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东睿评|拜登政府的迷之中东首秀：美国中东外交似失去主轴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在中东采取了一系列令外界不解的举动，并饱受诟病。在伊核协议问题上，美国一方面频繁释放重返伊核协议的“善意”信号，甚至表示可以与伊朗进行非正式会谈，但同时不断向伊朗施压，甚至对叙利亚境内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民兵进行空袭，导致美伊关系处在更加紧张的僵持状态。
对于不断强调盟友重要性的拜登政府而言，本应加大整合中东盟友体系的力度，但目前除了美国与土耳其之间释放出一定的善意信号外，情况可谓十分混乱。拜登叫停美国对沙特和阿联酋的部分军购协议、出台对卡舒吉事件的调查报告并启动对沙特的制裁，都有极力与前总统特朗普切割的作秀之嫌。当然，沙特对美国调查报告的态度更耐人寻味，沙特不仅以强硬的言辞拒绝接受美国的调查报告，更未表现出过去美国发布“9.11”事件调查报告时那种泰山压顶的压力感，给外界的感觉是，此调查报告对于沙特而言可谓不痛不痒。
在对待以色列的问题上，拜登很长时间对以色列不理不睬，很晚才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自然令以色列不快。在美国空袭叙利亚之后，以色列也对叙利亚进行空袭，这无疑有以特殊方式向拜登宣示存在感的味道。由此看来，拜登的盟友外交显然还不如特朗普反对伊朗、凝聚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任性外交”。在伊朗和沙特这一敌一友的关系问题上，舆论嘲笑拜登既“镇不住伊朗”，也“治不了沙特”。
拜登中东外交的首秀之所以如此不堪，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已难以适应异常复杂的中东格局，而从美国自身来看，美国中东外交似乎也已经失去了主轴。
“美难退、俄难进、其他大国乏力”
的大国关系僵局
近年来，伴随美国进行中东战略收缩、减少战略投入，以及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影响力上升、与中东地区大国合作关系日趋深入，“美退俄进”成为学界对中东大国博弈特点的基本概括，甚至出现中东进入“后美国时代”的论断。美国对中东影响相对下降是事实，但应避免作简单化理解，
目前美俄在中东的博弈态势应概括为“美退而不弱、俄进而不强”，
其基本含义是：美国尽管在中东进行战略收缩，但依旧是对中东事务影响力最强的外部大国，美国淡出中东将是漫长的历史过程；俄罗斯不断重返中东，但主要在战术策略层面，并没有全面主导中东地区的能力和意愿，当前和将来俄都无法成为中东的霸主；
“美强俄弱”仍是美俄在中东力量对比的基本态势，且将持续很长时间。
当前，域外大国在中东地区竞逐的另一特点是多极化趋势的增强，除美俄欧等传统力量外，印度、日本等大国在中东的存在尤其是经济存在日益增强，对热点问题的关注和参与不断增加，但其影响力尚十分有限。
因此，
当前大国关系在中东的基本格局是从“弱单极”（美国）向“弱两极”（美俄）再向“弱多极”演化的复杂过渡时期，
即三种态势并存交错，其复杂性在于大国主导中东的能力和意愿均受到制约，并且导致中东地区大国因安全自救而竞逐权力，进而引发中东地区格局剧烈变动，地区热点问题纠缠难解。
地区国家逐鹿群雄、力量不断重组
中东地区力量不断分化，地区大国博弈持续加剧已达到二战后前所未有的状态。其内在根源之一是在美国对中东事务主导能力下降的背景下，沙特、伊朗、土耳其和以色列等地区强国为寻求自身安全，不断扩张地区影响力，进而导致地区国际关系的剧烈分化重组。
首先，自“阿拉伯之春”以来，沙特与伊朗集民族、教派、地区主导权争夺于一体的对抗不断固化，双方的对抗呈现教派化、阵营化、代理人化的特点。
其次，土耳其与沙特不仅围绕中东地区和伊斯兰世界领导权存在竞争，而且双方各自领导了亲穆斯林兄弟会（土耳其、卡塔尔等）和反穆斯林兄弟会力量（沙特、阿联酋、埃及等）之间的抗争，甚至对沙特与卡塔尔断交危机产生了直接影响。
