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东大变局2.0：阿以关系正常化与阿拉伯世界的自我建构
最近的中东颇不平静。贝鲁特大爆炸的余烬温度未退，又一重磅消息接踵而至：在美国的牵线搭桥下，阿联酋与以色列于8月13日实现“关系全面正常化”。美、以、阿三国联合声明将此举定义为“历史性外交突破”，称这将“促进中东和平”，未来数周内阿以将互设使馆，正式建交指日可待。
阿以关系正常化不仅在阿拉伯世界形成了巨大冲击，在整个中东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将引发深刻的地缘政治变革。如果说十年前那场席卷全地区的“阿拉伯之春”是伊拉克战争后“中东大变局1.0”的话，那么某种意义上，此番阿以关系正常化所反映出来的阿拉伯世界同以色列关系的演变或可被称作“中东大变局2.0”，其影响必将全面而深远。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左）和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人民视觉图
以色列是最大赢家
众所周知，巴勒斯坦问题向来是中东和平的“总开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独立建国一直是中东政治道义制高点，是伊斯兰世界、尤其是阿拉伯国家不可动摇的根本立场，关系到阿拉伯国家的民心向背甚至执政合法性。
但近年来，由于“阿拉伯之春”的后续震荡、伊核问题不断升温、美国中东政策调整转向、各地区强国你争我夺等因素，中东政治的基本范式正从以巴以问题为中心转向以地缘政治博弈为中心，巴以问题愈发边缘化，逐渐失去了左右中东战和的天平作用。在此过程中，以色列无疑获益颇丰，因为各国对巴勒斯坦问题关注的弱化使其在地区内有了更多辗转腾挪的战略空间，并且可以利用阿拉伯世界对巴勒斯坦问题愈发明显的态度分歧做文章，对阿拉伯国家“各个击破”，调整并改善以阿关系，进一步为自己的地缘环境“松绑”。
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关系走近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近年来沙特、阿联酋等国出于各自的地缘利益需要，均已半公开地同以色列建立起多种合作关系，阿联酋驻美大使欧泰巴（Yousef Al-Otaiba）前不久还在以色列媒体上撰文称，“以色列与阿联酋之间的关系是世界上最难保守的秘密之一”，两国关系的更进一步实际上早已呼之欲出。因此，此次“关系正常化”更像是水到渠成而非无中生有。而以色列无疑是最大赢家。它在外交上拿下了一个中等阿拉伯强国，继埃及与约旦之后在阿拉伯世界又打开了一扇窗口，在扩大了对巴勒斯坦外交“包围圈”的同时，进一步改善了自己的地缘政治环境。
对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个人及其所领导的利库德集团而言，这一重大外交突破不仅很好地冲淡了以色列民众对其贪腐丑闻的关注，以色列安全环境的改善更能缓解各政党围绕“极端正统犹太人是否需要服兵役”等一年多来困扰以色列政局“老大难”问题的争吵，为巩固内塔尼亚胡的执政基础、避免再次大选创造了有利环境。
同样感到高兴的当然还有美国和阿联酋。美国总统特朗普自然乐见美国在中东两个重要盟友间关系更进一步，这对其选战基本有利无害。越临近大选，特朗普在中东政策上的调整就愈加明显。特朗普逐渐对诸如向伊朗极限施压这种需要久久为功的持久性问题失去耐心，转而选取类似阿以关系正常化这种几乎不用付出任何成本和代价，却能“一点就着”、坐收厚利的热门问题狂刷存在感，博取选民眼球，力争用“立竿见影”的外交加分扭转自己当前愈发不利的选情。
阿以关系正常化还体现出美国在中东仍有较强的政治协调力和盟友整合力。尽管特朗普任内在中东上演了许多“倒行逆施”和颠覆之举，造成地区盟友对美不信任感和离心倾向愈发增加，但美国仍是其地区盟友最重要的安全保护来源。尤其是阿联酋和以色列这样与伊朗存在明显竞争乃至敌对关系的国家，更离不开特朗普这样的美国总统，他们对特朗普的力挺直接体现在此次美阿以三边协议的文本上，并将转化为特朗普一定时期内支持率的上升。
阿联酋自然也是赢家。就其内部而言，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本·扎耶德的地位将益发巩固，为阿联酋未来最高权力平稳交接、内部各酋长国加强团结、巩固王室执政地位等增添了新的砝码。这为本·扎耶德推进国内经济改革与转型升级、打造海湾地区乃至中东最富活力的经济体奠定了更良好的内政基础。
