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专访|德国病毒学家陆蒙吉：点状暴发不影响防疫大局
自5月以来，亚洲、欧洲多国的疫情控制初见成效，开始了社会“重启”的步伐。
上周，欧盟委员会建议各成员国从15日起取消彼此间边界管控，即欧盟内部边界管控，并期望在7月1日前放松外部边界管控。德国遵从了这一建议，于15日取消所有陆路边境管控，16日起允许欧盟国家以及英国、瑞士、冰岛、挪威和列支敦士登公民入境，但必须满足入境者所属国一周内每10万人中新确诊感染者少于50人的条件。
对于德国重开边境后的防控难点，杜伊斯堡-埃森大学医学院病毒研究所教授陆蒙吉6月15日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针对德国防疫政策松绑的原由展开解读，以提供“严防死守”外的另一种防疫思路。
“病毒溯源的价值在于通过找到源头，对症调整防疫措施。但溯源的不是目的，将病毒传播控制在一定水平才是。消灭新冠病毒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很难实现，除非付出让社会停摆的巨大代价。”陆蒙吉说。
早在约一个月前，包括德国在内的欧亚多国，都已开启了国内的复工、复产、复学流程。然而，与“重启”相伴的，是各国新冠肺炎确诊人数的再度上升。德国的基本传染数R0值从早起低点的0.83反弹至“破1”，并出现了教堂集体感染；在韩国，梨泰院事件带来的首都圈疫情小反弹一度放缓了该国解封的步伐；在日本，本周创下了解封以来的单日确诊最高纪录，东京连续两天出现40人以上感染。
作为最先出现疫情、控制住疫情的中国，近期也出现了与北京新发地市场有关联的一小波疫情。6月11日，北京市在连续57天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后，再次出现本地病例。截至6月16日晚，北京已累计报告本地确诊病例133例，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对此，
陆蒙吉表示，疫情的点状暴发不会影响中国防疫大局，民众应养成一种“疫情观”，即认识到我们无法回到疫情暴发前的生活，要适应防疫常态化的“后疫情时代”。
“零传播”代价过高，大量检测日常化可助防疫
包括德国在内，全球多国“重启”后疫情出现轻微反弹。德国民众对本国向欧盟内部边境开放怎么看？德国政府接下来该如何预防输入性病例？
陆蒙吉：德国社会一直有针对“如何开放”、“何时开放”的讨论，这已不是“是否开放”的问题。目前旅游业和商业都迫不及待地等着全面开放，所以（开放欧盟内部边境）这个措施基本上没有民意阻力。不光是开放边境，进一步放宽国内的防疫措施也同样势不可挡。
不可否认有一些人对开放持怀疑态度，担心疫情反复，这部分人可能年龄偏大，或者经济上没什么压力，觉得再有疫情暴发受到的影响反而会更大。这部分人在社会上属于少数，但他们只是对解封和开放存疑，不存在恐慌情绪。
德国的数据也是否定类似担忧的。从德国总理默克尔4月15日宣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取得“脆弱的阶段性成功”并将逐步解除抗疫防控措施以来，包括部分商铺重新营业、5月4日起允许中小学逐步复课等举措，至今并没有妨碍德国疫情防控“大局”。各个联邦州，特别是北方和东德几个州，感染人数本身非常少，所以解封推进得很快。
德国3月22日进入封锁状态，餐馆和大多数商店关闭，学校停课，禁止公众场合两人以上集会，并要求民众彼此保持1.5米左右社交距离。这几样措施实行以后，德国的R0值（基本传染数）很快降到了1左右，这意味着每个确诊新冠患者平均感染1人。
在R0降到1之后，德国政府继续要求民众在家待了6周时间，这个过程单纯从数字来看的话，明显将德国的现存新冠病毒阳性人数往下压低，但它对R0值没起到什么后续再压低的效果。这说明控制R0值不靠居家隔离，之前的几个关键限制措施已经达到了很好的效果。逐步开放了之后，德国的R0值也没有太大的变化，仍在1左右。
有没有第二波疫情跟我们的防控措施关系最大，坚持防控就不会有第二波，完全放松就可能会有第二波。德国目前保留的防控措施包括保持社交距离、常洗手并消毒、在公共封闭的空间如商场要戴口罩、禁止大规模聚会等。
疫情防控需要付出代价，尤其是经济代价，上述几个措施属于代价相对小但效果不错的。每个社会都需要找到最可行、可持续的防疫措施。德国开放国境之后，人员来往可能再造成感染，有输入病例是必然的，可以通过日常化的大量检测去追踪、控制疫情。我们也要允许它在一定的水平传播。如果感染人数很少，就不需要重新封锁。
如何界定“一定的水平”？如何通过大量检测追踪疫情？当疫情在某个时间地点暴发之前，除非普测，是否无法预料？
