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对话盖茨基金会：为何现在还没有“全球防止疫情反应系统”
比尔·盖茨在2015年埃博拉暴发之后做的TED演讲中表示，下一场全球灾难，是病毒。但在世界范围内，投资于防疫系统上的金钱和精力明显不够，全世界都没有准备好预防下一场大疫情的发生。他在演讲中警告，“我们的准备不足，可能会导致下一场疫情，比埃博拉病毒的危害更严重。”
李一诺图据网络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以下简称“盖茨基金会”）北京办公室首席代表李一诺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通过呼吁，我们希望这些都能落实到位。“而事实证明，这些并没有发生。”
应对全球大流行病中的慈善机构
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在埃博拉疫情之后，盖茨一直对潜在的全球大疫情保持警惕，他和盖茨基金会一直在为人类能够更好应对下一次潜在流行病做出呼吁和应对的工作。
盖茨呼吁，利用现今的科技和科学，建立一个防止全球疫情的反应系统。针对潜在的全球大疫情做好准备，包括预防、检测和追踪的方法，防护设备，以及可以快速生产疫苗及治疗产品的技术平台和机器设备等。同时，也需要进行一些模拟演练，看看防卫漏洞在哪。
除2015年3月这场TED演讲外，2016年，盖茨曾向美国总统候选人们阐述过全球大疫情的风险，并敦促他们将备灾作为国家优先政策；2017年，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盖茨再次强调，准备应对全球大疫情与核威慑、避免气候灾难一样重要。今年4月，他在《经济学人》上发表观点再次提到建立预防世界传染病大流行的系统以及全球大疫情演练的重要性。
▲比尔·盖茨图据法新社
据介绍，盖茨基金会在埃博拉疫情结束后，对全球传染病流行治理进行了反思，并制定了几方面的行动规划。
首先继续支持发展中国家卫生系统的建设。盖茨曾在TED演讲中提到，建立一个好的疫情反应系统，在贫穷的国家里必须有发达的卫生系统。在给红星新闻回复中，李一诺指出，当传染病来袭时，各国的防控水平也会有天壤之别。过去，流行病对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们产生了不成比例的影响。由于病毒并不受“国界”的局限，面对复杂的传染病疫情，全球传染病防控工作的成败将取决于最薄弱的那一环。“因此，国际社会尤其应当重视欠发达地区的卫生问题，支持低收入国家和卫生系统脆弱的国家及时建立有韧性的卫生防疫系统。”
▲CEPI于2017年在达沃斯论坛上成立（图源：CEPI）
其次是加大针对传染病防控的研发力度，特别是大幅增加对有助于加速创新产品研发和普及的国际多边合作机制的投入。2017年，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在盖茨基金会、英国的惠康基金会、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挪威政府等机构的支持下，建立多边合作机制，以快速开发针对新兴传染病的疫苗、提升贫困人口免疫力为使命。
▲哥本哈根大学研究人员进行新冠疫苗研究。图据《商业内幕》
针对当前的新冠病毒，CEPI在提供资金和支持疫苗开发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据盖茨基金会介绍，截至目前，CEPI对新冠疫苗研发的总投资已经达到了3960万美元（约合2.8亿元人民币），启动了9个全球合作项目，包括中国的合作伙伴，目的是使新冠病毒候选疫苗尽快进入临床试验。
此外，还包括推动更加广泛且深入的全球合作。国际多边机构和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尤其有助于突破技术、外交和预算等方面造成的重重障碍，从而促进全球对流行病应对机制的改善。
“听起来像天方夜谭”的全球疫情反应系统
针对这一次的新冠病毒疫情，除加强对贫困国家和地区弱势人群的保护，加速开发疫苗、药物和诊断方法。盖茨基金会还涉及了加强病例发现、隔离和治疗的工作。截至目前，盖茨基金会为抗击全球新冠疫情的赠款总额已经超过3亿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开发疫苗和药物。
