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意大利生死场
物质社会中一切都明码标价
但在疫情中，也有免费的午餐与关怀
中国留学生Emi的志愿者团队捐赠到意大利贝尔加莫的物资被成功签收。
在意大利，对一个人最常见的夸赞是“tranquillo”，意思是“淡定，遇事不慌”。而那些动不动就大惊小怪的人，常常会让意大利人看不上。
事实上，很少能有让意大利人真正慌张起来的事——这里紧邻地中海，空气新鲜、食物无污染、景色优美，居民平均寿命达到87岁，并且有着世界上一流的医疗条件……即便病毒刚刚闯入的那几天，意大利人还是保持住了“tranquillo”。
只是，随着疫情的恶化，恐惧开始打破这种平衡。
卫生部里的华人接线员
“最夸张的一次，我一天接了7个来自同一个人的电话”。
作为在意大利长大的华人，陈北是最早入驻意大利卫生部的志愿者之一。他的工作职责是接听来自华人群体的电话，然后把意大利卫生部的回复翻译过去。
1月底的时候，打来电话最多的是华人群体，他们像夹心面包一样，同时收到祖国和意大利“一热一冷”的消息，“国内一直叫人们提高警惕，不要出门，必须戴口罩。而意大利卫生部给的统一回复则是不要慌张，保持冷静，没有确诊就不需要戴口罩，更不要过度防疫。”另一位志愿者刘楠说。
这两种相反建议夹杂在一起，让有些华人慌了神，反复打1500专线，就为确认一条消息。“那个人来回打了7次电话，我都听出他声音了。”陈北笑着回忆，“他估计想着，如果接电话的是不同的接线员，也许能听到点不同的回答。但其实内容是一样的，在我们的培训手册上写得清清楚楚——没有发烧或者呼吸困难等明显症状的话，无需去医院，也无需戴口罩。”
陈北有自己的生意，原本在罗马开有门店，意大利封城后也随之关闭了。1月22日武汉疫情暴发后，卫生部为了给华人群体提供新冠病毒的咨询，首先联系了陈北所在的华人商会，希望找到一些志愿者做翻译。“当时没有人知道这个病毒是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防御，大家都很恐慌，所以报名的人比较少。”陈北回忆说。
米兰白十字会队员在疫情期间执行社区任务。
最后，有14名不同职业的华人加入了意大利卫生部，陈北和刘楠就在其中，他们与其他40名意大利接线员一起，在罗马一个200平米的开间办公室里，每人守着一部电话，开始了每天至少7小时的志愿工作。
14人被分成了4批轮流上岗，最早的一班从早8点一直工作到下午3点，中间有半小时吃午饭；最晚的一班则从晚上8点到次日早8点，常常需要趴在桌子上过夜，保证了24小时都有华人值班。
“电话一直会打到凌晨2点，在那之后就少了，如果有，打来的一般都是为了小孩子，突然发烧了，大哭不止，家长没办法了，多晚都会打过来试试。”陈北说，“我们按照意大利这边给的流程，首先家长要保持冷静，给孩子测体温，如果高于37.5度，我们会帮他查找附近的医务救济点，提醒他需要戴的证件，再给他一份单词表——有些华人的意语不熟练，像‘呼吸困难’‘胸闷’‘咳嗽’‘腹泻’这些医学名词，得提前让他抄下来，念好，好跟医生沟通。”
一个月以后的2月21日，意大利北部暴发疫情。当天，因为在卫生部值班，陈北比外面的民众提前3小时得到了消息。
“当天下午6点的时候，卫生部内部报告，在北部发现了‘1号病人’，但他出现症状已经15天了，现在才确诊，接下来北部肯定会控制不住的。”
陈北马上通知了罗马华人商会这个消息，当时为了支援国内疫情，华人商会在意大利采购了大批的口罩等防护用品，前3批已经捐给了家乡福建的医院，但第4批的8吨物资还没运出去。
