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拜登身体很诚实：若抄中国作业能成功，其他问题可以靠边站
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针对新冠疫情的经济刺激计划比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要大得多，这表明了美国对中国早些时候的4万亿人民币经济刺激计划上了心。
尽管美国在口头上批评中国早些时候的经济刺激计划，这种批评也得到了某些中国人的回应，但事实清楚地表明，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取得了巨大成功。
美国由此得出结论：与照抄中国作业或可取得成功相比，其他问题可以靠边站。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罗思义
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观察者网特约作者
美国总统拜登正在进行一场经济政策革命，虽然这没有得到公开承认，但拜登此举实际上如同承认了美国过去40年所奉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失败。
拜登完全放弃“小政府”这一新自由主义主张，导致和平时期的美国政府支出创有史以来最大增幅。美国当前政府支出的增长规模，已经大大超过了诸如罗斯福为推行新政、美国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里根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为扩张军备等以往和平时期推出的美国经济刺激计划。
虽然政府支出增幅如此之大，但拜登并未提议削减相关支出，因为他正在酝酿永久性地改变美国经济模式。如此一来，就给当下的中国抛来了一系列问题：
美国经济模式发生根本性变化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
主导了美国40年经济政策，甚至对中国某些学术圈影响甚深的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彻底崩溃意味着什么？
美国的新经济政策会否导致美国经济出现显著增长或真正的复苏？
与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模式相比，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优越性体现在哪里？
这些相关的问题构成本文的主题。因此，下文将秉承实事求是的原则，利用系统性的数据而非空泛的文字，论述美国经济政策。
拜登刺激经济力推“大政府”
面对中国求胜心切
首先，我们应就美国为应对新冠疫情效应而推出的国家经济刺激计划的规模到底有多大，作出准确的判断。事实上，图1所示2020-2021年美国政府支出增幅，超过了美国以往任何和平时期的相关支出——美国政府支出占GDP比重增长峰值往往出现在经济刺激计划实施期间。
在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期间，美国政府支出占GDP比重增长1.6个百分点——按2020年美元计算，相当于3340亿美元。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里根扩军期间，美国政府支出占GDP比重增长2.3百分点——按2020年美元计算，相当于4760亿美元。
2007年后美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美国政府支出占GDP比重增长5.5百分点——按2020年美元计算，相当于11620亿美元。
2019-2020年，面临新冠危机的情况下，美国政府支出占GDP比重增长9.7百分点——按2020年美元计算，相当于20230亿美元。
也即是说，新冠疫情之后美国政府支出增幅，几乎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两倍，或者说是罗斯福新政时期的六倍多。唯有二战期间的美国政府支出增幅——1941-1944年美国政府支出占GDP比重增长27个百分点，超过了自2019年以来的美国政府支出增幅。
此外，没有迹象表明拜登打算大幅削减这一巨大刺激计划。特朗普在2020年签署了一项9000亿美元的新冠救助法案。拜登上台后，国会已经通过了一项1.9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拜登本人则提出了另外4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拜登明年的预算请求总额达到6万亿美元。
