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惨痛的意大利一线医护，发出“怒吼”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霉橘尤利西二鸟
意大利疫情暴发以来，“选择性救治病患”、“几千医护感染”与“护士自杀”等新闻一次次牵动了世界的神经。
在向恪尽职守的前线医护致以敬意的同时，旁观者无法不扪心自问：何以惨痛至此？
在意大利医护眼中，卫生系统的脆弱由来已久，是意大利长久的顽疾。多位奋战在前线的医务工作者公开发声：不要造神，不要英雄！要怒吼，不要掌声！
医生们以希波克拉底誓言宣誓，他们的工作不仅有它崇高的一面，也有着如同所有其他职业一样的关于劳动保障的诸多问题。医护怒吼着想要改变的究竟是什么？他们现在处境如何？如今这种特殊的情形之下，如何保障劳动者的安全和身心健康？
本文梳理了疫情暴发以来意大利医护的困境与呼声。
医护作为劳动者的困境
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意大利医疗系统储备不足的问题尤为刺眼。
自2001年修改宪法以来，在奉行联邦主义的中右派政府政策的推动下，作为中央行政机构的卫生部职权一步步被削弱，各大区卫生局各自为营。这在疫情初期为统一化的抗疫政策带来极大困难。雪上加霜的是，意大利自经济危机以来对卫生系统的投入锐减，医院不得不自行“缩水”，减少床位和“不必要”的医疗服务以节省开支。
萨沃纳（Savona）护理职业协会主席马西莫·博纳（Massimo Bona）发表在萨沃纳报纸 IVG上的公开信中这样评价：
尽管各种有争议的政策从多方面持续地进行不负责任的削减公共卫生的财政开支，医护仍数十年如一日地支持着国民医疗系统。数年间，意大利已经成为护士与患者比例最低的国家，医生尤其是专科医生更像是濒临灭绝的种族，医院的体系结构也极其陈旧或力不胜任。一个自认文明并尊重其公民的国家应当维护的是“健康（SALUTE）”，正如同立宪会议在1947年提到的那样。在这场对抗强大敌人的战争中，我们本可利用充足的人力和后勤资源，在承受最少损失的同时，控制传染病的规模并战胜它。
由于财政对公共卫生支出的逐年缩减和医疗体系结构的不足，即便坐拥全球领先的医疗教育资源，许多年轻的医护工作者和毕业生选择了不进入意大利医疗体系，而去其他欧盟国家谋求发展。据博洛尼亚卫生局发布的统计公报，2010年，意大利医护平均年龄为47.5岁，并有逐年上升的趋势（2007年为46.5岁，而2001年为43.5岁）。其中护士的平均年龄为44.6岁，医生的平均年龄为50.8岁。在医生群体中分布人数最多的年龄层为50-59岁，分布人数最少的年龄层为30-34岁。
53岁的玛利亚·克里斯蒂娜·赛特布莱赛（Maria Cristina Settembrese）是米兰圣保罗医院传染病科的护士，科室中一名护士需要照料十五名患者，她在接受意大利通讯社（AGI）采访时讲述了她在亚重症监护部的夜班经历，该部门的所有床位已被新冠肺炎患者占用。
“医院所有的氧气储备几乎都在我们部门、重症监护部和另两个专用于新冠肺炎的部门之间消耗完了。我们有一个小时的自主活动时间。当值班医生请我们放松休息时，我和我的同事们相互对视了一下，想着在发生万一的情况下谁先回到岗位，从最小年龄排起，48岁的、50岁的、然后61岁的。”
有限的医护人员所面对的是疫情下不断增加的病患，一线医护只能加班加点地工作，尤其疫情密集地区的医护值班时长达12-14小时，以求给予更多患者救治和帮助。
