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重演46年前“西贡时刻”，美国与塔利班会复刻“越南道路”吗？
虽然很多人都预料到美国及其盟友的完全撤军将会极大改变阿富汗的国内形势，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种改变会来得这么快。8月11日美国国防部官员还预测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可能在90天内落入塔利班之手，仅仅4天后，塔利班已兵临城下了。
8月15日局势变化之快更是令人目不暇接——塔利班代表进入喀布尔与阿富汗政府谈判，以寻求权力的和平转移；阿富汗总统加尼辞职并去国前往塔吉克斯坦，并将再转往第三国；此后塔利班控制了总统府；当天晚些时候塔利班已命令部队进入喀布尔。
与此同时，多国使馆开始撤离喀布尔。网络上流传着撤离使馆人员的美军直升机边打干扰弹边飞行的视频，尽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强调“这不是‘西贡’”，但美军这一颇有些狼狈的撤离画面还是会令人不禁联想起1975年美国的“西贡时刻”。
不出意外，美国和阿富汗关系似乎很快就要成为美国和阿富汗塔利班关系的同义词了。在美国政策界看来，阿富汗局势似已无力回天。未来无论是塔利班无力弹压全国、阿富汗再次陷入内战，还是塔利班轻松以武力夺取全国，其都将是未来阿富汗的主导力量，美国与阿富汗的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再次等同于和塔利班的关系。正是因此，无论对塔利班持何种看法，周边国家近日来都纷纷与其展开了正式会谈，给予了塔利班代表相当于“外交官”的身份。
然而归根到底，
美国政府如何看待阿富汗的新现实和新未来、如何处理与塔利班的关系，才是未来决定阿富汗外部环境的关键因素。
从历史上看，对美国而言，越南可能是与阿富汗最为相似的案例：美国在这两个国家都付出过大量的金钱和人力，支持了一个最终垮台的政权，并且与最终在该国掌权的政权在二十年中总是兵戎相见。如果说人类总是透过历史思考未来，那么“越南道路”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为展望美塔关系提供借鉴呢？
美国会改变对阿政策方向吗？
展望美塔关系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拜登政府还会不会“回头”，重新派兵支撑起喀布尔政府。这个问题的实质是，美国是不是真能接受喀布尔政府的崩溃，任由其“自求多福”。
8月15日，一名匿名的美国官员透露，除非塔利班影响了美国大使馆撤离阿富汗，否则美国不太可能改变其在喀布尔的军事战略计划。
与越南战争不同，美国虽然在阿富汗花费甚剧，但是人员牺牲要少得多，由此引发的政策分歧也没有发展到社会分裂的地步，因此美国国内的“战争疲劳”还大有不同。一方面，根据7月的民调数据，31%的美国人强烈支持美国撤军，42%在某种程度上支持撤军。这说明拜登政府坚持撤军有其民意基础。
但另一方面，美国国会和政策界的态度则较为暧昧。自美国和塔利班2020年初签订“停火撤军”协议起，国会和政府中的强硬派一直以“形势恶化”为由努力说服特朗普和拜登团队“改弦更张”。即使如今喀布尔政府一溃千里，这些安全强硬派仍然没有放弃努力。民主党参议员、外委会主席梅嫩德斯就公开表示：他明白总统不希望有一场无尽的战争，但是他仍然应该考虑一下，现在所发生的一切是否如他当初所想。而在1973年1月越战四方签订了《巴黎协议》后，坚决反战的民主党控制了国会两院，并在8月份立法禁止美国政府再度于越南、柬埔寨和老挝发起新的军事行动，除非得到国会的再授权。这一立法极大地束缚了之后福特政府的手脚，基本排除了白宫“吃回头草”的可能。
两相对照，美政府从越南彻底收手似乎有些“迫不得已”，而放弃军事支持喀布尔政府则显得是“主动为之”。
主动做出决定的拜登目前态度坚定，毫不动摇，绝不重蹈奥巴马和特朗普两届政府在阿富汗问题上“惨遭说服”的覆辙。他已决心，无论如何都要在“九一一”事件20周年前将所有部队撤出阿富汗，并已将“终止20年战争”作为要发表的“九一一”事件周年纪念的主题。面对局势的骤然恶化，拜登反复强调这在其意料之中，强调安全团队早已将撤军的可能后果“具体、清晰、毫无隐瞒”地告知他本人，展现出承担所有政治责任的姿态。国务院、国防部和白宫的发言人也口径一致地强调，阿富汗政府拥有所需要的一切军队、武器和训练，暗指美国并无亏欠，现在轮到长期接受援助的喀布尔政府来展示“保卫自身的意愿”。
