。
▲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格兰德河（Grand River）地区的莫霍克学院旧址。该寄宿学校存在于1834年至1970年之间。此楼现已用作当地六族原住民文化中心图/钟嘉栋
遗骸曝光后，在部分地区，有人开始纵火焚毁教堂；一些被认为对寄宿学校制度和殖民历史负有责任的历史人物和英国王室成员（包括英女王维多利亚、伊丽莎白二世以及加拿大开国总理约翰·麦克唐纳等）的雕像，也遭推倒、破坏或移除。
加拿大2016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约有原住民人口167万，大概占总人口的4.9%。官方预测，20年后，原住民人口可能超过250万。加拿大官方登记的原住民部落约600个，使用逾70种语言。
在官方定义中，加拿大原住民包含三类人：第一民族（First Nations），即印第安人及其后代，约97.7万人（2006年数据）；梅蒂斯人（Métis），为早期欧洲殖民者与第一民族等原住民的混血后代，约58.8万人；因纽特人（Inuit），曾被称为爱斯基摩人，约6.5万人。
过去数百年间，伴随加拿大的殖民拓荒以及塑造联邦的过程，来自欧洲的殖民者不仅攫取着土地、资源，也在很长时期内对原住民推行强制“同化”，消解原住民的文化和社会结构。
其中，设立原住民儿童寄宿学校系统便是重要一环。1920年，加拿大政府的印第安事务部副部长曾预言，依靠（寄宿）学校，在一个世纪之内，原住民在加拿大将不再是一个可识别的文化群体。
在加拿大联邦于1867年成立之前，教会机构已经开始设立原住民寄宿学校，但大多不成气候。位于安大略省格兰德河地区的莫霍克学院存在于1834年至1970年之间，是少数维持如此长时间的寄宿学校。
加拿大自19世纪70年代左右开始系统性地设立针对原住民儿童的寄宿学校。据官方报告，政府与教会之间在1883年确立合作关系，将学校委托给教会运营。合作持续至1969年。直到1997年，最后一所寄宿学校方关闭。
原住民寄宿学校曾经从西到东分布在加拿大各地。据不完全统计，逾15万名原住民孩子从父母身边被带走，送入长期与世隔绝的寄宿学校，有的孩子当时才两岁。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主席默里·辛克莱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CBC）采访时称，至少6000名孩子在就读寄宿学校期间死亡。
卑诗省卡里布地区前主席艾尔·里士满认为，对原住民的缺乏了解导致了很多不应有的歧视和不公平对待。“假如你的孩子被带走，不知道他们在哪儿，不知道他们是否吃饱穿暖，那种遭遇令人恐惧，但这是很多人亲身经历的，”他说，“我们所有人都应承担责任，拒绝这样的行为重演。”
▲2021年7月下旬，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格兰德河（Grand River）地区的莫霍克学院旧址楼前，人们摆放大量玩具、童鞋等，表达对寄宿学校死亡原住民儿童的追思图/钟嘉栋
寄宿学校里发生了什么
“上帝给你了这张嘴。你（说本民族语言）是对这个神圣礼物的玷污。”影片《印第安·豪斯》（Indian Horse）中，修女以这样的理由惩罚寄宿学校里使用本族语言的孩子。体罚、羞辱、鞭笞，甚至囚禁、性侵，是孩子们面对的日常。他们从进入学校的第一天起，就不得不抛弃自己的名字。当脆弱的生命终结时，他们只是被草草埋葬。
这些情节均非虚构。2015年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公布的数百页报告，以口述历史的方式记录了大批寄宿学校幸存者的经历。该委员会采访了超过6000名幸存者。
他们在孩童时遭遇的故事往往开始于一个教区牧师、骑警或印第安代理人的敲门声。接到通知的孩子必须离开父母，被送往陌生的寄宿学校。