“我们当时决定，拦下来这批物资，留在罗马，照这个情形，谁知道意大利会发展成什么样子？留下这些物资给华人做个应急吧。”
3小时后的晚上9点，意大利所有新闻媒体都开始播报卫生部的这条消息——“我们于北部伦巴第省的科多尼奥（Codogno）镇发现了第一个境内确诊的病例。”
紧接着公布的信息让观众倒吸一口气：在确诊前的两周，这位38岁的男性已经出现了发烧等症状，但由于症状不严重，家庭医生并没有联想到新冠病毒，只是让他回家休息。
接下来几天，他参加了两场马拉松、孩子学校的家长会，以及若干次朋友的聚餐，直接或间接接触了5万余人。
封镇、封城、封省，直到两个星期后，封锁全国。
意大利采用了整个欧洲最严格的措施，但仍然没有止住病毒的飞速传播。在武汉发生过的一幕幕，接连又在意大利北部重演——医护人员物资不足、人手不足，再加上民众的恐慌情绪，甚至让人来不及去想，究竟是哪一步落下了，导致一错再错？
意大利人本来对本国的医疗体系一直充满自信，这份信心不是凭空产生的。
2019年，医学界权威杂志《柳叶刀（Lancet）》发布的“全球医疗可及性和医疗质量”（Healthcare Access and Quality Index）榜单中，意大利排名第8，紧随瑞士、瑞典等一众北欧国家之后，远远超过排名第48的中国，也超过了邻居德国（第18名）和法国（第20名）不止一个身位。
这份报告从全世界最常见的32种疾病（肺结核、肿瘤、心血管疾病、消化道、肾脏系统等）中，计算了各国居民每一千人可分配到的医生和床位资源，以及各类疾病治愈的百分比，加权而成。而意大利在新冠病毒所属的“呼吸道感染”这一项，是100分的满分。
但最终疫情的发展显示，抗疫的好坏和《柳叶刀》上的排名没有太大关系——上述排名体现的只是每个国家在单个疾病上的治愈水平。而一次大规模传染性疫情，考验的则是整个国家调度资源的能力。能否及时封锁，派遣外部医生入驻疫区；能否提供足够物资、床位；能否劝说民众遵守章程……
说起这些，陈北感慨万千。作为志愿者，他唯一感到庆幸的是当时及时拦下来了最后的8吨物资。很快，和武汉一样，意大利就陷入了物资紧缺的阶段。商会留下了少部分口罩给华人群体，其余则都捐赠给了罗马最需要的医院、警察局等部门。
一切都安顿好后，陈北又回到了电话机旁。
小机构的大情怀
物资短缺的严重性很快在疫情暴发一周后显露了出来。
这是意大利之前没预想到的一块短板。事实上，整个欧洲国家有大规模口罩生产线的，只有捷克、法国和德国。于是从3月初，欧洲各国都在海关内拦截医用物资订单，甚至已经准备好发车的物资，都会被装甲车扣押、明抢。
3月初刚刚从意大利“逃回”中国的罗马一大留学生Emi，看到新闻中贝尔加莫（Bergamo）城也沦陷了的消息，心中一紧，她曾在那读过一年语言学校，对那里再熟悉不过了——既是旅游城市、又是养老之城，两个最受疫情影响的选项，贝尔加莫全占了。
Emi曾经在贝尔加莫读过一年语言学校，对当地非常熟悉。
“那个城市小到只有一家麦当劳，两条公交路线，特别干净、安静，人也很好。”Emi回忆，“有一堵15世纪的防御古墙还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在山顶上还有一个奇观：一个天主教教堂和一个基督教教堂，面对面、门对门地建立，你在其它地方都看不到。”