陆蒙吉：新冠病毒传播力强，而大部分感染者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监控再好，也很难以把所有感染新冠病毒的人员找到。德国的防控思路是，将病毒传播控制在一定水平，不追求把所有病毒都消灭。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5月28日发布的数据可以参考，5月18日至24日一周，德国172个实验室共进行34.5万次新冠检测，其中5116例为阳性，阳性检出率为1.5%。在4月第一周德国新冠高峰期时，阳性检出率为9%。
德国每周有能力做100万次检测，目前每周实际进行30万-40万次检测，总的阳性检出率保持在1%左右，也就是说每100个受检的人里面有1个阳性的，最近一周新增感染人数2053人，这个数据是可以接受的。
许多学者建议政府可以考虑把加大检测量作为防疫举措的一部分，不是仅仅说有多少检测能力，而是将大量检测日常化，对养老院、医院、宗教场所等人员聚集地进行监控，把它作为防疫举措的一部分。
不要等到疫情暴发了再大规模检测溯源，可以考虑规定检测规模必须做到某个量级，以保证监控力度。在大规模检测的情况下，只要阳性人数在可控范围内，都没有关系。
在放松防控措施前，部分德国病毒学家和公共卫生专家呼吁继续保持严格的社会隔离，希望达到“零传播”。但由于这个政策的代价过高，会破坏社会的正常运作，对经济造成过度的伤害，最终没有被政府采纳。
当然作为民众，需要被宣传的是，若有不舒服要去医院主动检测，政府也应该开放检测，并辅助以相应的措施，比如查出病毒阳性之后这个人的店铺怎么办？工作怎么办？把这些后顾之忧考虑到了，民众可以更好地配合防疫，有问题第一时间检查。
目前支撑“进口三文鱼传染”一说的证据和迹象都太少
在严密防控下，北京疫情近期令人意外地出现反复。中国疾控中心6月15日宣布已完成北京疫情病例样本病毒全基因组测序和分析，新发地检出病毒更接近欧洲流行的毒株，这意味着什么？
陆蒙吉：现在我们可以做序列分析，把RNA序列分析出来。病毒在传播的时候会有突变，那么它在传播链中间就会有所不同，比如刚开始从武汉传到全国各地的时候，会出现一部分的序列变化，可以由此做出区分。在欧洲传播了一段时间以后再去对比，同样可以找到一些迹象。
如果要比较病毒从一个群体传播到另一个群体后的不同序列，是相对容易的，因为这不光是有一个（孤立的）序列，而是有多个序列的信息，进行对比就可以明显看到其中一些特征性的突变，从中我们可以大概找出来它的传播途径。
但全球有几百万感染者，而我们掌握的序列信息是非常有限的，不可能一个一个通过传播链把他们联系起来。只是把部分序列归到同一类。目前的已知序列包括全球各国和地区的，有亚洲的、欧洲的、南美的、美国的等，要有一定量的信息以后，才能确定北京出现的病毒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溯源的重要性在于，假设它是从欧洲国家入境的人员带来的，或是之前从俄罗斯回国的一部分人造成的局部传播，那我们接下来会考虑是否该控制国际人员的流通，或是其他应对措施。从这个角度来讲，溯源有它的重要性。
但它究竟有没有那么重要呢？以德国的情况来看，溯源是很次要的事情，因为全球所有不同的毒株在欧洲都有一定比例出现，所以对欧洲来讲，溯源已经对其防控策略影响不大。
有说法称可能是欧洲被污染的三文鱼将病毒通过冷链运输进口到了国内，对此您怎么看？
陆蒙吉：在欧美有一些屠宰场、肉类加工厂发生了聚集感染的事件，主要是因为工人工作条件和居住条件恶劣，不利于防疫。但目前没有造成大家对食品安全的担忧。德国5月份发生了屠宰场两百多个东欧工人集体感染的情况，没有发现有人由于接触被污染的猪肉感染的病例。
但有些人也提出来，冰鲜食品是否存在问题，包括三文鱼是否会把病毒传过来？我认为这种可能不是很切合实际。病毒传播的途径确实多种多样，我们目前对新冠病毒的了解也没有达到百分之百，但目前支撑“进口三文鱼传染”一说的证据和迹象都太少了。当时报道说在很多器具上也发现了新冠病毒，不仅仅是三文鱼的案板，而且至今三文鱼相关的检测做出来都是阴性的。
如果要从外来物品中寻找源头，就要先排除这些检测阳性的物件不是被市场内感染者污染的可能性。武汉大学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蓝柯教授之前的研究成果表明，人员聚集时病毒携带者与周围人群存在潜在的气溶胶传播风险。目前我们已知北京106例确诊病例均与新发地市场有关联，那么多人在同一个空间呼吸，病毒可能会沉积到物体表面，并不一定代表这些物件就是污染源。
当前首先要考虑的是，病毒来源是从这百余个人中来的。我看报道说，很多人从4日、5日就已经出现症状，这说明病毒在这个区域的存在已经持续了起码有一周时间，传播的广度肯定还是超过我们现在已知的。从发现这些病例以后，等到后续已经感染者发病，还是需要一段时间。所以目前很多人还没发现问题，包括市场外的一些人员，可能感染了但还没意识到。
因此现在说病毒通过三文鱼传入是不科学的。我们要讲合理性和逻辑性，不能见风就是雨。如果说这样就把海鲜生意和餐厅停掉，对经济打击很厉害。所以疫情防控，很多不专业的说法要及时制止，否则会给社会带来不必要的恐慌。