艾萨克·丹尼尔斯来自萨斯喀彻温省詹姆斯·史密斯保留地。他还记得那个晚上，父亲临睡前哭着对母亲说：“要么让孩子去上寄宿学校，要么我去坐牢。”第二天起床后，艾萨克对家人说，好吧，我去寄宿学校，因为我不想让爸爸进监狱。
有的原住民孩子被送上没有窗户的卡车；有的则坐上旅程长达1200公里的火车，沿途各站挤上了更多的孩子；还有偏远社区的孩子被小飞机接走。很多人意识到要远离父母时，忍不住哭泣。可抵达学校后他们才发现，更大的创伤才刚刚开始。
西北地区的伯妮丝一到学校就被剪去头发。“我非常害怕，只想妈妈。”她去寄宿学校的唯一原因是想和姐姐在一起。可到那儿才发现，所有姐妹兄弟都不被允许接触，否则就要遭受体罚。
寄宿学校通常都会剪去原住民孩童具有精神意义的发辫，除去他们的传统服装，并将他们的本族名字改为白人惯用的名字，甚至使用数字。
在魁北克的一所学校，所有学生被以号码命名。吉勒斯还记得，自己曾经是95号、4号、56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管他走到哪儿，都只是一个数字。
据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报告，在20世纪上半叶，寄宿学校实行所谓“半天制”，即一半课堂学习、一半职业培训，实则把学生作为学校赚取补贴的童工。学生常被禁锢、殴打。在一些学校中，性虐待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寄宿学校为了按人头赚取经费，常常违规接纳患病儿童。由于学校糟糕的卫生和通风环境，容易暴发传染病并造成致命后果。一旦有孩子生病、死亡或出逃，校方通常不会告知家长。父母原则上也不得探视孩子。这造成大批儿童最终下落不明。
幸存者斯蒂芬说，在伊努维克的寄宿学校里，缺乏同情心的环境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方式，“没有拥抱，没有安慰，什么都没有。”曼尼托巴省的维多利亚说，她们学会的是不相信任何人，封闭自我。
如今，随着舆论重新关注寄宿学校的黑暗历史，一些原住民、尤其是寄宿学校幸存者，也开始在媒体面前再次揭开自己记忆中的伤疤。
失去的童年和母亲
盖瑞·瓦塞克西克（Gary Wassaykeesic）是米什凯戈明（Mishkeegogaming）第一民族原住民，老家在安大略省北部的皮克尔湖附近。
盖瑞先后进入过两所寄宿学校，也曾被送到寄养家庭。他仍记得幼时在寄宿学校动辄就被殴打、虐待，甚至几乎丧命的情形。
他说，自己认识的一个家庭不得不向寄宿学校送去了7个孩子，另一家送了5个孩子进去。“他们全都再也没有回来。”可是，“今天的孩子大多数只知道这个国家有多么美好。”
不过，相比自己失去的童年，母亲的死才是烙在盖瑞心头近40年的心结。
幼年时，盖瑞被送入白杨山（Poplar Hill）第一民族寄宿学校。1976年，11岁的他被告知，母亲索菲已在数月前离世。等待数月后，他才被允许短暂返回家乡。
验尸官最初的报告说，索菲是死于“自我饮酒过量”。但盖瑞回到家乡时得知，母亲死于非命。人们甚至告诉了他是谁干的以及过程是怎样。
少年盖瑞找到了那个人，用手指指着他说：“我会抓到你。”但实际上，他无力做更多。
▲2021年6月，原住民社会活动人士盖瑞·瓦塞克西克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省议会楼前讲述自己幼时在寄宿学校的经历图/钟嘉栋
如今，披着长发的盖瑞是活跃在多伦多一带的一位原住民社会活动家。他关注原住民妇女失踪和被谋杀的问题，也常常现身于各种抗议活动中。然而，面对命运他常深感无力，有着与很多原住民一样的经历：愤怒、酗酒、吸毒。
2015年，他重新得悉了“那个人”的踪迹，并在一家医院里找到了对方。在他出发前，有部落长老特意提醒，别使用暴力。