坐落在意大利北部的山丘上，贝尔加莫离米兰只有40公里，物价低、环境优美，成为了很多北方人养老的首选，常驻12万人口中绝大多是老年人，整个城市都是熟人社会，随着疫情的恶化，这一点几乎是致命的——仅仅一个月，有近1万人确诊，尤其是70-80岁感染的老人，几乎全部在医院过世了，火葬场每天24小时工作也无法处理完尸体，只得留下成列的棺材在教堂过夜。
“整整一代人，就那么没了！”Emi马上想做点什么。
3月21日，她联系了另外3个在中国的校友，准备开始筹款，为贝尔加莫的医院、养老院捐赠口罩；22日设计好了宣传海报、微博文案，开始公开筹款。5天内，“贝尔加莫+1”慈善小组筹集到了1万元善款。
作为一个从零开始的慈善团体，Emi和她的团队经历了初创慈善团体最常见的难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难以获取的民众信任。
“当时很多组织在筹款，包括意大利的教堂、教会、华人学校等官方组织，我们一个临时团体，不太能取得的别人的信任。”Emi说。“加上那时候，中国也经历了一轮对湖北红十字会的信任危机，人们对慈善组织或多或少有一些恐抵触的心理。我们在微博上找大V帮忙宣传时，都被要求出示公益组织的证明；发到微信群里，也会被质疑是骗子。所以我们很小心翼翼，一开始，每收到一笔捐赠都公示，后来才改为一天一更新。”
第二个问题是，小机构在采购物资时的议价能力。
“我们算了下，如果买N95口罩，1万块只能买几百个，作用不大。但医用口罩可以买上千个，至少可以让贝尔加莫一个医院撑一星期。”
“即便这样，和其他上万个口罩的大订单相比，我们也很难议价，最低砍到两块多。我们接洽了十多个厂家，很多听说是募捐，还愿意多送我们几千个，但寄往欧盟的口罩，又要对比厂家出口资质，又要考虑价格，满足条件的很少”。
团队里的其他3人白天都有工作，4人只能下班后再开会，“我在河南，发现洛阳刚好有一家资质很全面的厂，就直接去厂里考察，最后定了这一家。”
Emi克服重重困难采购并运送到意大利的物资。
接下来要面对的是最难的物流问题。
“我们接触到了一个可以免费帮忙运送的公益组织，所以这1万多全部用来买了口罩，没有留给运费的余地。”没想到航空管制开始了，能飞意大利的航班越来越少，连意大利本地的快递公司也开始关门，“SDA停了，UPS也停了，只剩下DHL还能下单，谁知道哪天就停了。”
每公斤的运费却以每天20元的速度在飞涨，而公益组织迟迟无法排班次，Emi团队决定不等了，4个人垫了3000多块，赶紧去邮局填了单子。
“从河南的仓库，经上海、香港、米兰，再转运到贝尔加莫。中间因为要等待海关排仓，用了7天才到。”这期间，Emi也摸清了“出关单”“报关平台”“捐赠免税申请”等以前从来没碰过的事，等到贝尔加莫医院传来收到物资的消息，她才放心下来。
“经历这次捐赠，还是体会到像我们这样自发的组织，光靠个体的力量是很有限的。长期经营下去，必须要得到公益组织认证，扩大规模。”最后，Emi团队把给贝尔加莫的第二次募捐转移到了腾讯公益旗下。
5月中旬，贝尔加莫和大部分意大利城市一样，已经开始了第一阶段的复工，小镇恢复了往日的生气。
“已经过去一个月了，一想到发货那天，我和妈妈在河南的邮局里，两个人蹲着一片一片地数，把4600个口罩分装成两箱寄出去，到最后收到意大利那边的感谢信和照片……想想还是觉得很欣慰，很满足。”Emi说。
午餐与关怀同样免费
当恐惧已经渗入到每个社会角落时，在罗马的梵蒂冈天主教Caritas食堂，志愿者们却在试图减弱这种氛围。
来吃饭的大多是移民和难民，也有意大利本地有低收入证明的人。封城令一出，这些原本流落在街头的人不得不“消失”了，没有人来得及问他们去了哪里——穷人在这场疫情中是最不稳定，也最容易被遗忘的群体。