诚然，拜登政府在理论上确实可以以塔利班“违反协议”为理由中止撤军进程，这么做也不会受到国会的束缚，但是其很可能确已做好抛弃阿富汗加尼政权、承受战略损失的准备，因而并不在意协议本身是否能够得到遵守。这也正如1973年基辛格做出的最终选择：他仅仅要求越南民主共和国在美国撤军后保持“适当间隔”，为美国政府提供一个政治上的缓冲期，如此即可默认前者武力推翻南方政权、统一整个越南。
就当前局势发展而言，拜登政府甚至可能都没有要求塔利班给予这种“适当间隔”，反而进一步加速撤军方案，声称“速度就是安全”。
可见在政策方向问题上，拜登政府已经打定主意遵循“越南模式”，不惮以喀布尔政府倒台为代价实现撤军，哪怕这一过程更加“灰头土脸”。美国会“惩罚”塔利班的“武力统一”吗？
是否坚持全面撤兵的政策方向仅仅是美国对阿政策的第一层考虑，放任喀布尔政府垮台并不代表拜登政府就会什么都不做、让塔利班舒舒服服地建立起新的全国政权，
大可以回归1995年后塔利班第一次掌权间的互动模式——拒不承认其合法政权地位并施加国际封锁。
如果美国想这么做，也并不缺少理由。第一自然是塔利班没有遵守停火协议，政治解决阿富汗前途问题。最近一段时间塔利班势如破竹的军事攻势显然不符合协议规定的“政治解决”阿富汗前途问题的条款。虽然白宫可能从未期望过协议得到遵守，但这并不表示其就能够在政治和外交上忽略这份协议的存在。
拜登政府当前正在多哈组织频繁的外交斡旋，将联合国、欧盟、中国、俄罗斯、印度、伊朗（其接到邀请后拒绝参加）和中亚国家都拉了进来，分别与塔利班和喀布尔政府进行“2+1”的会谈。然而，拜登政府真心期待这一被评为“根本不存在”的政治进程发挥作用吗？恐怕也未必。至今为止，白宫都没有任命新的驻阿富汗大使，负责在多哈纵横捭阖的还是特朗普政府的“老面孔”扎尔梅·哈利勒扎德，这一动作大有让后者“背锅到底”的意思。当然，如果塔利班真的不加掩饰地“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没有谈出结果就拿下了整个阿富汗，那么拜登政府也必须有所回应。其动作估计就如哈利勒扎德所说，要让塔利班政权成为国际社会的“弃儿”，所有国家都不会与其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也不会提供重建所需要的经济支持。
除了武力夺取阿富汗之外，可能导致拜登政府采取“惩罚”措施的还包括侵犯人权或者继续支持恐怖主义，这些也和武力夺取全国一样，均可归为违背美塔协议。
在人权方面，美国国内现在就有强烈的呼声，指控塔利班在近期的攻势中大量杀伤平民、在喀布尔暗杀记者和其他市民团体的积极分子，并要求美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出议案、立即展开人权状况调查。至于恐怖主义问题，虽然塔利班承诺不再庇护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团体，但是如何落实这一承诺，美国如何进行包括空中侦察在内的监控，如何界定是否针对美国，这些具体问题都可能引发美国内对塔利班政权的指责。而就在当地时间8月15日上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已在向参议员通报情况时表示，由于塔利班最近迅速接管了阿富汗，如基地组织之类的恐怖组织在阿富汗的重建将比此前国防部预计的要更快。
虽然“丢失阿富汗”对大部分美国人来说已经是预料之中的“既成事实”，但是让塔利班予取予求还不在预期之中。可以预见，为了对冲“丢失阿富汗”的政治余波，拜登政府想必还是会采取一些措施来展现自身的“原则性”。这也正是“越南模式”的内容：虽然在签署《巴黎协议》的那一刻起美国就默许了越南的武力统一前景，在协议签署后除了美国撤军之外也没有任何一条真正得到落实，美国的反战情绪也并未因西贡的陷落而消减，但是福特政府依然需要以违反条约为由对越南施加制裁，遑论予以外交承认。
塔利班“武力统一”之后，来自美国的外加“惩罚”几乎是“保留剧目”。美塔关系何时能够正常化？
“惩罚”之后，美塔关系又将往何处去？
对于现在的塔利班政权而言，想必很愿意实现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一如1975年以后的越南。
第一，与第一次掌权后尚有巴基斯坦与之建交相比，塔利班如果军事夺权，很可能面临更加孤立的外交局面。“违约”带来的道义损失虽然不会妨碍塔利班实际掌权，但会让国际社会不愿意给予承认。例如巴基斯坦方面就已经放出风声，如果塔利班“破坏政治进程”，其很难再次与之建交。其他国家虽然现在能够频频接待塔利班的“外交官”，但其理由多是这种接触有利于阿富汗国内的和平进程。一旦和平进程本身不复存在，理由自然随之丧失。