当见到躺在病床上的“那个人”时，盖瑞感觉到自己已经积蓄了所有能量，可是愤怒与憎恨突然消失了。他说，在对方眼中看到了害怕。
“你需要政府做些什么？”面对本文记者的这个问题，盖瑞拿出一摞当局为寄宿学校幸存者提供金钱补偿的材料。他说，这些补偿有数万加元，但“这不是重点”，“我们要的不是钱，而是承认。”
“他们（赔偿）的钱和资源从哪儿来？”盖瑞自问自答道，“是依靠把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的人赶走。”
橙色T恤衫
一系列寄宿学校遗骸与无名墓冢的发现，令加拿大不少民众深为震惊和悲痛。人们自发在寄宿学校旧址、议会、政府大楼或城市中心广场等地，摆放一双双童鞋、各式玩偶、一束束鲜花，留下一张张留言卡，或是穿上橙色T恤衫，一起表达“查清每一所寄宿学校”“让每个孩子回家”的呼声。7月1日加拿大国庆日，各地不少民众穿上橙色上衣，集体发声。
橙色T恤衫有着特别涵义。实际上，每年9月30日是加拿大的“橙色T恤衫日”，人们在当天穿上橙衣，以示对原住民寄宿学校幸存者的支持。这源于加拿大当代知名女作家菲莉丝·韦伯斯塔德（Phyllis Webstad）的童年经历。
菲莉丝来自卑诗省内陆的独木舟溪印第安部落。他们生活的领地曾拥有加拿大最大的牧场，长期是一些好莱坞电影的取景地。菲莉丝称自己为寄宿学校第三代幸存者。她的姥姥和姥姥的十个孩子——包括菲莉丝的母亲——都曾被送入威廉湖附近的圣约瑟教会学校。这所寄宿学校存在于1872年至1981年之间。
菲莉丝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在菲沙河流域度过的童年，大家如何在晚上钓三文鱼并把它们风干，如何烧火取暖。她说，白人拿到了那里最好的土地并经营农场，原住民则居于山谷中。
“我的橙色T恤衫故事并非与众不同，而是很普遍的，”菲莉丝说，“每一个进过寄宿学校的人都有各自的经历。”
她的姥姥幼时离家去寄宿学校时，需骑马或搭马车赶一个星期的路。在学校，除了上课，女孩们还需学习烹饪、清洁，男孩则要伐木、烧火。姥姥成了家族中第一个学会阅读和写字的人。母亲则是坐在牲口车中，像牛一样被送去寄宿学校。两人都在那里度过了十年光阴。
1973年7月，6岁的菲莉丝将被送去寄宿学校。姥姥特意带她去镇上，买了一件鲜艳的橙色T恤给她。菲莉丝非常喜欢这件新衣服，也为即将到来的学校生活感到兴奋。
“然而，我到寄宿学校的第一天，他们就拿走了那件衣服，”菲莉丝用平静的语气回忆道，“无论我怎么哭、怎么要求，他们都没有还给我，到现在也没有归还。”
“橙色总让我想起自己在寄宿学校的时间。不管你有多饿、多病、多累、多怕，都没有人在乎你。”她说，这也是如今橙衫运动配套口号“每个孩子都很重要”（Every Child Matters）的由来。
“我姥姥活了100岁，在2019年1月离开人世。我非常想念她。”说到这里，菲莉丝哽咽起来。
她展示了与家人的照片。有着华人血统的儿媳如今操持家务、看顾孩子，这让菲莉丝十分欣慰。“这是我们几代以来，第一次可以让孩子们在家里得到父母关爱和照顾。而在寄宿学校，我姥姥、我母亲、我和我儿子都没有享受到这样的人生。”
她说，寄宿学校的阴影让自己的母亲陷入心理问题中，并沦为酗酒者。这也让菲莉丝失去了与母亲幸福相处并感受母爱的经历。
2006年以来，加拿大政府曾为寄宿学校幸存者提供补偿金，并道歉。但有的人没有接受补偿金，有的不接受道歉。菲莉丝说，因为金钱和道歉都换不回父母的爱，换不回祖父母的引导，换不回原住民社区被破坏的文化传承。
菲莉丝称，“橙色T恤衫日”之所以设在9月30日，是因为那是原住民孩子被送去寄宿学校的日子。她在2019年创建了橙色T恤衫协会，致力于保存和传播原住民寄宿学校的历史。这个机构不接受来自政府的补贴或其他形式的官方支持，完全依靠社会捐款、橙衣销售以维持运转。