最后，2020年以来，沙特等阿拉伯国家对抗伊朗的诉求与阿拉伯世界持续衰落分化、美国极力撮合、以色列四面出击等因素相结合，导致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四个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这导致巴勒斯坦问题更趋边缘化，阿拉伯世界的衰落和分化也进一步加剧，而伊朗、土耳其两个非阿拉伯大国则通过支持巴勒斯坦、反对以色列谋求地区话语权。
当前，中东地区大国在“新月地带”和海湾地区的军事和安全博弈在不断加剧，还大有向红海、东南地中海周边地区蔓延之势，沙特、伊朗、土耳其、阿联酋、卡塔尔、以色列等大小“玩家”都在纷纷进行力量扩张。沙伊（朗）矛盾、沙土矛盾、以伊（朗）矛盾构成地区大国博弈的主要矛盾，地中海东岸的“新月地带”、海湾地区、东非之角正日益成为地区大国博弈的“地缘政治三角”。
地区格局僵持使美国在中东深受掣肘
当前美俄在中东的大国博弈特点呈现出“美难退、俄难进”的复杂局面，俄美进退乏力的状况使双方在中东的博弈，以及它们各自与中东力量的关系呈现出亦敌亦友、非敌非友的复杂局面，进而使美俄及地区力量围绕中东事务尤其是诸多热点问题的分化组合更加混乱，并导致热点问题如叙利亚问题久拖不决。
奥巴马时期美国于2011年开始谋求从伊拉克、阿富汗撤军，美国从伊拉克撤军也成为伊拉克局势陷入混乱并导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坐大的原因。但是“阿拉伯之春”爆发尤其是叙利亚内战发生、伊拉克动荡加剧又限制了美国从中东撤军。特朗普上台以来，尽管反对奥巴马的中东政策，但在从中东抽身方面二者则是一致的。2018年以来，美国又相继提出从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美国还于2020年2月与阿富汗塔利班达成和解，承诺在2021年5月前撤走美国军队，条件是塔利班停止暴力活动并与阿富汗政府进行政治对话。但是，美国的撤军直到拜登政府上台仍未实现，塔利班也未停止暴力活动。
又如，特朗普上台后试图加快从伊拉克撤军，但2020年初因美国在伊拉克暗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将军苏莱曼尼，伊朗以导弹袭击美国驻伊拉克军事基地的方式对美国进行报复，美国海湾地区盟友的安全威胁也不断上升。受此影响，美国撤军伊拉克的计划受到掣肘，反而不得不增兵海湾，以确保自身和盟友安全。即便如此，美国的进退两难仍导致伊拉克的安全局势和政府重组面临严峻挑战。
叙利亚局势也受到“美难退、俄难进”的影响，使美国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俄罗斯“重返中东”的能力和意愿受到严重限制，自2017年“伊斯兰国”基本剿灭后，俄罗斯宣布从叙利亚撤军。2018年以来，叙利亚局势陷入僵持，内部形成叙利亚政府控制中南部、库尔德人控制东北部、反对派控制以伊德利卜为中心的西北部的局面，外部形成美国、俄罗斯、土耳其、伊朗等力量互相掣肘的复杂局面，即各方力量都无法主导叙利亚，但其核心因素是美俄的僵持。
例如，在库尔德地区，正是由于美俄对库尔德力量均加以利用，但又无心、无力全面支持，导致土耳其敢于通过军事行动在叙利亚北部建立所谓的安全区。又如，在2020年上半年，在叙利亚反对派盘踞的伊德利卜，俄罗斯支持的叙利亚政府军和土耳其支持的反对派之间，乃至叙政府军和土耳其军队之间发生严重的冲突，但由于俄罗斯和土耳其均无力主导叙利亚的局面，双方不得不达成妥协，由俄土对叙政府军和反对派进行监督进而实现停火。
美国战略迷失使其中东外交失去主轴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世界霸权，在很长时期内都有较为清晰的全球战略和中东战略。在冷战时期，反对苏联霸权扩张是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其中东战略也服从于这一战略，从杜鲁门到里根时期的美国中东战略都以排斥苏联扩张为第一要务，并与盟友安全、能源安全一起构成美国中东战略的核心，从杜鲁门主义、艾森豪威尔主义到卡特主义，其中东战略可谓一脉相承，十分清晰。但1979年中东发生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和苏联入侵阿富汗，对美国可谓喜忧参半。伊朗伊斯兰革命埋葬了美国支持的巴列维王朝，美国在海湾的“双柱”（沙特和伊朗）之一坍塌；但阿富汗战争为美国通过支持阿富汗反苏力量和阿拉伯国家一起组织拖垮苏联的“圣战”创造了机会。中东也由此成为美国收获“冷战”胜利果实的重要战场。
