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卡尔德·沃尔顿：中国会用华为监听吗？当然，因为我们就是这么做的
[文/卡尔德·沃尔顿译/观察者网由冠群]
鲍里斯•约翰逊政府周二宣布，禁止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参与英国下一代5G通信网络建设。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NCSC）的评论认为，美国最近对华为实施的制裁将使英国无法使用该公司的5G技术。
但除了技术问题，华为设备是否真的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才是更值得关注的根本问题。此前，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评估认为，要想减小使用华为设备和服务所带来的风险，就要限制华为设备接入英国5G通讯网络的“外围”设施并将华为屏蔽在网络“核心”之外。使人稍感放心的是，国家网络安全中心所属的英国电讯情报搜集机构“政府通信总部（GCHQ）”自多年前华为首次进入英国宽带服务市场起就对其进行调查，截止到目前还没有发现中国政府利用华为从事恶意网络活动的证据。
英国政府通信总部GCHQ内景图片来源：美国《新闻周刊》
但是，没有证据不应被解读为没有意图。实际上，各国政府利用商业通信公司来大量收集外国情报，以便增进本国利益和维护国家安全的行为由来已久。英国和美国政府本身就曾是此类恶行的实施者和受害者。
然而，揭露这段历史真相并不容易，因为这涉及到现代史上一些最严格保守的秘密，但新近解密的一些情报档案终于给了外人一窥究竟的机会。这些档案显示英美两国曾与通信公司签署秘密协议，只要两国政府认定是为了国家利益，就可以控制通信公司的硬件设备来使本国的密码破译人员更轻易的接触到通信资料。
总而言之，这段历史传递了一条明确的信息：指望中国政府不利用安装在英国5G网络上的华为设备来搜集情报，这种想法未免太天真了。
大规模窃听
纵观历史，领导者总是想方设法拦截和窥探对手的私人通信——从汽熏拆信法到截听电报电话，直到截收现在的网络通信。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相应的拦截方法也随之进步。1902年，古列尔莫•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向大西洋对岸发送了第一条无线电报，从而创造了历史。同年，伟大的大英帝国作家鲁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写了一篇预言性的文章《无线》（Wireless），他在文中描述了莫尔斯设备发送的通信信号被他人“窃听”。尽管吉卜林的故事在今天被称为科幻小说，但它很快就变成了现实。
12年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英国紧急通过了《领土保卫法案》（Defence of the Realm Act），允许政府大规模拦截邮政和电报通信，这使吉卜林的窃听想法变成了现实世界中的工业化运作。1914年8月，在英德对抗开始时，英国政府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秘密切断德国的电缆。英国在其庞大的帝国境内布置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海底电报电缆系统。在今天被称为战略信息战的行动中，战争一开始，英国就发起了一次协同攻击，以切断世界各地的德国海底电缆，从香港到直布罗陀，再到穿越英吉利海峡的海底电缆。
一部描写战时审查制度（“窃听”的婉转说法）的秘史类书籍写道，英国的策略是切断德国的外部通信，强迫德国使用英国控制的电缆而非本国电缆进行对外联络，这样英国就可以收集德国通信信息并加以破解。战争期间，英国本土有180名审查人员每天阅读50000条信息，另外还有400名审查员在海外的120个工作站审读信息。当时，英国还切断了在康沃尔（Cornwall）上岸的跨大西洋电缆，而就是在这个康沃尔，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在一个世纪后透露英国和美国情报部门正在此地窃听穿越大西洋的互联网光缆。
除了在战时大规模搜集敌人德国和同盟国（译注：同盟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保加利亚四国组成的军事同盟。它与以英国、法国、俄罗斯帝国、意大利、美国为首的协约国集团形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对立双方）的电缆通信情报，英国的密码破译人员还搜集中立国家的电缆通信情报，在1917年前还包括美国的情报。
在1917年，英国皇家海军的密码破译组40号室破译了齐默尔曼的电报，在电文中德国外交部长阿瑟•齐默尔曼（Arthur Zimmermann）建议德国和墨西哥结盟共同对抗美国。当时德国的加密通讯通过美国电缆进行传输，而40号室正是截获了美国人（而非德国人）的电缆通讯才获知上述情报的。随后，英国情报部门将这封电报转交给美国官员，但在电报来源方面欺骗了他们，英国人编造说是一名人类特工人员，或“间谍”，获取了这份情报。
齐默尔曼电报于1917年3月公之于众，这是美国最终决定与英法结盟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关键原因。通过大规模收集并破译外国通信来直接影响国际关系的典型事例并不常见。而这次英国密码破译人员成功的把美国拉进战争，为增进英国的国家利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美国黑室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府建立了自己的密码破译机构——“黑室”。其负责人赫伯特•亚德利（Herbert Yardley）与美国的电报公司（如美国西部联合电报公司）达成了一项秘密的非法协议，该机构可以通过这些公司获取进出美国的电报副本。这项合作是雅德利本人与西联总裁纽科姆•卡尔顿（Newcomb Carlton）策划的，此后每天早上都会有一名信使拜访该公司设在华盛顿的办公室，然后携带电报副本前往黑室，并在当天将这些副本返还给西联公司。亚德利后来曾动情的描述过自己的工作，他声称黑室可以“看见一切，听到一切……它灵敏的耳朵能捕捉到世界各国首都里最轻微的窃窃私语。”
赫伯特•亚德利与他破解的电报手稿图片来源：美国国家安全局官网
然而，现实又是另一码事。到了20世纪20年代，白宫的主人越来越对黑室的活动不感兴趣，他们认为窃听在道德上是肮脏的，不值得投入太多资源。当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于1929年当选美国总统后，他任命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为国务卿，史汀生以在公共事务中始终坚持高道德标准而广为人知，这使得他与黑室格格不入。当史汀生了解到黑室的所作所为后，他关闭了黑室，他有一句名言，绅士是不应该偷看他人信件的。他的这一决定导致美国政府在20世纪30年代不再拥有一个专业而又独立的电讯情报搜集机构，从而使美国遭受到了各种战术和战略威胁，而此时美国的对手们在偷看美国邮件时可绝没有如此高风亮节的绅士风度。
如果史汀生允许黑室继续从事其“不绅士”的工作，同意黑室与电报公司暗中合作来海量收集通讯情报，那美国就很有可能会感知到本国在20世纪30年代所面临的战略威胁。史汀生本人最终成为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总统的战争部长，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密码破译人员所破译的日本战时通讯情报，其主要阅读者就是史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