“在紧急情况下，一轮值班常会变成13、14小时，有些医生连带工作和短暂的小憩一起、直到出去吸一大口新鲜空气之前甚至总共会在（隔离病房）里面停留34个小时：如果没有支援的话就没法支持这么久，这么说很符合逻辑。总体而言，尽管现在大区的各个医院之间已经形成了更好的协作并且这种协调性开始起作用，但我们还是需要人手。”
面对紧急状态下更密集的排班和节假日的取消，医护人员承受身心上的双重疲惫，原本就短缺的医疗队伍不得不临时扩充，各地的地方卫生局乃至意大利军队都发出了紧急招聘的声明。3月4日，中心疫区的贝加莫医院率先以更宽标准公开招募医务人员，刚刚退休和已在进行最后一年执业实习、等待获得执业认证的专科医学毕业生均可报名。
根据3月15日出台的“治疗意大利（Cura Italia）”紧急法令，尚未进行国家执业考试的医学毕业生也被允许提前获得执业资格，作为值班医生加入抗疫后援工作，使更有经验的医生得以奔赴前线抗疫。在意大利总理孔特发布招募300名志愿医生加入重疫区紧急救援团队的信息后，约有8000名医护人员作出了应答。
一线医护不仅面临着人手的缺乏，医疗物资也十分紧缺。许多医院都向社会直接发起了募捐和众筹。安科纳Senigallia医院专门应对新冠肺炎部门的39岁护士，在其个人脸书主页上给总理孔特写了一封公开信，其中描述到自己的值班经历：“我在7-10小时的轮班期间并不会饮水或用餐，从不会去洗手间，即使不时漏出几滴尿液、濡湿内裤，即使经常会出现低血糖和低血压，仍然会继续工作。因为害怕脱下防护服时一点小小的疏漏就可能导致感染，进而感染更多同事和同胞。”
在这种高强度的劳动之下，密切接触传染源的医护承担了更高的感染风险：根据意大利卫生部发布的报告，感染新冠病毒的卫生工作者的平均年龄比意大利确诊患者整体的（63岁）低得多，平均仅49岁。感染医护不仅包括奋战在传染科和重症监护室的一线医护，也有肩负着疑似患者和居家轻症患者的协助任务的基层家庭医生。令人悲痛的是，一些医务人员也在疫情中失去了生命。
意大利全国外科医生与牙医联合会（FNOMCeO）官网从上周开始登载疫情期间身故医护人员的名单。3月7日，57岁的麻醉师Chiara Filipponi死于威尼托大区的Portogruaro城，是此次肺炎疫情中意大利第一位过世的医护人员。11日，Varese医学协会主席Roberto Stella去世；16日，Bergamo的家庭医生Mario Giovita去世；19日，Lodi的家庭医生Marcello Natali去世……
不幸的是，这一名单还在不断变长。据意大利高等健康研究所（ISS） 3月27日发布的统计公告，全意大利已有7145名医护人员感染新冠病毒，达到意大利整体确诊者的9.5%，并至少有51人死亡。在这些离世的医护人员中，有些人尚未等到病毒测试就已去世。目前针对全体医护人员（包括家庭医生）进行地毯式核酸测试的补救工作已在托斯卡纳、利古里亚等大区开展。
医护：我们不是英雄
医护的辛苦民众都看在眼里，每一条医护殉职的新闻更是令人悲痛万分。除了名声远渡重洋的为医护鼓掌快闪活动外，市民们也自发在医院门口拉起条幅，感谢、鼓励为病人奔忙的医护工作者们。
市民在萨丁岛医院门口立起感谢医护人员的牌子
然而与大众的热忱略有偏差的是，在医护发声中，他们并不希望被看作英雄，而更希望他们作为普通个体的感受被理解。就如萨沃纳护理职业协会主席马西莫·博纳在他的那封公开信中所说：“这些女性、男性们就在那里——今天，在他们的岗位上，在这场严峻的、比风暴还猛烈的卫生紧急情况中，付出他们的全部，而我认为除了工作上的负担以外，他们还面临着个人风险，他们本人及其他家人的心理压力等超越人类承受能力的困境。所以不要称我们为英雄，我们不是英雄！我们只是简简单单的男人和女人，有常人都有的恐惧和极限。”
