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月咏幻：求求菅义伟，别再让运营商降价了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月咏幻]9月的日本，最大的新闻恐怕就是菅义伟组阁，成为了第99代日本首相。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了党内投票胜利后，9月16日，他在皇居参加首相任命仪式，接受德仁天皇任命，算是在形式上正式走完了流程。16日当晚，菅义伟内阁就宣布启动，菅也入住了首相官邸。
图自“人民视觉”
中国的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位菅首相是真真正正的平民出身，就连读博士的时候也是为了学费便宜选的法政大学。因此不少人都对他的执政风格很有亲切感，认为他关心民生，脚踏实地。但是对日本的大多数平民百姓来说，他是2019年改年号为“令和”的时候，在电视上高举令和牌子的“令和大叔（令和おじさん）”。
图自“日本时事通信”
但是除开这么一个第一印象，菅义伟是日本对特定行业最为敏感，也是行动较为激进的一名高官。新官上任的演讲上，他就高调宣布了名字类似“安倍经济学（アベノミクス）”的“菅经济学（スガノミクス）”，其中就包括了之后的几个方针：“第二次10万日元”和“手机资费降价”。他希望能够以此来温暖日本国民的钱包。第一条的10万日元，就是之前日本紧急事态宣言期间，千呼万唤始出来的那10万日元的第二次后续版本。笔者作为已经领到过第一次的人，自然是支持的。但这第二条手机降价的事情，可是大有门道。
关心民生的原二把手，最关心的是手机通讯资费
结合菅义伟这几年的动作和方针，可以说他是日本史上对手机资费最为关心，同时动作最多的一名高官，前无古人，后不一定有来者。言必行，行必果，如果不能直接达成自己最初的目的，那么旁敲侧击也要至少在气势上获胜。
那么，就先来说说菅义伟目前对降价的态度。
正式上任后没过几天，18日，菅义伟马上就和新的总务省大臣武田良太在首相官邸会面。此后对记者团披露谈话内容的时候，袒露是关于运营商费用的降价问题。武田明确表示，此事事关民生，希望能够尽力研究，早日得出结论。同时他还指出，如果仅仅降价一成的话就不配称之为改革。这一发言被日本媒体解读为这一次官方指导大幅降价的意思。
乍看有一股李克强总理强烈要求中国三大运营商降价的风格，对么？中国的运营商资费自从当年李总理开始强调，到如今为止，笔者的确感受到了每G的费用有所降低。就笔者家中三人的组合套餐来说，流量单G的价格已经由当年的10元1G降到了一半以下。纵然笔者身居日本，偶尔回国整理三口之家的通讯合约费用，也发现目前国内的手机已经能够以每个月200元人民币的价格解决三个人的4G网络和宽带的需求。个人而言，是可以称得上降费明显，惠及民生的。
但是在日本，实际情况并没有得到过解决。笔者自从2014年来日本开始使用4G套餐，到今日为止，看到的价格水平都是持平。绝大多数人，只要没有刻意研究日本运营商那繁复冗杂的手机套餐规则，基本都是每个月掏出一万日元左右的费用交给运营商。当年人均掏一万，现在也依旧是人均掏1万，资费水平只比3G时代增高，不比3G时代减少，而且现在到了5G时代，也依旧是只高不降。对比国内的通讯降费情况，日本不可不谓得到了一个隔靴搔痒，止于表面的结果。
笔者之前就感觉怪异，因此如果日本政府高层关心此事，致力于降低通讯费用，让民众能够在这类生活必须支出上节省一些费用的话还是比较好的。而且，菅义伟表示出对手机资费的浓厚兴趣也不是这次新上任第一次提到，而是在2018年就已经说过同样的内容。
2018年8月21日，时任安倍内阁官房长官的菅义伟就明言称，日本的手机费用可以降低40%。当时他针对docomo、Softbank、KDDI三家大运营商批判道：“他们的利益率达到了20%，比其他业界高。可以说，他们并没有足够竞争”。
官房长官这个职位很高，约等于副总理的位置，相当于首相一人之下的二把手。此后日本总务省（相当于中国的国务院）让运营商不断修改服务内容，以达到降低国民支出的目的。总务省还在2019年10月施行了一项法案，对之前日本运营商很多的促销行为进行了规定，并且要求了很多降价措施。这背后不得不说很可能有一大部分的推动就来自于菅的行动。
看上去菅义伟成功通过总务省不断给运营商施压，让他们不得不进行回应。但结合前面提到的，实质消费者交出去的钱并没有减少，不得不得出的一个结论是，这些指导只是表面功夫，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效果。这也是菅作为首相上台后，很快又持续释放出降价方针信号的原因。
