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山海经|“N号房”里的她，现在怎么样了？
“犯罪者需要严惩，世人的态度需要转变，只有当受害者能坦然地说出自己的受虐经历，才能无所畏惧地回归生活。而只有当受害者的痛苦终止，‘N号房’的故事才算真正完结。”
那是装满罪恶的“虚拟房间”。性虐、辱骂。。。。。。种种触目惊心的场景藏匿其中，而走进“房间”围观者，多达26万人。2019年，发生在韩国的通过即时通讯软件Telegram进行的大规模淫秽视频网络传播案——“N号房事件”浮出水面，震惊韩国。
近日，韩国法院进行了二审宣判，“N号房”主犯赵主彬被判有期徒刑42年。4月8日，“N号房”创建人文亨旭则一审获刑34年。打开这扇“罪恶之门”的幕后主使终于迎来了法律制裁。
事件似乎已经落幕，但恐惧却并未消散。直到今天，那些视频中的受害者们仍被困在一种无法平息的痛苦中。忘记过去，重新生活，对她们来说不是件容易的事。而她们的忧虑，也并非没有缘由……
来源：BBC
伤与痛
根据警方确认，“N号房”受害者达74人，其中包括16名未成年人。“N号房”的每个聊天室里都有3至4名女性受害者，她们被称为“奴隶”，并被迫拍下各类性虐视频上传至网络共享，其中一些受害者还未满18岁。
“N号房”主犯赵主彬。来源：路透社
这些曾在深渊中挣扎的女孩们，如今走出阴霾了吗？
“为什么不判处死刑，万一他（主犯）因在狱中表现良好被提前释放怎么办？”该案件的一名受害者对法院的判决结果不满且担忧。三年过去了，她对过去的经历一直难以释怀。“我被虐待的视频被分享到‘博士房’里，而我的地址与联系方式也被分享给无数的施虐者，这些事情我觉得一辈子都无法忘怀。”
根据韩媒报道，还有受害者的生活陷入了从伤害自己到承诺“好好生活”的循环里。她们不仅害怕自己永远无法摆脱过去的阴影，也担心重返社会后遭遇异样的眼光。“每当看到媒体报道这件事，或是有人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我们的年龄信息或是发布耸人听闻的犯罪细节，都能让我感觉像被那些人再次掐住了脖子般让人窒息。”
韩国总统文在寅承诺将删除所有涉案视频，并为受害者提供法律、医疗等所需支援。但不止是受害者，就连帮助受害者心理重建的志愿者们也会因此产生负面情绪。李孝琳就是其中之一，她的工作是清除网络上遗留的“N号房”视频以及向受害者提供心理辅导。“很多受害者很担心自己的视频被分享、被储存，在现在或是十年后，仍被人拿来娱乐或谋利。”李孝琳说，每当这个时候，她都会花费很多时间说，这不是她们的责任和过错。
李孝琳为受害者提供心理辅导。来源：BBC
但李孝琳也承认，在处理视频以及接触了受害者后，自己也被“传染”了类似的创伤后遗症。“我自己也很害怕。”李孝琳继续说，“每当看到视频里的一些人很像我的妹妹或朋友，我都会查清楚，生怕出事。”
忧与思
心灵创伤能否可以愈合，既取决于受害者自身，也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社会环境的配合。
在调查阶段，韩国首次公开了赵主彬和其他五名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信息，国民议会通过了一系列“N号房”相关的法律法规。例如，立法定义了“性剥削视频”，制定了相关起诉标准；加强对数字犯罪的打击，提高了法定最高刑期并规定举报一天内删除所有性剥削视频等。与此同时，韩国也正在推动惩罚那些付费观看非法内容的“围观者”的相关法案。2020年5月，韩国国民议会修改法案，规定储存、私藏、观看或购买未经同意摄录的视频或图片，将会面临2.5万美元的罚款和最高3年的有期徒刑。
但另一方面，虽然韩国政府承诺清除所有视频，“N号房”流出的非法视频依然会时常在社交网络上重新出现。
主犯悉数被绳之以法，但“N号房”的背后还藏着26万双眼睛。事件曝出后，在青瓦台“国民请愿”平台上，一度有超过400万网友要求公开“N号房”犯罪嫌疑人和围观者信息，创下了韩国历史上请愿人数之最。
数字犯罪让追踪犯罪者的难度加大。来源：韩国时报
在韩国，数字犯罪一般较难被起诉，很多人被捕后仅仅是收到一份警告就获释了，即便起诉成功，刑期也多半不够严苛。根据韩国高等法院的记录，在2012年至2017年间，有7446人因非法拍摄色情内容而被起诉，但只有647人被判监禁或是被罚款。此外，数字性犯罪的加密支付、“阅后即焚”、匿名性、可复制性等特征，也提高了追踪犯罪者的难度。
让受害者倍感压力的，还有韩国社会存在的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李孝琳说，正是因为很多人责备和批评，让很多受害者感到羞耻。她认为，受害者康复的根源是要从罪恶感里获得解放。
“犯罪者需要严惩，世人的态度需要转变，只有当受害者能坦然地说出自己的受虐经历，才能无所畏惧地回归生活。而只有当受害者的痛苦终止，‘N号房’的故事才算真正完结。”《韩民族日报》在一篇报道中这样写道。
出品深海区工作室
撰稿小妖
责任编辑：赖柳华 SN2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