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从开罗到华盛顿：国际政治“个人化”令人类冲突更原始？
1月25日，尽管当前的新闻热点仍被“新冠”疫情和美国政治所占据，但各大国际媒体中东新闻的头版都对2011年1月25日在埃及发生的“1·25革命”进行了回顾与反思。作为世界上最大也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阿拉伯国家，十年前在埃及首都开罗爆发的这场有百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标志着当时席卷西亚北非的所谓“阿拉伯之春”运动达到了高潮。“1·25革命”的口号是要求民主、自由与公平正义，其结果是迫使统治埃及三十年之久的政治强人穆巴拉克总统引咎辞职。
在现任总统塞西的领导下埃及社会虽然恢复了稳定和秩序，但是埃及却有重回强人统治的隐忧，“1·25革命”的成果似乎烟消云散。这也是当下国际媒体对十年前埃及革命的反思之一。其实，十年前那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似乎更像是一场充斥着不满与愤怒的“混乱”，而不能称之为一场“革命”。“阿拉伯之春”爆发以后，国内外学界都对这场运动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形成的基本共识便是，这是一场阿拉伯国家内部反对各类政治强人长期独裁统治的大型街头运动，但是这一系列运动却都缺少一个统一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也没能提出明确的政治纲领。
政治“个人化”，从被动到主动
至于这样大批的群众为何能够在缺乏领导与政治纲领的情况下被迅速集结起来走上街头，脸书（Facebook）与推特（Twitter）等新媒体在串联的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新媒体的出现不仅仅为人们提供了更加方便的联络途径，更重要的是它们极大地方便了政治的“个人化”，政治对普通百姓来讲不再是晦涩难懂的文字与词句，政治被具象化、直观化为某些“个人”。简单来讲，新媒体上信息的特性是简单、快捷、生动形象，复杂抽象的词句与大篇幅的深入报道在新媒体上不受欢迎，反映在政治类的信息上便是用户们更愿意关注与政治人物个人作风与私人生活相关的消息，广大的网络用户通过新媒体上简短的文字与被剪辑过的视频便可以了解到领袖们的某些“个人特质”，而这些政治人物的个人特质则成为了大部分网民理解政治运作的基础知识。
2011年埃及的“1·25革命”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被动的政治“个人化”的例子。2010年左右正是智能手机与新媒体开始普及的时候，埃及的网民们从Facebook上的各种快讯与留言中了解到的更多是针对穆巴拉克个人的负面信息——穆巴拉克个人的昏庸无能，他私生活的贪婪与骄奢淫逸，以及其家族的腐败和丑闻，而对于造成埃及社会发展停滞的各种制度弊病与社会矛盾，并没有深入的了解。埃及各个政党与社会组织的政治理念在这波新媒体普及的过程中也未能得到人们的关注与了解。
新媒体对政治的“个人化”解读，导致在百万网民当中形成这样一种简单而不符合现实的共识：埃及令人失望的现状都是由穆巴拉克一人的昏庸腐败造成的，解决埃及的社会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把穆巴拉克赶下台。埃及作为一个拥有八千万人口的大国，其政治就这样被简单地“个人化”为穆巴拉克的个人政治。于是，埃及反对派突然发现，他们在历经多年费尽周折提出的各种政治主张都未能成功获得民众的广泛支持，但社群媒体上的一句“打倒穆巴拉克”便可轻松动员成千上万的民众上街抗议。
然而，这样简单的针对穆巴拉克个人的抗议背后缺乏的是有组织的领导，与关乎未来的理性的政治纲领。这便注定了这场运动最终只能是一场“混乱”，简单地将穆巴拉克赶下台并不能真正解决埃及的问题，恰恰相反，这成为了真正混乱的开端。