疫情严峻，医护每天都在与死神争夺生命。曾因发言被媒体恶意篡改而不得不多次重申声明的以色列籍医生加尔·佩雷格医生强调，在帕尔马他工作的医院里，即使面对的是120岁的患者，他们也都会拼尽全力。
然而医疗资源有限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医护“手握”病人的生死，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精神压力。玛丽亚·克里斯蒂娜接受AGI采访时将自己所在的亚重症监护部形容为“炼狱科室”——是病情急转直下向楼上去往重症监护室，还是预后良好向楼下去往出院预备病房？转变往往发生在瞬息之间。在她进入护士职业以来曾为长期患者的离世而哭泣，而如今她每天都会流泪：“尤其是当我不得不写下那三个字母时：NCR——不是重症监护的候选人。”这意味着患者已无康复的可能，他们只能使用吗啡姑息疗法以减轻痛苦。
在这场战斗中，“敌人”却并不止是病毒。人力资源和医疗、防护物资的短缺也为医护带来相当大的心理压力和对自身感染的恐惧。马西莫·博纳将此时此景比喻为“必须摊牌的阶段”，控诉一个看似国民医疗系统水平相当高的国家却在各种方面措手不及：既无法提供充足的自我防护装备，也无法提供急救单元和病床以支持他们的救援。
更大的恐惧则是将病毒带给家人。与家人保持距离是众多医护人员目前不得不作出的选择，尽管他们所具有的专业知识使他们十分清楚“预防措施是没有止境的”。一名在岗位上确诊感染新冠肺炎的护士以医护人员和患者的双重身份，用“接受这件事对我而言并不容易”作为引语，匿名向萨沃纳省媒体IVG陈述了自己的情绪危机——回想起可能的感染缘由与所在医院的各种防疫措施启动太晚、延迟太多，她在愤怒的同时也深深为自己和同事的家人安危感到担忧。
在叙述中她直言不讳：“除了疲劳的轮班和悲惨的局势所造成的压力以外，在生活中最恐惧和痛苦的就是有可能会把‘怪物’带回自家四壁之间，带给自己的家人。”在与家人共处同一屋檐下的隔离治疗期间，这位护士严格将自己和亲人相互隔离，只在半夜洗澡，平时用手机和孩子通话，而餐点则被家人留在她进行隔离的房间门口。
另一些人将子女送至姻亲的住处以规避传染的风险，还有一些人选择离开家里而独自外出租房。然而外出租房也并不总是顺利，他们遭受着因职业而带来的偏见，有些房东把医护人员当成“涂油者”（编注：十六以及十七世纪广泛使用的术语，指那些在公共场合涂抹带有毒素的特制油膏以传播瘟疫的人）或者“瘟疫”本身，尽管他们没有被感染，但人们仍然感到恐惧，此时医护倍感辛酸。
诉求与援助
医护人员身处漩涡中心奋战却无法获得应有的“弹药”补给，加之外界充满矛盾的偏见和情感支持的缺乏，最根本的，国家政策长期以来对医护职业环境建设的轻视都引发了一线人员的疾呼。
利古里亚大区地方卫生局的精神健康综合机构负责人马克·瓦季（Marco Vaggi）教授就公开呼吁，称呼医务工作者为“英雄”是一种非常有误导性的说法，因为这将处理危机情况的责任转移给了他人，而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承担责任，而不应全权委托给超级英雄。
所幸从社交媒体上的“#我留在家中”（#iorestoacasa）等自发行动到企业、社会的捐助，已有不少公民协作在全力配合着医疗系统，与医务工作者站在一起，承担起自己的那部分责任。
伦巴第大区是意大利经济的重心，也是本次疫情的重症区。贝卢斯科尼家族、阿涅利家族和蒙口集团等纷纷提供了上千万欧元的捐款，用以建造米兰国际会展中心可容纳500重症床位的方舱医院及采购呼吸机等医疗器材。医疗企业、银行、基金会等也陆续加入支援，直接捐赠医疗设备和口罩，或是提供资金支持人工呼吸机和肺部扫描设备的采购。数家建筑工程、化学工程和材料行业的工厂和企业也纷纷向医疗机构捐出手中库存的工业防护用品，尽最大努力帮助缓解物资紧缺的困难。