在冷战后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美国的中东战略虽多有失误，但依然相对清晰，即凭借美国一超的霸主地位，使中东纳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分享“美国治下的和平红利”，因此美国携海湾战争胜利之威，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推行“西促和谈、东遏两伊”的中东战略，并在推动中东和平进程方面大有进展，同时也防范了地区霸权的崛起。
海湾战争后，美国大军在中东长期存在使伊斯兰激进力量的反美主义高涨，并终致“9.11”事件爆发，使反恐阴差阳错地成为美国全球战略和中东战略的核心。尽管美国错误地发动了2003年伊拉克战争，使美国的软硬实力受到重创，但反恐和民主作为美国中东战略的两大相辅相成的主题依旧清晰。
美国中东战略迷失发生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上台的奥巴马政府时期，而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爆发则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困境。奥巴马上台后，基于重振遭到伊拉克战争和金融危机重创的美国实力，通过从中东收缩、缓和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使其中东政策为亚太再平衡战略创造条件。无论是2009年奥巴马在开罗激情洋溢的讲话，以及向伊朗伸出橄榄枝直至2013年推动伊核谈判，其用意皆在于此。但是，
奥巴马尽管有清晰的战略思路，但“阿拉伯之春”的发生尤其是埃及等盟友政权倒台、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伊斯兰国”异军突起，都导致美国在中东陷入战略犹豫，即主观上抽身中东的战略诉求与中东地区格局剧变之间的矛盾，使美国抽身中东的战略欲罢不能、进退失据。
特朗普上台后任性地退出伊核协议、推动巴以“世纪交易”和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媾和，貌似找到了以遏制伊朗来聚合所谓温和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联合的成功策略，并通过向各方兜售军火实现“美国第一”，
但事实上美国的中东战略已经失去了主轴，即美国的中东战略已经失去了基于硬实力支撑的霸气。
尽管美国动辄对叙利亚、阿富汗等采取有限军事打击，甚至采取清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将军苏莱曼尼的无底线之举，但
中东的反美力量已经深知美国无力在中东发动全面战争，
这是伊朗敢于通过导弹袭击美国驻伊拉克军事基地报复美国的底气所在，以及伊朗在伊核协议问题上保持战略耐心的原因所在。也就是说，美国在中东基于军事力量的威慑能力严重下降。与此同时，
美国保障盟友利益的能力也在下降。
例如，面对伊朗在叙利亚不断加强的军事存在，以色列与叙利亚边境缓冲区的建立是以色列通过与俄罗斯合作得以实现的，即通过俄罗斯约束伊朗来保障以色列的安全。至于土耳其极力引进俄罗斯的S-400防空导弹系统，更是土耳其追求安全自主的原因，甚至沙特等美国盟友都不再把鸡蛋放在美国一只篮子里。
当前，拜登上台后尽管要极力抹去美国中东政策的特朗普印记，但美国在中东面临的处境已经很尴尬，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困境是美国在维护霸主地位、盟友安全、掌控能源、反恐和打击极端力量、输出民主等方面，已经失去了宏大的战略追求，这是拜登政府目前在中东拢不住盟友、镇不住敌人的战略根源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