新发地疫情不妨碍防疫大局，坚持防疫措施比寄望疫苗更实际
这一波北京出现的感染病例中，目前来看危重症和重症病例很少，病毒出现变异后，毒性是否有减弱的迹象？
陆蒙吉：相较于武汉疫情初期，北京新发地市场的感染群体年纪都比较轻，符合我们已知的规律：年轻人、没有基础疾病的人一般感染了也不会很严重，很多人可能根本没有症状。现在各国的数据都显示这类无症状感染者数量非常大。真正发病很严重的可能是老人、有基础疾病的人。
但我们不能说这个病毒的毒性减弱了，它在南美、印度这些国家仍然造成了大量的死亡。中国的疫情防控做得很好，尽管还会一些检测阳性的病人冒出来，新冠病毒传播链已经很少了。我们周围没有人生病，易感人群被保护得很好，它只是似乎没有这么凶险了。现在这个情况是防疫措施效果的体现，不能说明病毒毒性减弱。
SARS时期也有观点说病毒突变之后毒性就减弱了，一开始它对人的杀伤力很大，但到后期感染的病人症状都不是很严重或者恢复得还可以。但这在当时也就是一个观点。病毒变异肯定存在，有一定的频率和速度，但它是否会变成能更好的、与人共存的情况，目前还很难说，我们也不应该寄希望于此。
我们现在这个季节，病毒的传播力似乎有点削弱。这一点我们还没有很好的证明，只是大家的感觉是这样的。人们在室内的时间减少了，交往都在室外进行，这样对病毒传播肯定不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德国现阶段的病毒传播不是在整个社会里传播，而是点状暴发，比如朋友饭店聚餐、屠宰场工人、宗教场所人员聚集，与新发地有类似之处，不妨碍防疫“大局”。
大量无症状感染者感染他人的可能性比较低，可以说100个人中99个感染性都不强，但我们从病毒学的角度来说，你无法判定剩下的那一个就不传染。所以现在我们只要仍持续的存在无症状感染者，就说明传播链没有断，也很难彻底切断。我们可以考虑将人流量较大的市场这类场所的检测日常化，把感染率控制在可控水平。
要长期防控疫情，国家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每天进行检测，对特定场所和人群定期抽检。目标群体的定义可能要结合国家情况考虑，比如在疫情可能多发的市场开放检测，并且日常检测一定要达到某种规模，防止出现大规模暴发。
新冠病毒传播力在进入秋冬季节后是否会再次增加？未来的新冠疫苗能帮助我们消灭病毒吗？
陆蒙吉：如我上面所说，我们在过去的这一轮冬春季节已经控制住了疫情，相信只要保持被证实有效的防疫举措，今年在这个条件下同样是可以把病毒传播控制在很低水平的。
目前的防疫纠结在于，消灭病毒传播链社会代价太高。疫情时间越长，国家财政压力越大。所以，比如德国必须把社会松绑到一定程度，让经济能够基本恢复正常运行。德国政府没有无穷的财力投入补贴，从疫情、经济、社会民生几个方面综合考量，大家对全面开放的渴望非常强。疫情可能会永久改变我们的生活，餐厅的布局、聚会方式、娱乐方式等等，很多东西都改变了。我们不能期望很快回到疫情发生之前的生活模式，对下一波疫情以及长期防疫要有所准备，切实可行的防疫措施要稳定，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才能让社会有信心，才能让大家努力往前走，适应新常态。
疫苗研究目前全球都在加速，各家相差的时间也不过几个月。比如英国阿斯特拉-捷利康公司和牛津大学共同研发的疫苗将于8月开始三期临床试验，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四国政府已经预定了3亿支。牛津大学的动物实验数据很清晰。虽然这支疫苗不能完全控制病毒感染，但实验结果显示它明显把病毒的载量给压下来了。可能有些人觉得这不是最理想的，没达到检测不出病毒的效果，但新冠病毒是一个呼吸道病毒，检测出病毒是很正常的事情。病毒是附着在呼吸道表皮上的，目前我们所有的疫苗刺激免疫主要还是常规的体液和T细胞免疫，我们这种免疫方式主要作用于体内，血液、表皮内，疫苗刺激的免疫效应要长期对处于”体外”的呼吸道表皮起完全的保护作用是很困难的。当病毒侵入的时候，疫苗能把感染的扩散及时控制住，不让病毒进入肺部，就能够避免感染者产生严重的临床症状。假如我们的疫苗能够把病毒载量降下来，这已经是很好的结果。
当然这只是它目前的临床前的实验结果，还没有到真正可以大范围应用的情况。三期临床实验的难度比较大，要不同的病人组，在病毒大规模传播的环境中验证效果。在现在的条件下，新冠疫苗是否能够很快地完成三期试验，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需要的周期很长。从另一个方面看。目前已经有很多被证明效果不错、更易实现的防疫举措，比寄希望于疫苗更为实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