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首尔疫事|疫情下韩国职场女性的危机
在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中国的新冠肺炎疫情逐渐平静下来,而在欧美,疫情依然在肆虐。疾病、死亡、混乱、焦灼之外,生活还在继续。澎湃新闻特约几位居住在美国、法国、英国等国的华人和留学生,记录他们疫情下的日常生活。在病毒面前,全世界人民都是一家人。
本次疫情下的职场危机
根据韩国2月份的就业统计数据,在上个月激增的申请临时休假的618,000名职场人中,38.8万名女性占62.8%,数据清楚地表明了主要是韩国女性职场人群体受到了本次疫情的冲击。其中,教育行业20万名,批发和零售业4万名以及住宿和餐饮业2.9万名的女性工作者直接受到了疫情的影响。
从年龄层来看,韩国20-30岁的女性工作者就业率下降的幅度最大,下降了1.7%(5万名),而相同年龄层的男性就业率反而上升了0.2%(2.5万名)。这些数据都进一步表明这次疫情与1997年和2009年两次经济危机时一样,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韩国女性被先解雇。
由于本次疫情持续存在,韩国政府延长了学校的停课时间,例如日托中心,幼儿园,小学和初中,选择休假照顾孩子的儿童的韩国女性比例高于男性。韩国保育政策研究中心于3月27日至31日对97名参与者进行了紧急问卷调查,97名参与者以及参与者的配偶中总共有130名职场人。新冠疫情让孩子大部分时间都要待在家中,在工作的父母可以申请使用弹性工作制或休假等来填补疫情造成的子女照料缺口。
从调查结果来看,韩国母亲比父亲更频繁地使用假期和申请远程办公。从疫情发生后收集到的数据对比可以看出,对于“是否使用无薪假期”这一问题,回答“已使用无薪假期”的女性比例为42.9%,男性则仅为8.1%。韩国政府今年为应对此次新冠疫情还实施了家庭护理假政策,家中有因新冠疫情而不能正常上学的8岁以下的儿童时,父母可以申请最多5天的有薪休假,单亲家长可以申请最多10天的有薪休假。女性职场人中有27.0%使用了这类假期,男性职场人使用的比例只有14.3%。
部分选择休假的“妈妈职场人”找不到照顾孩子的替补,所以并不能及时回到工作岗位上。当越多女性职场人选择休假后,韩国企业不仅会有更大可能性在遇到危机时先解雇女性职员,还会在将来雇佣女性时产生更多顾虑。韩国政府想要通过实施相关政策去帮助疫情中陷入困境的“父母”职场人,却忽略了可能让女性职场人在将来面临更大的危机的风险。
1997年和2008年经济危机中的韩国职场女性
在1997年金融危机中,即使韩国女性失业率暴增,女性失业也并没有被韩国当作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当时大家都将被解雇的丈夫/父亲称为“低下头的爸爸”,以家长自居的韩国男性对彼此惺惺相惜,但是女性失业却被视为“正好可以回家做家务”。
在就业市场低迷的情况下,大家普遍认为“男性都没有工作,何况女性”,韩国公司也就能理所当然地雇佣更多男性、解雇更多女性。根据韩国国家统计厅2000年公布的数据来看,1997年后,韩国女性非正式职工*的比例上升到了69%。女性职场人中有三分之二是非正式职工,女性非正式职工的比例是男性的1.7倍(41%)。经济危机过后,韩国女性职场人优先被公司裁员,很多女性因为没有选择而回到了收入低且不稳定的工作岗位上。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韩国女性就业的情况又如何呢?2008年12月韩国的就业人数明显减少,就业危机从那时才真正开始。与2008年同月相比,2009年4月男性被裁掉了1.7万人,而女性被裁掉了17.4万人。韩国劳动研究所研究员尹在英博士发表的研究报告表明,在2009年上半年,男性和女性的工作者人数均少于2008年同月,其中女性工作者的比例下降了75%,失业总人数中的75%也为女性。三十多岁的韩国女性成为最不受劳动力市场欢迎的群体,她们作为全职妈妈去做家务劳动和养育子女,却被纳入非经济活动人口,并且被排除在诸如“促进青年实习/就业项目”之类的政府政策之外。
2008年经济危机发生后,韩国政府的失业政策和就业政策与1997年经济危机时的政策没有什么不同,他们根本没有考虑到职场中的性别歧视,让女性为社会体系的崩溃去兜底。当时,妇女的失业问题并未被韩国公开讨论,大部分媒体的一贯沉默可以被看作是社会对女性职场人的悄悄杀戮。
社会结构性问题及缺席的政策
尽管后来很多人意识到了在1997年和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期间,韩国的就业危机主要是由女性来承担了后果,但是基于性别的就业和失业措施却施展得很缓慢。此外,朴槿惠政权为了实现竞选时承诺的70%的就业率,出台了相关政策扩大了小时工的比例。同时,韩国政府和公司都以女性不是“养家糊口的人”为借口,将既需要照顾孩子和赚钱的女性排挤到小时工*岗位上,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女性非正式职工数量的增加。
截至2019年,女性小时工总共为197.1万名,每4名女性劳动者中就有1名为小时工,女性非正式职工中的53.6%为小时工。女性非正式职工中有一半以上为小时工意味着什么?由于小时工的工作非常不稳定,也没有相应政策去专门保障小时工的权益,她们常常处于社会安全网的盲点上。此社会结构性问题长时间被韩国社会忽视,社保等基本保障都无法获得的女性小时工被逐渐幽灵化。
针对“妈妈职场人”的就业问题,韩国政府实施的政策也远远不够。韩国育儿政策研究中心的一名研究人员提到,“疫情发生之后,越来越多公司开始实行弹性工作制,很多员工也申请了休假,这其中‘妈妈员工’申请弹性工作或休假的比率比其他群体要高。特别是,申请无薪休假的女性工作者显着增加。为了防止由于长期的无薪休假而导致的就业焦虑,需要政府出台相应针对性政策。随着疫情的延长,人们担心由于需要在家照顾孩子而失去工作,政府应制定更多育儿相关的就业政策,以防止需要抚养孩子的职场人失业。”
*韩国企业有两种类型的员工,分别为正式职工和非正式职工。正式与非正式职工的区别为劳动合同期限,正式职工签署的是无限期劳动合同,非正式职工签署的是限期劳动合同。非正式职工包括全日制工作者、临时工、小时工等。根据韩国《劳动基准法》,非正式职工在同一家公司工作超过两年时,限期劳动合同将自动转化为无限期劳动合同;公司必须为每周工作时间超过15小时且工作超过一个月的劳动者购买韩国四大社会保险(医疗/失业/工伤/养老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