自两年前开始，在9月30日这天，尼亚加拉大瀑布会打上橙色灯光，持续15分钟，每1分钟代表曾经失去童年的1万个原住民孩子。
“挖空运动”
自1986年以来，加拿大的教会开始为试图将欧洲文化和价值观强加给原住民而道歉。2006年，政府与原住民达成协议，为139所寄宿学校的学生提供补偿金。幸存者在寄宿学校满一年可获偿一万加元，其后每多一年再追加3000加元。
2008年6月，加拿大时任总理哈珀代表政府向原住民寄宿学校学生和他们的家人正式道歉，并承认设立寄宿学校的目的是将原住民同化，使之“融入”白人主流文化。同年，加政府成立独立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该委员会2015年12月公布的报告将原住民儿童寄宿学校制度定性为“文化种族灭绝”。
实际上，加政府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已开始着手调整问题频出的原住民寄宿学校体系，推出了儿童寄养制度——将原住民儿童直接送入加拿大或美国的非原住民家庭寄养，且往往不经过孩子父母或部落的同意。
这一做法始于1950年代初，1960年代迅速在各地获得“推广”，尤以草原省份为甚。加拿大社会发展委员会研究员约翰斯顿在1983年的一份报告中首次将此做法称为“60年代挖空运动”。
据加官方数据，1960年至1990年间，寄养的原住民儿童逾1.1万人。但也有研究认为实际数字超过2万人。一些孩子甚至被送至欧洲、大洋洲。
加拿大广播公司曾在2016年揭露，其中一些孩童被领养机构明码标价“卖”到国外。养父母为他们支付的费用从数千至上万加元不等。
“挖空运动”本质上仍是谋求“同化”原住民以及消除其文化。2015年6月，曼尼托巴省成为首个为该政策向原住民正式道歉的省份。但寄养制度至今仍未终结。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其报告中指出，“60年代挖空运动”是加拿大以立法方式对原住民进行“文化种族灭绝”的一个重要部分。
2020年10月，加官方宣布，将拨款8亿加元，对“60年代挖空运动”受害原住民儿童给予补偿。两个月间，政府收到的补偿申请超过3.4万份。
据2016年官方数据，加拿大仍有约2.87万名15岁以下儿童寄养在私人家庭中，其中超过52%是原住民儿童。身为因纽特人的联邦众议员卡卡克在2021年六七月间曾公开批评寄养制度是现代的寄宿学校系统，“殖民尚未结束。”
“我们都是条约人”
加拿大殖民历史始于15世纪末。在18、19世纪，殖民者通过签订条约陆续让加拿大原住民放弃大宗土地。加拿大联邦成立后，政府以一系列“编号条约”拿下加西部、中部、北部的大片土地。这些条约均向原住民提供金钱、保留地等回馈，同时都包含取缔原住民土地权利的明确表述。
原住民首领基本上不能阅读英文，多靠口头翻译来理解条约。政府官员在谈判中则有避重就轻乃至欺瞒之举。不少原住民认为，按照条约，“一只动物、一片木头、一块石头，甚至一根草都没有给白人……这些田野和山岗都是我们的。”这导致一些条约至今存有争议，有的甚至流产，需重新谈判。
如今，你在加拿大既能看到以条约编号指称的原住民领地，也会看到有原住民宣称其领地为“未割让之地”。条约与法律，成为形塑和维系加拿大政府与原住民关系的关键。
1876年出台、后经过约20次大修、至今仍然生效的《印第安人法》，正是加拿大长期推行原住民寄宿学校教育制度及其他涉原住民政策的法律依据。
《印第安人法》规定，土地的“合法所有权属于英国女王”，并由女王“划拨”给原住民部落，“供其使用和受益”。
根据此法，加联邦政府是原住民部族的“监护人”，承担管理保留地及其他财产的信托义务。该法建立了印第安人登记制度，导致产生了“注册的”和“非注册的”印第安人，这也意味着原住民失去了决定自己成员身份的权利。该法禁止原住民擅离保留地居住，另一方面，符合条件的原住民可脱离部族和保留地，获得私有土地，并取得完整公民权。这项法律还重新构建了原住民内部议事规则，取消传统部族权威等等。寄宿学校所实行的种种今天看来极冷酷的措施，均是依当时的《印第安人法》而为。