就其外部而言，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是其展示外交雄心、争当地区强国的又一重大成果。作为近年来海湾地区经济去石油化改革最成功、内部政局最稳定的阿拉伯国家，阿联酋一直寻求外交上的巨大突破，构筑以阿联酋为中心的地区国家关系网络，对外事务上屡有大手笔投入，开始逐渐挑战沙特在海湾乃至阿拉伯世界的“话事人”地位。有分析认为，阿以关系正常化是沙特的“外交丢分”，阿联酋再次跑到了沙特前面，占据了地区领导权争夺的有利位置。
几名伊朗男子在德黑兰一处公园下棋。新华社图
有人欢喜有人愁
有人欢喜就有人愁。阿以关系正常化对两国而言固然是好事一桩，对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关系缓和也有一定促进作用，但必然也会损害其他一些国家的地缘政治利益。这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伊朗及其支持的地区什叶派力量。
在对待伊朗“威胁”上，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近年来益发展现出某种程度的一致立场。外界普遍认为，阿联酋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乃至正式建交，必将从南北两个方向上加大对伊朗的战略压力。在当前伊朗国内新冠疫情出现明显反弹、其经济民生因全球油价暴跌雪上加霜、地区战线不得不收缩调整以减少对其地区代理人支持的不利情况下，伊朗如何面对两个强劲对手的联合施压，可能将成为下一阶段中东地缘较量的一大看点。更何况，阿联酋和以色列背后是美国，而美伊较量已愈发成为中东局势走向的决定性变量。阿以关系正常化之后，美国及其地区伙伴与同盟体系，同伊朗及其地区伙伴与代理人网络之间的地缘争夺无疑将会更加激烈。
此外，伊朗同阿拉伯国家地区较量的另一“战场”，就是以巴勒斯坦问题为代表的地区公义问题。巴勒斯坦问题虽然已逐渐丧失其中东“政治核心议题”的地位，但其“道义属性”及左右地区民心向背的作用仍在很大程度上无可取代，因此往往被一些国家、特别是像伊朗这种非阿拉伯的地区伊斯兰大国用来争夺地区话语权的工具。
近年来，每当美国、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有大动作时，伊朗总第一时间站出来反对美、以，力挺巴勒斯坦，其目的之一就是要以此反衬一些与以色列日益走近的阿拉伯国家态度之暧昧，借地区乃至全球穆斯林民众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汹涌的民意，来打击沙特、阿联酋等国政权的合法性根基。在阿拉伯国家逐渐放弃对巴勒斯坦问题固有立场的大趋势下，阿拉伯世界如何建构一套新的地区道义话语体系，既占领针对伊朗的道义制高点又安抚其内部普通民众对以色列的愤怒，也将是未来伊、阿、以三边博弈的重要方面。
阿以关系正常化可能还将给另一中东大国土耳其带来不小影响。近一段时间以来，与美交恶、经济滑坡、民众不满、疫情冲击等，非但未使土耳其收敛地区锋芒，反刺激其对外“进取”。域外大国减少对中东干预、地区国家聚焦伊朗、阿拉伯世界集体衰落等，给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进击地区事务可乘之机，对外攻势频出。在伊朗、沙特、以色列等其他地区强国囿于各自内外困境纷纷收缩地区战线的背景下，土耳其在地区强势进取显得格外刺眼，正渐成地区动荡新策源地。
土耳其的对外攻势给阿拉伯国家造成极大威胁，造成土阿关系近来极速僵化。双方本就因奥斯曼统治历史积怨深重，现在土耳其不仅抢占阿国地缘、经济利益，其对穆兄会的支持更直接危及许多阿拉伯国家的政权安全。但由于土耳其仍是北约成员，美、欧难以对它实施类似对伊朗的系统性制裁。因此对于阿拉伯国家而言，土耳其某种程度上正超越伊朗，成为其最大的外部威胁源，阿拉伯世界在“遏土”的问题上立场愈发一致。此次阿以关系正常化，也可被视作阿拉伯国家在联合以色列“制伊”的同时“遏土”。未来土、阿、以三方乃至土、阿、以、伊四方博弈或将上演更精彩大戏。
阿拉伯世界向何处去？
但是中东政治最令人着迷的一大特点就在于，尽管当前地区“阵营化”对峙和“冷战式”对抗趋势愈发明显，但各方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和情感纽带使得其相互间的竞争与合作经常交织得难解难分，“敌-我-友”关系处于时刻可变换的状态。