“阿拉伯之春”以后，Facebook与Twitter等西方新媒体因“煽动混乱”，“颠覆政权”等嫌疑受到许多非西方国家当局的挞伐与抵制。但这些西方新媒体并不认为自己制造了混乱，而声称自己是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追求民主、反抗压迫、捍卫言论自由提供了新平台。直至去年11月美国大选前时任总统特朗普利用自己的Twitter个人账号释放混乱消息，试图影响美国大选，Twitter才对其平台上的涉政言论进行了约束。今年1月6日特朗普利用Twitter煽动其支持者占领美国国会，Twitter与Facebook才祭出严厉措施封杀时任美国总统的账号。
特朗普的崛起，则是新媒体时代政治人物们主动地进行政治“个人化”的一个鲜明例子。特朗普自2016年上台之后，作为一个民粹主义的反建制政治人物，一直面对来自美国传统建制派的强大阻力，这其中也包括美国的传统主流媒体。美国主流媒体对特朗普的报道多集中于他的负面消息，例如“通俄门”，“招妓”，“精神不稳定”等等。
作为反击，特朗普的策略则是另辟蹊径，通过自己的个人Twitter账号向他的支持者们直接喊话，并直接攻击主流媒体均为“假新闻”。特朗普任内颁布的各种政策及法令，第一时间都是由他的个人Twitter账号直接发布，且内容往往简单直接，目的就是让他的支持者们都能够迅速而及时地了解到总统在为他们做事情。面对主流媒体对他个人及其家人形象的抹黑，特朗普的作法也是通过直接发Twitter来展现自己和家人的“真实形象”，处处彰显自己独特的“个人魅力”。
新媒体十年发展给世界带来的是什么？
在特朗普团队如此精心的“个人化”策划之下，特朗普成功绕开了美国主流媒体与传统建制派对他的阻挠，他的Twitter个人账号不仅仅成为了领袖与选民直接互动的平台，也成了全世界了解美国政治的首要渠道。在特朗普任内，美国政治一定程度上被“个人化”为特朗普的政治。特朗普个人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整个共和党，而且另一方面，反对派民主党的斗争也随之聚焦于对特朗普个人的攻击与弹劾。
对于美国选民来说，特朗普个人已经代表了许多政治主张，他们将特朗普直接理解为反移民、反全球化、白人至上、保守主义与“美国优先”的化身，而忽视了特朗普所代表的巨大利益集团与美国社会本身的分裂。最终的结果便是2020美国大选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场围绕特朗普个人去留问题的政治斗争。反对特朗普的人无所不用其极地试图攻击特朗普，认为只有把特朗普彻底封杀才能解决美国当下的许多问题，而特朗普的支持者们则将保卫特朗普看作是在拯救美国。而特朗普在反对派的挞伐与他支持者的簇拥之中选择了制造混乱，为美国民主政体制造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从埃及“1·25革命”到1月6日美国国会事件，这十年中新媒体的应用催生了一股国际政治“个人化”的浪潮。穆巴拉克与特朗普为我们提供了被动的“个人化”与主动的“个人化”两个极端的例子。在这十年中这股政治“个人化”的领跑者们还包括土耳其的埃尔多安，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乌克兰的泽连斯基，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以及欧洲各国极右翼政党的领袖们等等。无论他们是被“个人化”还是主动“个人化”，他们及他们家人的个人问题都为其本国的政治造成了程度不同的混乱，甚至影响到地区及国际政治的稳定。
在政治“个人化”的背景下，政党的政治影响力被严重削弱。各个“先进”党派曾经奋力追求的政治纲领与目标被花哨艳丽的个人特质所掩盖。各国政治的运作更加被个人权力斗争的色彩所熏染，而难以彰显出政治家们为社会进步所作出的努力。民众的视觉则被政治人物个人品行的破碎化、极端化的信息所操弄，难以正确理解自己社会中的根本病症。对政治人物个人的挞伐与崇拜，也使得社会矛盾进一步向着“部落主义”和宗教冲突等人类冲突的原始形式演变。在人类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关头，对于新媒体在人类文明中所发挥的作用，我们应当有更加深入的反思与认识。
（作者为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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