第二，武力推翻喀布尔政府并不代表塔利班能够用自身军事力量完全掌握阿富汗，更不代表其能够有效治理。在第一次掌权期间，塔利班政权就面临北方联盟的挑战。当前，反塔利班的各武装力量可能无法支撑喀布尔政府的存续、没有兴趣为加尼政府而战，但是却存在继续抵抗乃至割据的可能，而且它们往往还与周边国家有着复杂联系。不管是为了切断这些力量与外国的联系，还是利用外国政府影响这些力量，塔利班都需要周边国家在不同程度上的配合。
第三，塔利班自身外交观念也在发生变化。自美塔和谈开始，塔利班就高度重视争取国际承认、展现国际合法性。缔结协议后，塔利班也在严格避免攻击美国及其盟友的目标。在近期的大好形势下，塔利班更是多次声明将保障在阿外国人的安全，“绝对禁止攻击外国使馆和国际机构”。毕竟，过去二十年的战争不仅是对美国的考验，同样是对塔利班的考验。后者已经从失去政权和长期战争中了解到，“帝国主义也是真老虎”，如果不慎重对待外部环境，很可能带来本可避免的严重后果。因此，美塔关系正常化对于塔利班来说，具有无可替代的重大价值。
只要实现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进而“全面和解”，那么塔利班政权就能顺利摆脱外交上的孤立和被动局面，甚至能够利用外部资源治理统一的阿富汗国家。
那么，美国又会如何面对塔利班政权的关系正常化诉求呢？
从以往的历史记录来看，撤军是一回事，关系正常化又是另一回事。越南与美国在1973年签署了停战协议，但是直到20多年后的1995年，两国才实现关系正常化。即使放宽要求，以两国政府和民间放开接触限制为标准，那也要等到1980年代后期。再参考中国、朝鲜和古巴的案例，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速度最快，从1949年到1971年“只”花了22年，正式建交则还要再多8年。朝鲜和古巴则至今也没有与美国实现关系的完全正常化。
大略来看，与美国关系正常化的速度第一取决于是否有战略损失或者战略价值，第二取决于战争期间的遗留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
美越双方之所以未能在1975年后迅速实现和解，原因就在于中美和解后，越南的战略地位下降；而在越南选择倒向苏联后，其进攻性的东南亚政策更是被视为美国的重大战略威胁。这使得美国认为美越关系正常化会起到战略上的反作用，因而对越南的诉求置之不理。直到1980年代末美苏彻底缓和，中美关系的战略价值下降，同时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后，才扫清了基本障碍。在此基础上，越南又积极回应了美国的“越战失踪士兵问题”，才克服了美国社会对关系正常化的疑虑和反对。
以此反观未来可能由塔利班主导的阿富汗
其在对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上最大的优势和劣势均是其战略价值。和越南不同，阿富汗并未卷入美国和其他大国的全球战略竞争，没有“砝码”的地位和价值。这从好的一面来说不会像越南那样被冷战“耽误”十年，但是这也反过来使得其没有让美国积极搁置“遗留问题”、努力推动正常化的动力。
显然，如果塔利班的国内施政纲领保持不变，继续推行教法治国，其必然会与美国在人权、民主等问题上产生持续冲突。即使塔利班严格兑现了“不支持恐怖主义”的承诺，保护国内人权特别是少数民族和妇女权益将成为长期“遗留问题”。相反，如果塔利班也展现出了“革新开放”的意愿，适当调整其国内治理政策，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成效，那么其也同样有望在对美关系正常化的道路上“加速”。
归根到底，
如果塔利班在赢得战场胜利的同时真正重视政治和解进程，克制地运用其军事力量，组建起能够为国际社会所承认的新的合法政府，那么就根本无须担忧上述所有问题。
这样一来，塔利班依然可以将自己视为保护国家主权和独立的胜利者，而摧毁了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留下了社会建设遗产的美国也不是全然失败。对于饱受战火摧残阿富汗人民而言、对于热爱和平的全世界人民而言，借助现有政治框架，构建“一开始就正常”的美塔和美阿关系无疑是共赢的最优解。
（肖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