同时，9月15日他表示，如果再不真正降价，就要考虑提高运营商给总务省交的通信信号使用费。这相当于直接往三大运营商脖子上掐，说明是非常狠了。
那么是什么情况，让事情一直无法得到改善，逼得菅在成为一把手之后，还要继续放狠话来治理呢？
笔者认为，这后面体现了日本政府对运营商的控制力度不够，以及专业能力不够无法制衡，甚至可能是某些原因导致不敢真正痛下狠手，只能让运营商有恃无恐。虽然在菅义伟的努力推动下改变的动作变多了，但依旧没办法触及到本质部分。
无人能治的运营商，雷厉风行的菅义伟
在开始这一部分之前，不妨简单明了地介绍一下日本手机运营商和套餐的情况。
日本的三大手机服务品牌docomo，Softbank和au，分别由NTT、Softbank和KDDI三个公司运营。这三家几乎可以完美对应成中国移动、联通和电信。其中Docomo和移动一样，坐拥最多的用户数量和最老的牌子，且三大家的套餐基本是互相抄袭，互相同步为准，因此后文举例也会主要以docomo为例。这三家公司和总务省的各种有来有往的做戏争端，要从2007年开始。而最令人感到诡异的是，这个业界的改革实在是过于缓慢，简直令人喷饭。
2007年，总务省就提出了《モバイルビジネス活性化プラン》（移动通信商业活性化计划），其中就提到了要求运营商检讨推出①通信设备和通信套餐分离的服务，以及②手机的SIM锁解除。
这两条意见分别对应日本手机运营商销售策略中最明显的两条：①套餐和设备捆绑销售，②设备和运营商几乎是绑定关系。仔细想想的话逻辑似乎也挺通顺：用户绑定套餐和设备都在运营商处购买，并保证了使用时长，以此换取了相对更低的价格和猛烈的市场竞争，这本身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在2007年就提出的这两条，却过了很多年才得以实现。以docomo为例，完全不搭配套餐和设备的所谓完全分离套餐‘ギガホ・ギガライト’直到2019年4月才公开。而SIM锁相对还处理得快一些，在2015年5月起有了变化。手机SIM卡的锁能够被解除了，总务省要求运营商默认允许解除SIM卡锁。因此在日本，只有iPhone6s往后的机型才能够解锁。
因此，可以明确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总务省要求运营商们做的事情，之前基本就是空头支票，看运营商们心情好了才改。直到天上掉下来个菅先生。
在前文提到的2018年8月明确宣言，要求手机运营商降价后，2019年上半年三大运营商就各自推出了符合总务省要求的降价方案。虽然实际效果看上去只治标不治本，但至少相应落地的速度极快，也就半年左右，堪称神速了。而之后总务省的操作也十分厉害，由于认为运营商降价不够到位，不仅要求运营商降低解约金，同时还要求运营商不能继续以过于激进的形式促销手机（例如前文提到的返现金，或是携号转网送手机）。这一操作被日本人称为“後出しじゃんけん（后出猜拳）”：明明是你在和运营商博弈，变成了运营商做的你不满意你就要继续怼他。
无论如何，这个气势实在是很强的。
那么，总务省做出的①通信套餐和设备分离②降低携号转网违约金③打断运营商用贴钱的方式促进客户签约，这三条到底有多少用处呢？搞了这么麻烦，消费者得利了吗？
试图给消费者让利的总务省，负担反增的消费者
在总务省这波猛如虎的操作下，日本的消费者并没有得利，甚至被运营商绑得更紧了。
日本的手机套餐，复杂程度更是世界一绝。原本相对好理解的套餐，到后期越来越复杂，令人咋看看不懂。在本文中仅取其中一部分介绍，只说客户的利益的变化。
①通信套餐和设备分离造成的影响
2014年4月左右，你如果想要在日本用4G智能机，你需要在运营商处办理一个基础套餐，一般最有人气的是7个G的流量，那么这个套餐的价格大约是6000日元。同时你会被告知，你如果跟他们签约分期24期拿一台当时最新的iPhone，你每个月的套餐费用还会减少一个几乎相当于分期费用的钱。例如分期之后你虽然每个月要交6000话费+3000分期费用，但他会再给你扣去一个2300甚至2700的折扣。而这个折扣无论你一开始是一次性付清了还是分期，都会给你。
用这个手法，运营商和用户默认都是签约两年，用户得到了几乎不要钱的机器，运营商也得到了一个几乎两年不会跑的客户，每个月给自己交大约7000日元左右话费。当然便宜是有条件的，就是如果两年内解约，不仅那个相当于手机款的每月折扣会消失，你还要一次性偿还所有手机剩下的分期款，而且在此基础上还要交10000多日元的罚金。
