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宋鲁郑巴黎日记：西方抗疫能力差从这件事就知道原因了
4月23日星期四晴
早上微信里就有很多朋友说，街道上车辆和外出的人明显多了起来。看来政府虽然还没有宣布解封，但民众心里已经解封了。警察似乎也三心二意起来，法不责众吧。不过法兰西民族还是和美利坚不同，山姆大叔还是要走向街头抗议要求解封，而不是自顾自地跑出去。
不过今天最劲爆的新闻还是巴黎大区三家麦当劳重新开业，汉堡粉们不顾禁令，蜂拥而至，排队长达三四个小时，交通为之堵塞！
麦当劳店面重新开张，有粉丝开车排队长达三小时（报道截自英国《太阳报》）
卓而不同的法兰西啊。
这几天法国社会和华人比较关注的事情是巴黎北郊的骚乱和警民对抗。2005年法国就是在这里引发了一场后来蔓延至整个欧洲的骚乱。起因其实并不重要，无非是警察执法过程中双方起冲突。
这一次更蹊跷：上周六一名惯犯摩托车骑手撞到了警车上。警方表示，事发时车手未佩戴头盔，从右侧超车，正巧一名警察开车门，骑手撞到了警车车门上，摔倒时腿部骨折。警方称并无暴力对待骑手，而是立刻赶过去帮助他。
巴黎北郊聚集的主要是来自北非的群体，双方矛盾冰冻三尺，缺乏信任，一点火星就能变成骚乱。客观而言，警察在这些地方执法都非常小心，媒体透露：“警察内部流传着一些非正式的命令，让他们不要管理的时候太严格，因为担心冲突普遍化”。
法国此前因为担心监狱中出现聚集性疫情，释放了数以千计的罪犯。士官工会担心，这些人大概率会成为城郊暴力现象的带头人物。目前全法国约50个城市出现暴力案件。
面对这一长期存在的问题，在一封写给政府的信中，士官工会警告，“国家需要重掌共和国失去的领地”。
从本质上讲，这不是社会管理问题，而是法兰西民族的未来问题。由于法国本土民族出生率持续下降，离婚率居高不下，同性恋又方兴未艾，人口越来越少。而其他少数族裔则完全相反。据估计，若继续照这样的速度演进，到2050年法国将变成法兰西伊斯兰共和国。
其实法国学者也对此忧心重重。我也曾给他们提过多种行之有效的解决之道。第一条要进行价值观强制同化，任何人想成为法国公民，加入法国国籍，都必须要接受它的价值观。然而法国学者不同意，不接受，说法国有宗教信仰自由，不能强制别人改变信仰。
于是我又讲出第二个办法：法国可以实行计划生育。现在法国传统民族已经自动不愿意多生了，自发在搞计划生育。法国如果从政策上全国推行，表面上是针对所有人，但实际上就针对少数族裔——他们不就是靠生育率高来超过你们吗？结果法国学者仍坚决不接受：“我们批评中国搞计划生育是侵犯人权，已经批判了很多年了，我们怎么可能再采用你们这个办法？”
我说那好，我还有第三个建议，就是取消对孩子的家庭补助。少数族裔很多就是通过多生育获得政府的补助，从而能够维持生活，他们甚至为此都不需要和法国社会接触了。过去他们还是要走出家庭，和法国社会接触，比如他们还是需要出去找工作的，而只要和社会接触，就会多少受到一些影响；但现在他们靠领儿童补助，就可以关上门过自己的日子，过着完全封闭式的生活。结果法国学者还不赞同，说：“孩子是无辜的，你怎么能对孩子下手呢？”
没办法，我只好说出最后一个建议：取消少数族裔的投票权，因为他们就是通过人多和一人一票来取代你们。果不其然，这位法国学者一听，猛拍桌子，大义凛然地驳斥道：“宋先生，这还是民主吗？！”
法国学者首先考虑的不是办法是否有效，是否能够解决问题，而是是否符合价值观。我当时就怼道：“假如有一天你们消亡了，那是活该。”而他的回答令我瞠目：欧洲灭亡过很多次，罗马帝国是第一个欧洲，我们是第二个，当初我们也是以野蛮人身份取代罗马帝国的，现在不也是很文明？伊斯兰或许是第三个欧洲，但也没什么可怕的。
坚持价值观先行，在法国学者中非常普遍。这次西方不得不采取封城和隔离的办法对抗疫情，法国著名哲学家安德烈·孔特-斯蓬维尔于4月17日、18日连续两天分别接受瑞士法语区《时代日报》（Le Temps）记者劳尔·吕贡和比利时《回声报》（L’Echo）记者西蒙·布伦佛的采访时发表的看法，就相当典型。