“看着我们志愿者分餐时候戴着口罩，原本能坐4个人的桌子现在只能坐两个，他们也能感受到气氛变了，所以我们尽量不弄得太压抑，至少他们进来，会觉得这里和往常一样。”志愿者Giulia说。
成为Caritas的志愿者后，Giulia本想把这个消息告诉家长，“想探探他们的口气，但爸妈太担心了，怕我会感染上，我只好骗他们说我不当志愿者了，然后背着他们偷偷来帮忙。”Giulia笑着说，“其实我想过的，我现在年轻，身体很好，而且一个人住罗马，就算感染上了，也不会影响到家人。如果现在不帮，什么时候站出来呢？”
米兰白十字会成员正在整理急救物资。
Caritas食堂提供免费的午餐和晚餐，每天平均有400人前来，也就是800次用餐。志愿者每天需要工作至少5小时。从入口处和用餐者核对身份，到分盘、分餐，最后进行垃圾分类——除了炒菜，其余所有的工作都是由志愿者完成的。
提供的饮食非常全面，有一道主食、一道肉菜、一道素菜、水果、甜品。“虽然不可以续盘，但如果有人想多吃，可以拿一些水果或者奶酪，我们也准备了一些他们可以带走的面包。他们很有责任心，不会拿太多。”
平时不忙时，Giulia会和来用餐的人聊天，了解他们的处境，“有些人的想法仍然很草率，觉得病毒根本不存在，是外界编纂出来的。但我不会去刻意纠正他，因为他的精神生活已经受到影响了，如果再去刺激，反而会让他感到糟糕。也许，恰恰是这种想法，让他坚持到现在，没有被打倒呢。”
“其实为了避免传染，我们提供打包外带，但还是有很多人选择来这里堂食。”Giulia说，“我想他们应该是感到了孤独，渴望和别人接触，渴望人群中的陪伴，这也是这个食堂在疫情之中没有关门的原因吧。”
急救员铸就抗疫第一道防线
和人们想象中不太一样的是，在意大利医疗体系中，“去医院”是看病的最后一步。
意大利医院没有门诊，居民如果觉得不舒服，需要先去小区内的家庭医生办公室做初步诊断。如果认为病情严重，需要进一步拍片、化验，才会帮你安排进医院的专科门诊。
到了医院也不是马上就能看病。
医生会根据病情的严重程度，发放“红、黄、绿、白”的四种小条，红色代表患者有生命危险，需要马上得到治疗；黄色代表患者情况比较严重，但暂时不会危及生命，医生在治疗完红色等级的病人后，会马上接受这类病人；绿色代表患者患有普通的疾病，需要排队等待医治；白色代表患者并无大碍，甚至没必要上医院看病，只要在家庭医生处开药，或是回家休息就能痊愈。
这样的流程保证了严重病患的手术不会积压，同时不严重的患者在家庭医生这一关就被分流，减小了医院的压力。
在疫情暴发前，这套系统已经运行了很多年，取得了国民非常高的满意度。但疫情打破了这个完美的医疗系统——新冠肺炎的重症比率为13.8%，危重症为4.7%，这也就意味着在每5个确诊病例中，就至少有1个需要住院。
而在重灾区米兰省，所有的医生、护士已几乎住在医院了，每日上千名新增的确诊病人将医院的走廊都挤得拥挤不堪，担架车都难以通过。
医院之外，困在家的群众也有着极大的医护和需求，由于无法外出看家庭医生，患者只得求助于急救电话，于是随救护车前来的急救员成为了接触病患的第一道防线。
由此，意大利的医疗体系非常依赖志愿者的力量，但不是所有志愿者都能成为急救队员——新人至少要经过120小时的初级培训，加上长达一到两年的学习、培训、实习等流程，测试通过了，才能够担任急救员。所以真正坚持下来的人并不多。
米兰白十字会队员在疫情期间帮助不便出行市民购买生活用品。
这就让Fabio和Silvia这样有5年经验的队员格外宝贵。