拜登在执行这些政策时无疑将面临阻力。新自由主义对美国某些资本极为有利，特别是它对最富裕阶层的低税收政策帮助了富人，它的私有化计划通过使经济部门脱离国有制，为资本获利开辟了新的领域。因此，共和党人将试图削减拜登部分经济刺激计划，例如阻止对富人增税——这原本应该是计划的重要内容——并限制国家基础设施支出。尽管如此，已经通过的刺激措施意味着，即便拜登愿就其方案作出让步，美国仍将继续实施极为庞大的刺激计划和扩大政府支出。
因此，可以预见，不仅仅是当下，美国政府大幅增加支出将贯穿拜登执政的未来一段时间。下文将详细分析美国经济政策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但概括来说，这源于美国对于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特别是应对国际经济危机的表现做出的求胜心切的反应。
图1
图2所示的是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政府支出的总体动态，清楚地反映了美国政府支出大幅增长的影响。
从二战到里根执政时期，美国政府支出占GDP比重逐步上升——从1947年的18.9%升至1983年的35.5%。这种稳步增长意味着，从二战到1980年代初的近40年期间，可以说是美国的“大政府”时期。
从里根开始，美国政府支出占GDP比重基本上停止增长——1983年为35.5%，2020年初为34.2%。尽管里根口头宣扬“小政府”，但这不能准确地反映这40年的表现——因为美国政府支出占GDP比重并没有实质性下降。但在这一时期，美国政府支出占GDP比重大幅上涨的态势停止下来，而这种上涨曾是二战后美国经济的特征。
然后，从2020年初开始，一直持续到2021年，美国政府支出占GDP比重飙升至47.6%——这在和平时期是前所未有的。唯有在二战期间，美国政府投资水平非常高，在峰值时政府投资占美国总投资的83%，这意味着拜登治下的美国政府支出并没有达到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的最高水平。
图2
图3所示的是美国政府经常性支出占GDP比重——不包括投资，或许它反映的趋势更为引人注目：美国政府经常性支出占GDP比重甚至高于战时。二战期间美国政府经常性支出占GDP比重的峰值为36.1%。但2020年美国政府经常性支出占GDP比重为42.6%，甚至大大高于二战时期水平。
总的来说，拜登正在打造“大政府”。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来了：拜登为何这么做？拜登能否在共和党反对的情况下继续他的计划？这又会产生何种影响？
图3
新自由主义救不了美国
“模仿是最真诚的奉承”
第一个问题是，美国为何为应对新冠疫情推出如此庞大的刺激计划——迄今为止，这是和平时期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刺激计划，规模几乎是国际金融危机后的两倍？答案不仅在于新冠疫情，还在于中国应对上一次国际经济危机的成功以及美国遭受的失败，后者迫使美国放弃了新自由主义。拜登的政策清楚地表明，除非美国放弃新自由主义，否则美国将没有机会与社会主义中国竞争。
详细分析这种变化就会明白，美国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刺激计划在实践中被证明过于无力，无法拉动经济快速复苏。如图4所示，美国用了三年半时间才使其GDP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图4
与美国从国际金融危机中缓慢复苏相比，为应对这场危机推出了4万亿元人民币（5860亿美元）的重大刺激计划的中国取得了巨大的优势。如图5所示，2007年至2011年，美国GDP仅增长1.4%，而中国GDP却增长45.4%——这使得国际经济力量关系发生了有利于中国的巨大变化。
图5
因此，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针对新冠疫情的经济刺激计划比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要大得多，这表明了美国对中国早些时候的4万亿人民币经济刺激计划上了心。尽管美国在口头上批评中国早些时候的经济刺激计划，这种批评也得到了某些中国人的回应，但事实清楚地表明，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取得了巨大成功。美国由此得出结论：与照抄中国作业或可取得成功相比，其他问题可以靠边站。
正如英国谚语所说：“模仿是最真诚的奉承”。因此，为新冠疫情危机，美国决定照抄中国作业，推出自己的庞大的刺激计划。面对现实危机的考验，美国新自由主义所奉行的“小政府”崩溃了。
拜登的“经济新政”将给世界带来什么
除了对国内的影响外，已经有迹象表明，拜登的刺激方案将重塑美国与世界的经济关系——尽管目前还只是初见端倪，但有必要继续密切关注后续发展。
为便于大家了解这一国际进程，图6呈现的是自二战以来美国贸易差额占GDP比重。从中可以看出，在这70多年的时间里，美国的国际竞争力急剧下降。
二战后，美国得益于其高生产率和战争对大多数其他主要经济体的破坏，美国贸易顺差占GDP比重达到4%以上。