总结一下就是，450元人民币左右的月费，7G流量，能每两年换一次最新的手机，两年内解约血亏。同时如果办理了运营商的宽带，那你的手机月费还会再减少一些。而且这个时候你如果办理手机，那些店铺大多数会给你1-2万日元不等的现金奖励。按这个算法，除开到每个月之后你甚至能够400元人民币收住。但代价就是你不怎么能换运营商，而且你在这个运营商买的手机，就只能用这个运营商的sim卡。
但是同样的用法，不考虑换运营商，就两年换机，流量差不多够用，到了2020年，你却只能多付钱，能得到的竟然只是可以更容易的携号转网换运营商，同时你购买手机的价格不降反升。
由于前面提到了，运营商开始使用完全分离套餐，设备购买和话费套餐并没有绑定关系，你就算同样在这一家运营商每个月购买套餐和设备，你支出的金额也会很高。以docomo为例，4G时代最终形态的套餐每个月包60G流量，也是7000日元。但iPhone分期24期的话以iPhone11为例，每个月支付3620日元。这个金额直接接近10000日元。等于消费者在做同样效果事情的情况下，每个月的支出变成了1.5倍。
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人问了，不是前面说，菅义伟要求运营商降价40%吗？那都是建立在用户的三、四口之家都在同一个运营商的情况下，在新的分离套餐出来后，不考虑手机价格的前提下，以一家人每个人都用的流量都更少了的前提下，整体的支出稍微降低了43%。
这个计算过于复杂，本文中不提，但这其实是一个加了无数个定语之后的文字游戏。最终消费者实际落地办理套餐的时候，仅有那些用的特别特别少的家庭，才能够做到金额比之前少了。但凡你的家庭里有人想要用多，这个价格马上就会上天。同时这个金额还要额外计算设备费用。
总务省千呼万唤的“减负”，最终变成了让消费者吃了更多的亏。而这之后总务省发现敲打运营商不顺，试图找补，但最终甚至让笔者这样的羊毛党吃亏了。
②降低携号转网违约金③打断运营商用贴钱的方式促进客户签约的影响
原本用户携号转网有违约金挡着，运营商需要给出足够优惠的条件，包括补偿违约金，和携号转网就白送机器等各类优惠。但在2019年10月施行了新的法律措施之后，运营商最多只能让利到2w日元。原本能够白赚一台机器，林林总总大约8w日元左右，一下变成2w，这就让用户完全失去了携号转网的动力。日本人主要也不会到处去研究套餐和优惠，都是老老实实一直用，换取低廉价格。因此对于一般用户来说，携号转网虽然看上去是用来促进运营商互相竞争的，但平时根本不会去用它。不要问，问就是盯着一个运营商用到底。所以日本的携号转网，除开极个别情况让用户不开心了可以跑路，本质上只是用来给运营商刷KPI，给有研究的羊毛党送福利的系统。
打断补贴之后，连羊毛党都没有什么动力去携号转网了。今后的携号转网人数想必会越来越低。顶天是一些对目前运营商怨声载道的人，转的时候更舒服了一些。
昏迷的对策，过家家一般的政府和企业的博弈，背后到底是什么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菅努力之前还是之后，运营商根本就没有对消费者进行让利，也没有改革的实质行为。到头来还是应付总务省的要求，再顺便多赚点钱而已。无论是普通消费者还是羊毛党，都在被迫陪着日本政府一起给这些巨头公司的内部决策出战争赔款，帮他们把考虑新套餐来对付总务省的劳力，还有为了宣传新套餐所消耗的广告费给补回来。最终这一系列闹剧结束之后，爽的竟然还是运营商和广告公司。
日本政府和这类实质垄断的民营企业的关系，本身就是非常微妙的。一方面政府不需要为企业的盈利负责，另一方面这类基建垄断企业也不需要对政府言听计从，只需要有恃无恐阳奉阴违，通过一些自欺欺人的手段在表面上迎合，然后背地里做小手脚，让自己继续爽就可以。
这类微妙的关系还体现在各类政令的实行上，日本政府就连之前紧急事态宣言的时候都是在“请求”各路企业配合，而不是要求。这也直接体现了日本政府控制力缺失，对民营垄断企业完全没有办法控制的情况。
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企业，即使不由政府直接掌控，也至少需要有比较明确的方式让其往重要的方向发展。而这件事情相关的问题，很可能不仅是运营商，还包括同样需要总务省颁发信号执照的电视台。这一切需要如何控制，为政府所用，为民生打开新的希望，就全都掉在菅义伟的头上了。
这一次只是运营商，菅能不能贯彻2018年的意志，真的把日本的通信费用打下来，乃至降低其他民生费用，甚至加强对这类企业的控制，就看他的本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