Silvia和Fabio已经在米兰“白十字会”（Croce Bianca）工作了5年，作为急救组的队员，他们曾带着担架、轮椅走进过米兰大大小小的人家，但他们都感觉到，这次的疫情明显和以往都不一样。
“我做了快30年志愿者了，以前病人打电话来求助的时候，虽然病人也会慌张，但80%情况下，都知道自己有什么病症，该怎样处理，而这次的病毒是完全未知的，连我们急救队员一开始也不知道要如何跟人们解释——一开始都说是一种流感，后来又改说不是。”Fabio回忆。
“你会看到，每一次进一个病人家的时候，她们眼神中都充满恐惧，尤其是独自在家的老人。”Silvia说，“这让我们很难受，因为戴着口罩，甚至没办法给她们一个微笑。”
“如果说人生最大的不幸是患病，那患者最大的不幸就是孤独地患病。”1978年，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这样写道。
从3月开始，急救队每半个小时就会接到电话，如果对方已经出现新冠病毒的症状，就需要马上出车。为了节省时间，志愿者的防护服、手套、眼睛和口罩都是在车上穿戴。
“以前出任务，一辆车里会有3-4个队员，一个负责问疾病史，一个测体温和血压，一个准备担架或者轮椅。现在人手紧缺，有时一辆车上除了司机，只有一个队员，她要一个人搞定全部流程。”
随着伦巴第大区疫情在3月底达到高峰，有些医生因为医院的严峻形势当场大哭，无法给予每个病人所需的照顾让他们心如刀割。
“当你看到病人那么难受的时候，你很容易受到影响，尤其是新来的志愿者，每天执行完任务，都没办法排解，自己窝在心里难受很久。我做急救队员这么多年，也面对过不少死亡，我的经验是，要在志愿工作找到一种平衡——你要假装这个病毒不严重，不能让它影响到你。这很难，但要试着去做。”
直到今天，Silvia还清晰记得她第一次前往新冠患者家的情形：“那是一个6个月大的小婴儿，发烧了，他父亲也有新冠症状，怀疑是自己传染给孩子的，很是自责，母亲也在一旁哭个不停。”
她格外小心地给孩子测体温，“她那么小，我真怕哪个步骤没做好，让她疼了。”
但婴儿并不是整个疫情中最脆弱的一环。调查显示，在意大利所有确诊患者中，13%为医护人员。截止至5月12日，共有163名医护人员因感染病毒去世。
“我们白十字会也有一个成员确诊了，严重到了需要插管治疗的地步。”Silvia说，“到现在都没办法确认他是怎么感染上的，执行任务的时候，我们都戴了N95口罩、护目镜、两层手套和防护服。”
她猜测，“有可能摘口罩、手套的时候他漏掉了哪一环？还是更早感染上的？毕竟疫情在1月底就已经在伦巴第地区出现了，但坦白说，那时我们还没准备好。”
这种不确定感也影响着急救队员的心情，“我每次回家时，都在门外换了衣服再进去，然后把当天的衣服放洗衣机里，去洗澡，再和家人一起吃饭。”Silvia说。
“因为担心传染，我已经4个月没见我父母了。”Fabio说。
意大利志愿者Fabio及Silvia。
5月4日，意大利疫情管控进入第一阶段，允许市民可以出门遛弯；5月18日，进入更宽松的第二阶段，可以前往餐厅吃饭。意大利的街道上慢慢恢复了往日的热闹，不再是只有救护车的鸣笛。
“我们在为10月做准备，冬天是急救电话最多的季节，很多死亡是流感造成的，今年再加上新冠病毒，急救组的工作量不会小。”Fabio说“但有了这次经验，我们会准备得更好。”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陈北、刘楠为化名）
来源：中国慈善家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