需要说一句的是，哲学家在法国是有特殊地位的，被视为社会良心、才智和思想的代表。法国发动的、导致利比亚陷入无政府状态、引发欧洲战后最大规模难民危机的利比亚战争，就是一位哲学家利用其影响力推动的。
孔特-斯蓬维尔被誉为继萨特之后最具影响力的法国哲学家，是法国当代思想界不可或缺的人物之一，曾出版过近20部专著，为法国哲学的普及与大众化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可以说是法国知识界的代表。
当《时代日报》问：“在您看来，哪一价值高于健康？”孔特的回答是：
“健康不是价值，而是一种财产，是某种可以羡慕、但不值得钦佩的东西。最重要的价值，是人人皆知的正义、爱情、慷慨、勇气、自由等等。我不会因为健康而牺牲我的自由！”
他进而说出：
“我很爱医生们，但是我不会屈从医学的专制。他们会不会以保护为名继续无限期地禁闭最年长者？他们有什么权利可以将我禁闭在我的家里？我害怕强制束缚更甚于害怕死亡。最近15天来，我甚至后悔不是瑞典人，不然我行动自由被剥夺的程度会更轻！”
对于养老院的悲剧，这位同样是高龄老人的哲学家表示：
“人们为社会医学养老机构里死人而哭泣；但是，是不是需要提醒一下，一般而言，人们进那些机构难道不就是为了去死吗？”
孔特-斯蓬维尔（资料图/Alexandre Marchi）
不仅学者，政治人物也是一样。马克龙总统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也说出这样的话：“为了抗疫而放弃自由，将对西方民主制度构成威胁。”难道他不知道，为了自由而给病毒以可趁之机，将对生命构成威胁吗？
通过这位哲学家的回答，我们可以理解西方抗击疫情过程中发生的中国人无法理解的奇奇怪怪的事。前天，前总统奥朗德的父亲也死于养老院，贵为总统的父亲，也同样避免不了这种悲剧。这就是为什么无论法国、德国、英国还是美国，在疫情中出现放弃老人的言论或者直接付诸于行动，为什么英国可以提出群体免疫、瑞典直接放弃检测，因为这是西方的文化，深入骨髓的理念。当然，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也是这种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巴斯德研究所报告称法国不到6%的人感染，如果群体免疫有效，感染比例则要达到70%。现在法国死亡已经超过2万人，若继续按这样的比例发展，最后因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将会在500万到700万之间。要知道一战期间，法国国内——包括平民军人在内，也包括饥荒和疾病等原因——死亡总人口不过170万。（二战法国早早投降，仅56万人死亡，就不进行对比了。）
但这庞大的死亡数字并不妨碍英国政府提出群体免疫的建议。不过更严重的是，整个西方轻症、无症状和密切接触者实行四不政策：不检测、不追踪、不收治、不隔离。一旦解封，多数人可都是没有抗体的啊。
我个人认为，任何价值观如果高于人类的生命，那它一定是反人类的——除非人类面临入侵直接危害群体生命的事件。人类发明制度和价值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而不是为了牺牲生命。
如果将东西方对比，我们会发现，当中国遇到病毒的时候，我们的做法是首先搞清楚它是什么，再想办法怎么去应对。外界有批评，也只是说措施是不是到位，是不是要更完善，而不会从价值观角度进行批判——不管什么倾向，哪怕是自由主义倾向的媒体，都是如此。即使有价值观的因素，也只是强调人命关天，生命至上。这和西方首先强调措施的价值属性，而不是措施的有效性、生命的宝贵，非常不同。
这一次东西方对抗疫情，不仅无意中形成两种制度的竞赛，更是两种人权观的对决。不同理念指导下的国家，做法自然不同。应该说，强调生命权和发展权的中国，明显比偏重政治权力的西方更胜一筹。