随后，这一巨大的贸易顺差有所下降，但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30年里，美国贸易顺差占GDP比重保持在1%左右或略低于1%。
从上世纪80年代初里根执政开始，美国的国际竞争力开始急剧下降，美国出现了巨大的贸易逆差。到里根任期结束时，美国贸易逆差占GDP比重达到3.1%，然后在小布什执政时期飙升至5.9%
图6
美国巨大的贸易逆差对其经济和内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从经济层面讲，这意味着美国越来越依赖外国资本流入，以便为其贸易逆差提供资金，如果后者不致造成美元汇率的大幅下跌（贸易逆差和国际收支逆差较大而导致的美元外流，不可避免地给美元汇率带来下行压力，除非它被流入的相应美元资金抵消）。全球资本大量流入美国，有助于为美国经济增长提供资金，但贸易逆差意味着，美国国际贸易行业的主要部分，尤其是制造业，因不再具有全球竞争力而一蹶不振。2007年后，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美国无法获得如此巨大的外资流入，美国贸易逆差占GDP比重被削减为仅2.4%，但如图4所示，代价是美国经济陷入深度衰退。
从政治层面讲，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影响是产生了臭名昭著的美国“锈带”——锈带所属地区的劳工群体均遭遇经济急剧衰退和大规模失业，因为他们的国内产品被进口所取代。
这两种经济和政治趋势引发美国国内的动荡——其中经济进程最终导致了国际金融危机，而政治进程帮助特朗普在2016年当选，在竞选中，特朗普错误地宣称，他的关税政策将带动美国制造业就业机会的复苏。
如图6所示，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和特朗普执政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贸易逆差从里根到小布什执政时期的急剧上升的态势停止下来——2009年第一季度奥巴马上台时，美国贸易逆差占GDP比重为2.8%，这一数据与11年之后特朗普治下的2020年第二季度一致。美国贸易逆差的这种相对稳定意味着，美国不必依靠增加大量外国资本流入来稳定美元汇率——但这也意味着，没有如此巨大的外国资本流入来为美国经济增长提供资金。
由此产生的国内影响是，在奥巴马和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经济增速放缓50年的态势得到延续。如图7所示，以能消除短期经济周期波动影响的20年移动平均线计算，美国GDP年均增速从1969年的4.4%，降至1978年的4.1%，2002年的3.5%，2012年的2.7%，2019年的2.0%——这发生在新冠疫情之前。当然，新冠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使美国经济进一步放缓，到2021年第一季度，美国GDP年均增长1.9%，但这种减速并非“一次性”事件，而是长达50年的经济放缓态势的延续。
如图6所示，在新冠疫情和/或美国经济刺激计划的影响下，美国贸易逆差占GDP比重再次显著扩大，从新冠疫情和经济刺激计划出台前的2.3%升至2021年第一季度的3.8%。如果这一态势继续下去，意味着除了国内政策之外，美国再次试图利用海外资本流入的增加来加速经济增长，而不是试图增加国内产业的比重——这是特朗普（未成功）的目标。有必要看看这种趋势是永久性的，还是仅仅反映了新冠疫情的短期影响。
图7
拜登的刺激方案奏效了吗？
美国经济长期放缓显然是一个大问题。那么拜登的刺激计划会奏效吗？从上图4中的数据可以看出，毫无疑问，与国际金融危机中的刺激计划相比，美国在2020-2021年推出的强有力的政府支出刺激计划更有助于美国经济从新冠疫情所导致的衰退中复苏——究其原因，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一庞大刺激计划本身，还是由于新冠疫情与国际金融危机具体情况的区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用了三年半时间才使其GDP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但在新冠疫情暴发一年零三个月后，美国GDP仅比之前的峰值水平下降0.9%。
因此，美国针对新冠疫情推出的大规模刺激计划，应被视为比国际金融危机后推出的规模较小的计划更为成功。但问题是，正如上述分析所示，这种在从新冠疫情导致的衰退中实现的相对成功的复苏，是在美国经济50年来一直在放缓的基本背景下产生的。
要对拜登刺激计划下的美国经济前景进行透彻解读，需要进行冗长的分析，这将是未来文章的主题。但就目前而言，短期实际后果显而易见。虽然新冠疫情后的美国经济复苏速度远快于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但美国从新冠疫情导致的衰退中复苏的速度仍不及中国。如图8显示，除了2020年第一季度，当新冠疫情已经冲击中国但尚未影响美国，在疫情导致的整个危机阶段中国经济增速远远超过美国。
