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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上台了,他提名的坎贝尔如何看待中美关系?

原标题:拜登上台了,他提名的坎贝尔如何看待中美关系?

1月13日,已当选美国总统的拜登过渡团队的一名发言人宣布,拜登将任命奥巴马时代的老臣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为负责亚洲政策包括对华关系的高级官员。

据路透社1月14日报道,坎贝尔是前总统奥巴马时代担任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并被认为是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战略的设计师。拜登过渡团队发言人确认,坎贝尔将担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印太协调员”。

指导原则:可预测性、稳定性和清晰性

有媒体用了个出挑的词汇“亚洲沙皇”描述拜登政府新设立的这一职位,但拜登团队并不喜欢这一名称。有官员称,坎贝尔将直接向拜登任命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汇报,坎贝尔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地位位于沙利文和副助理乔恩·芬纳(Jon Finer)之下,三名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高级主管则直接向坎贝尔负责。

坎贝尔现年63岁,从奥巴马政府离任后经营名为“亚洲集团”的咨询公司,并为拜登的总统竞选活动提供政策建议。此外,他还是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联合创始人。《华盛顿邮报》对坎贝尔评价颇高,称他“在亚洲地区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外交经验丰富,为政技能训练有素,在美国国会也拥有良好关系”,而“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他将对政府战略产生真正的影响”。

1月14日,坎贝尔出席美国亚洲协会举办的美中关系在线年会,重点讨论了拜登政府将如何处理美中关系。

相较前国务卿基辛格和舒尔茨等美国政坛元老强调的“中美互信”,坎贝尔则认为,美国处理对华关系的指导原则是可预测性、稳定性和清晰性,不必过分强调信任。一个可能更好的办法是“聚焦不会失败的小步骤”,避免意外,并就近年来处理不当的问题进行清晰的沟通。坎贝尔建议,中美可以改变先前的一些做法,放宽签证限制,重开关闭的领事馆,这些早期措施可能恢复中美信任。坎贝尔补充道,优先要处理的是那些能够迅速而容易解决的麻烦。

坎贝尔强调操作中美关系的可行性:中国无法要求美国把军队撤出亚洲,美国也不能指望中国改变整个地区体系。

特朗普政府在最后时刻颁布了一系列行政命令,包括对中国一些企业的投资禁令。坎贝尔诘问道:“如果这些都很好,为什么不在半年或一年前做呢?”坎贝尔指出,特朗普政府“在剩下的四、五、六天里才这样做”表明,他们不是为了留下执政遗产,而只是为了恶心拜登政府。

号召两党在对华事务上共同努力

当然,作为美国政府官员,坎贝尔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和今后的实际作为必将是站在美国角度考量的。在2016年出版的《转向》(The Pivot)一书中,坎贝尔便概述了他对美国亚洲政策的建议:面对一个崛起中的中国,美国要加强现有联盟关系,并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建立更紧密的联系。特朗普上台后,他赞同美国政府对华采取的一些强硬态度,特朗普任内对朝鲜实行了一些空前的友好举措,坎贝尔也表示赞扬。不过,坎贝尔批评特朗普未能充分参与该地区事务,也削弱了与日韩等关键盟友的关系。

上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发表了坎贝尔与美国学者杜如松(Rush Doshi)合著的一篇文章,杜如松现任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在拜登任内,他有可能和坎贝尔一样担任处理美国亚洲事务的官员。坎贝尔在文中写道,美国有必要“认真地重新参与”亚洲事务,并用“临时”联盟和伙伴关系维持所谓的“受中国威胁的现有秩序”。日本经济新闻在报道中称,坎贝尔援引了英国提议的“民主-10”(D-10)集团——即G7加上澳大利亚、印度和韩国——作为这类联盟的一个例子。这一集团最紧迫的议题是贸易、技术、供应链和标准。

路透社评论认为,坎贝尔的最大挑战是找到方法,重新调整特朗普任内恶化的中美关系,使之达到拜登在气候变化等议题上同中国合作的目的,同时推行旨在“改变中国行为”的政策。

坎贝尔2020年12月表示,美国在亚洲的“入场券”是其军事存在,及其阻止对当前“运行系统”挑战的能力——他此话意指所谓“中国试图确立自己作为地区主导大国的地位”。

坎贝尔称,美国在亚洲还必须展示一个“乐观开放的贸易体系”的愿景,与盟友合作,拒绝中国进入人工智能、机器人和5G等美国需要保持尖端地位的领域。

坎贝尔在《外交事务》的文章中还建议华盛顿当局,不再“单一地关注首要地位”,放弃“昂贵且易受攻击”的军事设备,诸如为维持这种地位而设计的航空母舰。为了有效威慑中国,华盛顿应该优先考虑相对廉价和不对等的军事武器,诸如巡航和弹道导弹、无人舰载机、潜艇和高速打击武器等。

目前,坎贝尔已不再支持美国在奥巴马时代谈判达成、又在特朗普任内退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不过他警告称,鉴于美国国内的情绪,拜登政府上任之初不可能重新加入此类多边贸易协定。他还称,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北京对TPP的兴趣是“真正的警钟”。

坎贝尔曾号召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对华事务上共同努力,称华盛顿面临与北京“一段深度战略竞争的时期”,必须消除美国正处于“急速衰落”的观念。因为如果两党不团结一致,“我们很可能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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