李一诺向红星新闻记者表示，目前，各国政府、私营部门和其他合作伙伴都已投入了大量资源。“但我们仍然看到有一些重要领域，慈善事业可以在其中发挥催化作用。”
▲比尔·盖茨接受央视新闻连线，央视新闻截图
正如盖茨夫妇在2020年度公开信中所言，“慈善可以承担政府无法承担和企业不愿承担的风险。政府需要将大多数资源集中在那些已被证实有效的解决方案上，企业对股东负有受托责任，而像我们这样的基金会则拥有一定的自由，可以去尝试那些他们不会尝试的想法，其中有些或许会带来突破。”
盖茨曾呼吁建立一个防止疫情的全球反应系统。李一诺向红星新闻记者解释称，应对无法预测何时到来的全球传染病大流行，我们需要的一套全球协作的反应系统。包括：无论疫情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发生，全球系统需要在第一时间通过完善的基础医疗设施进行疾病监测和预警；第一时间让研究部门获得病毒样本并开始分析；有稳定的互联网、透明可靠的数据及模型分析为应急决策提供依据；有大量训练有素的应急人员迅速集结；有志愿者接受培训并抵达疫区；交通畅通快捷；紧急物资储备充足（例如快速筛查工具、药品、疫苗、帐篷、食物、保暖设施等）；有物流运输能力；如需研发产品，资金、人员、技术可迅速到位，并有监管绿灯开路；各国政府充分沟通、密切配合。
在平日里，这套系统需要定期进行演习，在电脑上、现实中模拟不同传染病情景下的全球反应并找出漏洞，并及时制定和实施改进方案。任何环节的缺漏都可能造成疫情后续极大的人员和经济损失。
但要构建这样一套“也许听起来像天方夜谭”的全球系统，李一诺认为，各界领袖需要切实拿出意愿和创造力，才可能打破重重阻碍。
为什么要建立全球防止疫情反应系统
李一诺表示，防止疫情反应系统“如果不做这方面的努力，传染病大流行带来的后果和损失会远远大于构建这些体系所需要的投入。”
首先，疾病预测和监测能力紧密相关。在传染病流行病学分析中，数据和模型分析是疾病预测的基础。许多非洲国家由于医疗基础设施落后、检测工具缺乏、电子数据系统尚未搭建、民众对医疗系统缺乏信任，导致疾控系统很难统计早期病例。另一方面，欠发达国家往往缺乏模型分析能力。毕竟哪怕在全球传染病研究中，数学模型分析仍属于新兴领域。然而，任何应对策略都要建立在对未来的准确预判上。如果缺乏高质量的数据和模型分析能力，管理部门很难及时有效地提出传染病应对策略。
其次，即使有好的数据预测和监测信息供管理部门参考，疫情国仍可能面临应对能力上的局限。一场大规模疫情的控制往往需要数万、数十万的紧急救援工作者参与物资运送、建设临时隔离设施、筛查、看护、治疗等各类工作。如何第一时间召集应急人员？如何组织国内外专家？如何培训志愿者？临时隔离场地从哪里来？资金来源是什么？如何补偿临时工作者？这些都是应急反应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而在埃博拉疫情中，虽然诸如医生无国界（Doctors Without Borders）这样的非政府组织在援助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提供了数千名志愿者参与基础工作，但真正应作为主力的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非洲国家当地政府都显得准备不足且反应滞后。
面临紧急的疫情，全社会需要以创新的思路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当新疫情发生时，医学界往往缺乏快速筛查、治疗和预防工具。众所周知，药物和疫苗等医疗产品开发周期很长，而疫情暴发又“等不起”，所以如何在紧急情况下准备充足的资金、组织高效的科研团队、合理简化审批手续、使用快速研发工具、进行跨国合作研究，都是应对疫情时需要在研发阶段就解决的问题。
最后，疫情过后，各地需要恢复生产。贸易、交通、投资、旅游等行业都需要重启，政府需要制定新的发展计划，一方面提高国内外的信心，另一方面缓解疾病带来的长期经济影响。当然，如果疫情可以在暴发早期就得到有效控制，那么疫后恢复的难度也会大大降低。所以说，应对传染病危机，重点应在预防和控制。
红星新闻记者蒋伊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