最直接的是，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2.3%，而美国经济萎缩3.5%。也即是说，在一年内，相对于美国，中国经济增长近6%。2021年的确切数据至少要到第二季度才能明朗，因为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严重衰退，今年第一季度中国GDP增长18.1%这一数据相对来说就被“夸大”了，并不能反映真实情况。但2021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较2019年第一季度增长10.3%，而美国经济仅增长0.7%——也就是说，从2019年第一季度到2021年第一季度的两年中，中国经济相对于美国增长近10%。尽管美国有可能在2021年经济复苏时缩小这一差距，但这是一种不利于美国、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力量关系的转变。
总之，当前美国经济刺激计划的巨大规模，显然可以被视为有助于阻止美国在金融危机后遭受的长期经济放缓，但这还不足以赶上中国增速。
图8
从这些经济事实得出的总体结论是，由于庞大的刺激措施，美国新冠疫情后的经济表现将好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经济表现——而中国的表现将不会像当年那么好，因为缺乏类似的大规模刺激措施。这一点在图9所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中国和美国经济的预测中得到了清楚的体现。IMF预测，由于美国经济刺激计划的规模很大，与国际金融危机后相比，此次疫情危机后美国经济表现得更好。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四年中，美国经济仅增长了1.4%，而在新冠疫情之后的四年中，由于其巨大的刺激措施，美国经济预计将增长16.1%。相比之下，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四年中，中国经济增长了45.4%，而在新冠疫情危机后的四年中，中国经济预计将仅增长35.4%。
总而言之，在中国还没有推出同等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的情况下，美国在新冠疫情之后推出的大规模刺激计划，从地缘政治战略层面看，其目标是限制中国在经济危机期间相对于美国所获得的经济优势，同时美国试图与其盟友建立广泛的“反华统一战线”，以抵消中国所获得的任何收益。因此，拜登的国内经济刺激方案和试图修复与美国盟友之间的关系，是出于同一地缘政治目标。
图10
结论
根据拜登推出的经济政策得出的结论显而易见。
首先，拜登已经完全放弃了“小政府”的政策，即新自由主义的政策，这些政策在过去四十年中，即便在实践中没有得到完全遵循，但在意识形态上占了主导地位。当美国继续在口头上批评中国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推出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同时，实际上美国已经得出结论，认为大规模刺激计划是有效的。
其次，美国为应对新冠疫情而推出的这一庞大刺激计划，正带动美国经济复苏和增长，其速度远快于国际金融危机后。也即是说，与国际金融危机后规模小得多的美国经济刺激计划相比，美国政府的力量驱动的经济反应要有效得多。
由此可见，放弃新自由主义的美国已成为中国更强大的经济竞争对手。尽管中国经济增速继续超过美国，但美国的大规模刺激计划意味着，中国在经济增长方面相对美国的优势很有可能将低于国际金融危机后。
当然，与此同时，因为新自由主义的破坏性影响而放弃新自由主义，改为照抄中国作业的美国或将敦促中国放弃中国模式，甚至为中国新自由主义者张目，鼓动他们在中国宣扬新自由主义，以削弱中国。美国正实施大规模刺激计划来提振本国经济，但它将完全反对中国实施任何刺激计划，即便是适合中国的刺激计划。虽然新自由主义在美国已经被抛弃，但由于其政策的破坏性影响，美国将试图提升中国新自由主义者的威望，以损害中国经济。
在这一总体框架内，当然还有许多更为详细的问题需要研究。最重要的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美国经济刺激计划的性质与中国经济刺激计划的性质亦截然不同。这需要另写一篇文章对此进行分析，这里就不多赘述了。
但就目前而言，有必要分析最重要的事实。拜登抛弃了美国奉行40年的新自由主义。他正试图在美国经济政策上做出自里根以来最大的改变。这种经济政策的变化，将使美国成为中国更强大的经济竞争对手。这些都是对中国有重大影响的重大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