也有志愿者自发组织起来，为医护人员的衣食住行提供便利。因封城法令连续收紧政策，意大利各地的公共交通系统也相应减少班次以避免浪费。在罗马、米兰、那不勒斯、热那亚、阿雷桑德里亚、萨萨里等地，许多出租车司机自发免费接送医护人员和相关的卫生工作者上下班。也有不少餐厅老板自愿为医护解决餐饮问题。
在隔离住宿问题上，Airbnb集团与OspitaMi社团进行合作推出免费住宿项目，通过申请系统将有住宿需求的医护人员和有志愿免费提供住房的房东相匹配，并对房东进行补贴。另外托斯卡纳大区与佛罗伦萨医生和牙科协会达成一致，为医务人员集中提供住所，其间产生的酒店及基本服务费用由当地卫生局承担。米兰地区的房地产租赁公司The Best Rent也与Alter-Area Domus清洁公司也合作推出“#我给他们一个家（#iocimettolacasa）”计划，为医生护士提供免费的公寓住宿，目前已有数十名业主自愿加入。
除了物质上的实在支持，专业人士同样在精神上支援着一线人员，帮助其应对在目前的紧急状态下承受的强大心理压力。由巴里地方卫生局的精神健康部提供的一项心理支持服务已被投入前线：48名心理学专业、精神科专业和儿童神经精神科专家自愿组成了一支医疗团队，从3月23日起开始为医生、护士等卫生工作者以及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提供心理资讯。
然而，各方暖心援助虽然缓解了部分燃眉之急，却仍远远不够。不少医护在反复呼吁关注当前困境的结构性成因。最激烈者，伦巴第大区卫生基础工会发起了“#去你的英雄”活动，反对用英雄称号掩盖政府失职和长期对公共卫生体系的摧毁，反对在温情和掌声中忽视系统性的问题。在相关声明中，他们呼吁反思国家公共卫生系统，反思为满足欧盟财政要求而削减公卫预算、削减床位与医护数量以及私有化、外包化、大区分化对整个系统带来的伤害，呼吁在紧急情况结束以后，人们可以讨论如何从根本上改变医护的处境。
Senigallia医院一线护士致孔特的那封公开信也明确指出了问题核心：“孔特先生，您知道吗，我拒绝这100欧元加班奖金，并非因为我不需要（毕竟，有20年工龄的我每月净收入是1500欧元，且只能享受缩水的节假日）；我拒绝的理由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我的工作价值远超过这100欧元，我所受的折磨远不止这100欧元！若您真正尊重我，与其给我这笔钱，莫如给我一个承诺。您不如向我们保证：‘当这灾难被解决之后，我们会采纳你们向国家的集体谏言，用完善法律法规和改善经济投入践行你们的建议。我们会与你们的工会签约，并听从其呼声与抗议。我，意大利总理，向你们许诺！’”
25日，孔特在内阁讲话时提到了这封信，在感谢医护人员在此次疫情中的付出后，他说：“你的话不会白费，我向你承诺政府一定会牢记它们，解决护士们一直面临的组织和薪酬问题。”
医护不是英雄，不是烈士，也不是传道士，只是一个能够胜任这个职位的劳动者，是有恐惧与极限的普通人，他们有权维护自己的劳动得到应有保障。每个人都承担起自己的职责：个人负责任地留在家中，社会尽可能地为医护提供援助和保障，国家从根本上改革医疗系统，才是走出这场悲剧的起点，才是对医护的付出最好的回报。经历过这一切，愿医护的怒吼不淹没于掌声，愿我们以后永不重蹈覆辙。
（作者系在意大利中国留学生，公益组织四十日谈4×Decameron小组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