不论制定《印第安人法》，或是推行原住民寄宿学校体系，加拿大均在很大程度上师从美国。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报告直言，“《印第安人法》是一项殖民立法，让一群人通过它以‘保护’的名义统治和控制另一群人。”“寄宿学校始终都不仅仅是一个教育项目。它是有意识的种族文化灭绝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
无法否认的是，通过加政府如此全方位、系统化的手法，原住民早已沦为这个国家的边缘人群。而1867年殖民者建立加拿大联邦时，甚至都没有征求原住民的意见。在加官方表述中，殖民者一词现在通常被更为中性的Settler（定居者）一词所取代。
在加拿大关于原住民历史的教育内容中，有一句常见的表述：We are all treaty people（我们都是条约人）。它指的是，加拿大人大多是19世纪与20世纪各条约订立者的后人，因而，他们有义务维护条约，并尊重条约所勾勒的和平与友谊。
但有当地原住民问题研究机构指出，原住民将过往与加拿大政府所订立的条约视为“神圣的”，但同时也是“有缺陷的”。
莱斯布里奇大学原住民研究学者保罗·麦肯齐-琼斯指出，“我们都是条约人”一说，意在强调所有人都有其条约权利与责任，但同时传递了一种错觉，即原住民与定居者之间平等地分享利益。
唯授鱼，未授渔
约20年前，华人环境学者汤友志博士因工作所需，曾深入加拿大安大略省北部一个偏远的第一民族保留地。当地四面环水，遍布沼泽，夏天须靠飞机或船舶出入，只有冬天结冰后方可通行车辆。这块保留地居住了约千人，均享受政府定期发放的生活费用，所居房屋亦为政府所建。因物流不畅，当地物价较高，只有一家类似供销社的综合商店。两家航空公司在当地每天各有3趟航班，可飞至安省北部矿业城市蒂明斯。但除去正副驾驶，飞机仅够两名乘客搭乘。
虽然有一些面对生活较积极的人从事木刻等艺术品创作，但大部分保留地居民基本上无工作可做，更谈不上文化生活。当地有一所学校，在暑期关闭时，所有门窗都需钉上木板，否则易被无事可做的“熊孩子”砸坏。
汤友志认为，加拿大政府的确在原住民社区投放了很多金钱和资源。但不断地花钱，并没有太多改善居民的生活质量，反而有副作用。
因为基本上全年不用干活，当地居民糖尿病发病率较高。且在较为封闭的生活环境中，亦存在近亲通婚问题。在保留地内，医疗条件也不理想，平时仅设一个护士站。医生每隔一两个月搭飞机前来坐诊。
原住民周末会去教堂做礼拜。一些曾到大城市工作的年轻人，在言谈和思想上与本地人有明显不同。但汤友志也看到，对于这些部族而言，一方面，原有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难以完整延续；另一方面，他们又无法真正融入现代社会。
当然，各原住民保留地的状况有所不同。在安大略省南部，一些原住民保留地较为接近都会区，与现代都市文明的接触相对更为密切。
通过与原住民的深入接触和交流，汤友志认为，对于白人社会，原住民的心态与其说是仇视，不如说是不满。他们希望不断地向主流社会表明，自己是这片土地最早的主人，在今天需要有更多的发展机会。
▲加拿大华人环境学者汤友志在安大略省北部第一民族保留地购买的原住民手工木雕艺术品图/受访者提供
加拿大的采矿、伐木和能源开发等行业，常常涉及原住民保留地。当政府或企业进行开发时，往往须原住民参与其中，着重从环境生态保护角度进行约束。但主流社会在现实中更多的套路是授人以鱼，而非授人以渔。
汤友志介绍，除经济补偿外，原住民其实也希望获得技能传授，从而让自身获得更好的就业与未来发展的机遇与能力。
“原住民通情达理，注重平等、互惠，”汤友志说，“他们需要更多的相互尊重。”
政策转型与寻求和解
