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特别策划：“战疫：观察与镜鉴”专题报道之五
【原标题】全球应对流行病暴发准备不足——专访美国知名防疫专家劳丽·加勒特
《参考消息》2019年9月23日第8版头条文章
早在2019年9月,美国防疫专家劳丽·加勒特就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文章,预言将有流行病在全球大暴发(详见2019年9月23日《参考消息》第8版)。加勒特还是《逼近的瘟疫》《失信:全球公共卫生事业之瘫痪》等专著的作者。
美国防疫专家劳丽·加勒特(资料图片)
2月4日,加勒特接受本报记者专访,为中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提出多项建议,包括建立与医院相分离的检测站、尽快澄清某些关键数据消除矛盾说法等。她还指出,隔离等以人为本的行为是必要的,但歧视华人等行为无助于缓解疫情。
“世界对传染病没准备好”
《参考消息》:去年9月您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全世界都知道一场流行病大暴发即将到来,但没有人愿意对此采取任何行动》一文,提到联合国独立小组全球预防监控委员会(GPMB)报告警告,世界面临一场可能导致8000万人丧生的大规模流行病疫情风险,从您的观点看,这一次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疫情的传播蔓延是否明示了这一警告?
劳丽·加勒特:目前还没有可信的方法预测疫情将如何发展、扩展范围有多大、致命人数最终有多少。我们都在关注中国,希望其控制措施能够获得成功,并密切关注世界其他地区可能的疫情暴发。但对每一个国家而言,最核心的教训是:可能发生一场严重的流行病是千真万确的,正如联合国《全球卫生突发事件准备》报告所言,我们没有准备好。
《参考消息》:您在文章中提到专业人士多次大声疾呼这一核心信息,但对政治、企业、跨国集团领导人未产生显著影响。政府、企业、跨国机构在阻止灾难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加勒特:正如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世卫组织执委会上所言,传染病控制是一种时而充足时而匮乏的事——当疾病暴发和政府担忧时,各国会投入大量资源；当传染病结束后,资源又变得相当匮乏。持续做好传染病监控和控制,充实医学准备和供应,这是非常困难的。我在《失信:全球公共卫生事业之瘫痪》一书中说,公共卫生是一种“负功”:获得巨大成功之时,什么都没有发生,没有脱离管控的疫情、没有食物中毒发生、水可以安全饮用、疫苗保护了儿童、空气污染不大。令人痛心的是,因为看起来“什么都没有发生”,政府错误地认为钱都被“浪费了”,没有必要支出。
证明需要做“负功”是很困难的,尤其在一个反税收、反对“大政府”和反对“可靠科学”的政治环境中。如果将公共卫生面临的困境与警力和消防作对比,区别是明显的。有些政府官员会在犯罪率下降时增加警力开支,没有官员愿意被人指责在致命火灾发生前砍掉消防预算,但公共健康就有点暧昧了——官员将今天对传染病规划的支出与明天未能阻止一场传染病暴发脱钩了。
歧视华人无助缓解疫情
《参考消息》:早在上世纪90年代,您在《逼近的瘟疫》一书中提到人类破坏环境,再加上人与人、人与动物之间易传播微生物的行为,导致流行病在全球范围激增。那您怎么看新型冠状病毒的大流行,这本是可以避免的吗?
加勒特:所有证据指向这种病毒来自动物——蝙蝠宿主和人类之间的一个中间贮主,目前还不知道新型冠状病毒的中间贮主是什么,但可以参照骆驼在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以及果子狸在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中发挥的作用就可以发现,这是一种动物传染病,是时候叫停亚洲各地销售供食用的活野生动物和家畜的所谓“湿货市场”了。
《参考消息》:在您看来,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与以往几次“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比有何不同?您对全球合作防范疫情传播有何建议?
加勒特:世界卫生组织没有权力强迫任何国家采取某种行动,只能“推动”。有人认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没有用。但事实上,我们看到宣布“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国际疾控努力会提速,有些措施是好的,如动员卫生力量发现并治疗疾病,但也会产生一些糟糕的结果,如对华人的歧视和孤立。它还促进整个世卫组织系统及其地方办公室和合作伙伴加强流行病预警,这是一件好事。希望在这种情况下,富国和捐助者可以为抗击疾病提供资金。
《参考消息》:从以往的流行病中我们能够吸取哪些教训?如何做到更早的预见和更好的处置?
加勒特:在疫情中,当情绪使决策陷入混乱时,领导者和愤怒的公民常常通过诅咒和歧视他人来抗击病毒。在中国,隔离等以人为本的行为是必要的,但通过孤立、偏狭攻击或谴责来针对华人,这不仅是残酷和不公正的,也无助于缓解疫情。上世纪80年代,对同性恋和注射毒品使用者的憎恨阻碍了几乎在全世界各国采取迅速有效的抗艾滋病行动,我们应该从中汲取教训。将疾病与耻辱混为一谈对病菌是最有利的。
抓紧澄清某些关键数据
《参考消息》:您对中国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有哪些建议?
加勒特:最紧迫的是澄清某些关键数据,从而制定适当的政策,目前有一些存在矛盾的说法和科学研究,包括:潜伏期有多久,高烧症状前是否具有传染性,粪口传播的情况有多严重,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的轻症患者有多少,如何诊断,是否具有传染危险性,为什么死亡人数中大约75%是男性。
通过科学证据而不是假设或直觉回答这些问题,对搞清什么是有效或无效的应对方法是关键的。例如,如果和SARS一样,人们只有在发烧时才传播病毒,全中国目前在进行的体温测试就会成功。如果如卫健委上周所言,潜伏期平均10天,没有明显症状也能传播病毒,那么以体温为基础的防控措施就没有用。如果根据一项新研究所示,潜伏期平均只有5天,就没有必要隔离两周。现在说法很多,但我们需要更多硬数据。
我提几点看法:首先,大幅加速生产基于RT-PCR的核酸检测工具,建立与医院相分离的检测站；将担心自身健康的测试者和疑似者隔离开,设置两个出入口,一个供发热者或陪同发热者前来的人使用,另一个供不发热的测试者使用。推行快速取样和测试,测试者可以在控制区域等待结果,这一区域要安排得尽量舒适,如有电视等,缓解他们的紧张情绪。
其次,一些西方大学在中国有分校,因为疫情和航班数量减少,它们采取网络课堂的形式。既然许多学生在家学习,正好开设一些公共健康和医学方面的本科和研究生课程,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增加公共卫生工作者的数量。（《参考消息》驻华盛顿记者周舟）
刊于《参考消息》2020年2月6日第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