总之，今天西方几乎所有问题的解决办法都卡在了价值观上，没有任何出路。所以我才一再说西方必须要解放思想。但是有很多人就是花岗岩脑袋，撞南墙也不回头。当然，中国经历十年浩劫才开始艰难地解放思想，西方的困境还没有变成真正的危机，所以解放思想的条件也还远远不具备。只是恐怕未来西方真的觉醒了，也已太晚了，无力回天。
今天欧洲多数国家的疫情仍然在高平台中缓慢下降，意大利死亡人数已经越过2.5万大关，英国正在逼近两万关口，整个欧洲突破11万。土耳其成为欧洲又一个确诊突破十万的国家。
在疫情中，瑞士的措施日益到位，宣布在两周内由军队每天分发两百万口罩给商业人士。这一次欧洲抗击疫情，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各国频频动用军队和警察执行在中国都是由普通人完成的工作。中国动用军方运输机运输物资、调配军方医疗资源援助湖北。但像欧洲执行隔离令也要军队，发个口罩也要军队，非常不同。西方平时非常强调的公民社会哪里去了？
法国医学会呼吁每个法国公民只要出门都要佩戴口罩。又给人以职能倒配的感觉。这应该是政府来做的，而不是一个协会。因为这样的呼吁需要行政资源来配合：政府要提供口罩，并采取措施监督外出的人是否都戴了口罩。
另外在尼斯，法官下令要给律师提供口罩。想起法国抗疫整个过程，警察为了戴口罩，运输司机为了戴口罩，超市员工为了戴口罩，都必须以罢工相威胁才能做到。现在法官也要下指令给律师配口罩。这个社会运转的行政成本太高了。行政成本高低和效率是密切相关的，其实只要认真观察，每件事背后都能折射出一个国家制度动作的真貌。
德国在死亡人数超过5000之后，昨天也终于做到全国都强制戴口罩了。中国对病毒一采取措施就要求人人戴口罩，西方到今天除少数几个国家外仍然做不到。西方一再质疑中国数据的准确性，可是为什么不告诉自己的国民，它们的措施和中国有多么悬殊呢？
最令我捧腹的消息来自晚上19点法国卫生部：卫生总署署长萨洛蒙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尽管专家存在分歧，我们仍然非常迅速地决定戴口罩。
卫生总署署长萨洛蒙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要迅速戴口罩。作者供图
从1月21日卫生部第一次举行发布会，布赞部长亲自强调戴口罩没有用，到今天历经三个月终于决定要戴口罩，还居然认为是迅速？法国的官员怎么能这么小瞧人民的认知水平和判断能力呢？总不会卫生部也要说他们在养老院的行动也很迅速吧？看来世界上有两个迅速：一个是中国迅速，另一个是法国和西方迅速。
总之应对疫情，西方这个社会的功能明显失调，政府、军队、社会组织的分工乱了。危机是对一个体制全面的检验，平时有问题看不出来，现在就全暴露了。而中国体制的优势平时可能感觉不出来，一到危机，就尽显风采。中国常讲，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没有平时的积累和不断完善，怎么可能有如此惊艳的表现？
至于今天的西方，近日微信上流传的一段点评非常到位：
“美国已今非昔比，经过一个世纪的称霸世界后，自身矛盾重重，乱象丛生，也面临深刻危机，需要一场深层次的改革。此时已不见20世纪初那批有远见有胸怀的政治家，能提出利人利己的方案，化干戈为玉帛；也缺乏二战后前期所表现的慷慨和对世界的担当。只见政客们为党派私利而不顾大局，在席卷全球的严重疫情中，执政者进退失据。美国的纠错机制是否仍有效，自身调整需要多长时间，都难以预料。”
只是我不太明白的地方在于，文章认为“在此关键时刻，其现状和作为对中国不利是肯定的”。中国正处于超越美国的关键时刻，美国现状如此，岂不是历史最佳机遇吗？历史多次证明，能够打败大国的只能是大国自己啊。
当然，世人更感兴趣的是，美国是怎样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制度？文化？国民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