1971年，加拿大政府在西方国家中率先宣布实行多元文化政策。1988年，加议会通过《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法》。这意味着，从“同化主义”向“多元文化主义”的转型成为加拿大的主流意识形态。
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常被比喻为“文化马赛克”。然而，对于漂亮的马赛克而言，不同的色彩并不能真正融合。
总体而言，加拿大原住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基本能在和平的框架内寻求解决，但也不乏波折。
1990年7月至9月，在毗邻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的村庄奥卡（Oka），因地方政府推动扩建高尔夫球场以及建设别墅项目，原住民莫霍克人认为土地权利遭到侵犯。矛盾演变成了原住民与警方、加拿大军队持续78天的流血对峙。这场被称为“奥卡危机”的事件再次提醒加拿大社会，必须正视原住民的土地权利问题。
2015年，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其报告中倡议，提出修补政府与原住民关系的94项行动，其中包括6项关于失踪儿童和墓地的建议。尽管现任总理特鲁多承诺“全面实施”所有建议，但其中大部分至今尚未落实。加拿大广播公司称，其中仅10个项目已完成，64个仍在进行，20个还没开始。特鲁多最近表示，这些行动呼吁中有76项属于联邦政府的单独或共同责任，当中逾八成已完成或正在推进。
加政府2019年承诺提供3380万加元开发、维护一个死亡学生登记平台，并建立寄宿学校墓地的在线登记平台。但加拿大国家真相与和解中心表示，目前仅收到这笔钱的一小部分。
2021年寄宿学校旧址一系列发现披露后，加政府明显加快了在原住民相关问题上的动作。
加国会于6月初通过法案，将9月30日设为“全国真相与和解日”，并定为法定假日。6月14日，加政府宣布，原住民可以在身份证件上恢复使用他们本民族的传统名字。官方称，更名过程将全部免费。
2021年6月21日，原住民日当天，加政府推动国会完成两项立法。其一，修改公民誓词，增加了承认官方与原住民之间条约权利的表述；其二，通过落实《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的法案，规定了确保加拿大法律与此宣言一致的途径。不过，仍有一些投反对票的议员表示，担心原住民对自然资源项目拥有否决权。
2007年9月13日，《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在联合国大会上获压倒性多数赞成票通过时，加拿大是4个投反对票的国家之一，其余3票来自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加拿大在2010年改弦更张，转而支持该宣言。其后，将该宣言内容纳入加国法律的尝试曾两度在国会遭遇失败。
2021年7月初，加联邦政府与曼尼托巴省的梅蒂斯人联合会签署协议，承认该省梅蒂斯人的自治权。与此同时，在萨斯喀彻温省，联邦政府与省政府、原住民科维赛斯部族签署协调协议，将儿童福利与保育责任归还给原住民部族。这是加官方与原住民社区基于2020年元旦生效的《尊重第一民族、因纽特人和梅蒂斯人儿童、青年和家庭法案》而签的首份协调协议。
7月底，加政府与原住民就两起集体诉讼达成庭外和解，同意提供近80亿加元以解决保留地由来已久的缺乏安全、清洁饮用水的问题。
但最具象征意义的举动，是作为因纽特人的玛丽·西蒙在7月26日正式就任第30任加拿大总督，从而成为加拿大有史以来首位原住民族裔的总督。
74岁的西蒙拥有因纽特人和白人血统。她曾与其他原住民领袖一起参与了1982年的加拿大宪法谈判，推动将原住民相关权利正式纳入宪法。