就阿联酋与伊朗关系而言，不仅因今年的“抗疫外交”拉近了一些距离，而且两国近来似乎已在也门问题上达成了某种默契，即伊朗对“南方过渡委”在南方自治作壁上观，换取阿联酋默认伊朗对也门北部地区的控制及胡塞武装在此间的活动，双方共同填补沙特抽身也门所导致的权力空白。阿联酋同伊朗走近还有“以伊制土”、在地区内打击土耳其势力及其所支持的穆兄会的考虑。此外，美、阿、以三方都没有显露出联合声明和关系正常化的“反伊”、“遏土”色彩，说明三方尤其是阿联酋和以色列都不想此事被贴上明显的地缘对抗标签，特别是不想激怒伊朗，而是想在地区防疫“新常态”和冷和平的大环境下，探索同伊朗共存的新模式。这给未来中东地缘格局走向增添了更多复杂色彩。
2020年1月28日，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在白宫公布所谓推动解决巴以问题的“世纪协议”。陈孟统（美国分社）/中新社
最后，阿以关系正常化对阿拉伯世界内部的影响，或许将远比我们想象的深远而复杂。从表现上看，此事加剧了阿拉伯世界内部分化是必然结果。巴勒斯坦人民无疑是最大“输家”，他们独立建国之路再遇重挫，不仅对咄咄逼人的美、以愈发无还手之力，更逐渐缺少可信赖的地区支持，他们的故事正逐渐被人遗忘。而这给其余阿拉伯国家带来了更为紧迫的难题：在地区形势愈发利以不利巴的大环境下，究竟是应该秉持初心坚守对巴勒斯坦兄弟的支持？还是应该追随阿联酋这样有影响力的阿拉伯强国脚步，与以色列逐步实现关系正常化，以此换取自身外部环境的安稳和更切实可靠的经济利益？
可以想见，阿拉伯国家肯定会对此有观望、有踟蹰，但可能大趋势还是会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即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国家放弃以往立场，同以色列实现形式各异、但实质明确的关系正常化。最近有媒体报道，巴林和阿曼将继阿联酋之后，同以色列就关系正常化展开高级谈判，并有望在不久之后达成和平协议。连黎巴嫩这样与以色列积怨深重的国家，其总统米歇尔·奥恩（Michel Aoun）也在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表示，愿意与以色列进行和平谈判，不排除未来与以色列实现和平的可能性。
而从深层角度挖掘，我们会发现，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不仅是“形势比人强”的产物，可能更是阿拉伯民族“自我演化”的必然结果。自“阿拉伯之春”以来，阿拉伯多国转型、改革举步维艰，阿拉伯世界逐步拉开了同地区内非阿拉伯国家的发展差距。
在这种大环境下，巴勒斯坦问题等过往能够团结阿拉伯世界、激发阿拉伯民族自尊心的各种政治话语日渐式微，各国的头等关切不再是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地区建构，取而代之的是各国对“求稳定、谋发展”的极度渴望，以及对自身主权与领土完整能否维持的关切。阿拉伯各国日益“内顾化”、务实化的政策取向，使得各国的“本土主义”、“本国主义”，正在超过传统意义上“泛阿拉伯主义”。新一代的阿拉伯人正在用“本土/本国主义”的建构，告别老一辈人对“阿拉伯人是一家”的坚守。这其实也是一种具有阿拉伯国家特色的“民族/本土国家建构”，是阿拉伯各国在国家建构上的自主探索，是阿拉伯人民的天赋权利。
从这个意义上说，阿联酋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更多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改善关系，折射出来的不仅是阿以关系的演变，更是阿拉伯民族的自我建构，是各国从“本土/本国主义”国家建构出发，将同以色列的关系回归到正常国家间关系的范式转换。尽管这个过程可能十分漫长，给阿拉伯民族和中东大地带来的影响是好是坏仍需观察，但作为外部观察者，尊重地区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是我们对他们最基本的态度。
（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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