在就任仪式上，西蒙特意介绍了自己的因纽特名字：Ningiukadluk。她向特鲁多解释说，这个名字的意思是“霸道的小老太太”。
由于特鲁多率领的自由党正在谋划秋季大选，以图改变目前少数政府的尴尬局面，届时，总理将向作为总督的西蒙提请解散议会。有当地媒体评论说，此举意味着这位原住民女性将“终结”（本届）加拿大政府，而这将是一个颇有意义的时刻。
“和解”能否真的实现
“当我们在发达地区讨论5G甚至6G网络，使用APP订餐或在网上与家人交流时，他们仍在渴望有信号，哪怕是2G。”
2019年，当时供职于一家知名通讯企业的Chris Pereira（中文名彭家荣）为了拍摄一部反映高速网络如何改善当地人生活的纪录片，深入到加拿大北部偏远的原住民社区。此前，他曾到过一些原住民社区，总体印象是“他们被主流社会遗忘或忽略了”。但在北部，情形更加糟糕。
▲Chris Pereira于2019年在纳努武特地区与因纽特人合影图/受访者提供
努纳武特地区首府伊魁特（Iqaluit）位于巴芬岛上，仅能乘飞机前往。即使夏天，当地气温也在冰点以下。人们常常需要用到发电机。这个人口仅约6000人的城市没有电影院或其他娱乐场所。当地原住民仍维持着传统的工作——捕猎，也仍保留着以物易物的生活。
彭家荣到那儿没几天，便几乎人人都知道来了一个“南部人”。当地人给他留下的印象是，朴实且热情。但他也看到酗酒现象突出。即便在工作日下午三四点，政府专营的酒类商店也排起长队。“我从没见过那么多人排队买酒。”
彭家荣接触的当地年轻人较多。“他们非常渴望好的生活，喜欢使用新科技，希望回馈自己的社区……他们很清楚自己社区的心理创伤有多大，而他们的艺术品往往就是输出内心感受的一种表达方式。”
“赢者撰写历史。”彭家荣坦言，自己从小所学的历史课形成的认知是，原住民与欧洲移民曾有过一些矛盾，但“后来解决了”。课堂中涉及原住民的内容让他留下较深印象的是：原住民捕猎后，会用尽动物的所有部分；一幅白人与原住民在餐桌上分享火鸡的画面；原住民的图腾和其他艺术品。实地探访保留地后，他才发现，南方人正享受着与北方原住民完全不同的生活。
无论是个人身心健康，还是社区管理问题，彭家荣认为，都应归结于原住民的发展机会以及与主流社会接轨的困境。不过，原住民与主流社会能实现真正的“和解”吗？
彭家荣认为，“和解（reconciliation）”一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总之是要以某种赔偿，为过往不好的行为找到弥补、回馈的方式——不论是以经济手段，还是给予某种权利、待遇。“说实话，我觉得（和解）很难。”
新任总督西蒙说，“和解是一种生活方式，需要日常工作。”“和解就是相互了解。”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其报告中对“和解”作了这样的阐释：“和解是指在这个国家的原住民与非原住民之间建立并维持一种相互尊重的关系。为了实现这一点，必须有对过去的认识，对已造成伤害的承认，对此的赎偿，以及改变行为的行动。”“和解必须支持原住民从殖民化的破坏性后遗症中愈合，这些后遗症对他们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在各种体面的场合被用于开场的“土地确认”，正是一种寻求和解的姿态。作为国际知名学府的多伦多大学，在其官网上引述了某权益组织的这样一段注解：重要的是，要了解让你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历史，并寻求了解你在这一历史中的位置。
然而，加拿大诸多学术机构在对“土地确认”的阐释中，也均有这样的表述：“土地确认”并不存在于过去时态或历史背景中，殖民主义是一个当下正在进行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