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寄生虫》创造历史背后，是无法回应现实的“美式价值”
2020年似乎注定是要成为给人类带来惊喜或惊吓的年份，在北京时间2月10日颁出的第92届奥斯卡上，韩国电影《寄生虫》最终问鼎最佳影片与最佳国际电影，同时导演和编剧之一的奉俊昊也获得了最佳导演与最佳原创剧本两项大奖。
这能被称为爆冷吗？或许不能，从颁奖季开始，《寄生虫》就在收获的提名与奖项数量一路领跑，只是在一些重要前哨战没有奖项收获，比如美国导演工会奖，奉俊昊压根就没入围，但原因也再简单不过，他并不是该工会成员。
然而《寄生虫》毕竟还是一部非英语片，在奥斯卡92年的历史中，还从未有过非英语片夺得最佳影片大奖的先例，即便是强势如去年的《罗马》，或多或少因为其全片西班牙对白的原因以及Netflix的出身，最终仅仅只拿下了最佳导演、最佳外语片、最佳剪辑三项大奖，最佳影片还是稳妥的被授予了展现种族和解议题的《绿皮书》。
《绿皮书》
而在今年这样一个被公认为是奥斯卡大年的年份里，《寄生虫》却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创造了历史。情理之中自然是因为这部电影本身在创作层面具有的优势，奉俊昊早已烂熟于心的商业类型片技巧让这部电影能够在视听方面获得最大公约数，与此同时这样一部聚焦于贫富悬殊与阶级对抗主题的作品，即便深刻不足也已经跨过了奥斯卡对电影关注社会议题所划定的及格线。能够在去年5月就得到戛纳评委的认可，就已经证明这部电影在技术层面已经来到了最高水准的级别。
意料之外则是在于这部电影能够在北美引起如此之大的反响，超过千万的票房表现，甚至足以使其能击败包括同样是来自欧洲三大电影节得主的《小丑》、传奇导演马丁·斯科塞斯的史诗巨作《爱尔兰人》、在颁奖季后程脱颖而出的技术流佳作《1917》。
《寄生虫》
这其中的因素显然已经不再仅限于电影本身作为艺术展示的层面，事实上，奥斯卡最大的价值也不在艺术本身。影评人、电影史研究者magasa曾经为奥斯卡的颁奖品味做出过一个非常简单却精确的定义：“它代表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电影国家所输出的一种电影品味典范，这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无形中影响着人们拍什么电影，看什么电影。”
就如同可口可乐与麦当劳一样，电影同样是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强国最擅长输出的商品之一，但这种商品的影响更加深远在于其背后所代表着价值体系，或者说是美国一直引以为傲的普世价值——宣扬自由民主与多元进步主义，这样的电影一向容易收获奥斯卡的青睐。
看看本世纪前20年那些最佳影片吧，《美丽心灵》《国王的演讲》《艺术家》这些深受学院派老年白人男性的历史人物传记题材无需多言。《指环王：王者再临》整个三部曲则是当时好莱坞商业大片最高水准的代表，同时天才导演彼得·杰克逊又将完美的正邪对抗融入其中。之后的《拆弹部队》与《逃离德黑兰》都是反映美国在中东如何遭遇民主输出的挫败，后者更是与好莱坞本身息息相关。进入最近十年，多元主义与种族议题则成为了一股无法忽视的力量，《为奴十二年》与《绿皮书》分别代表了如何在当下去讲述一个属于美国伤疤的主题。《月光男孩》与《水形物语》则呼应了新世代崛起后，多元族群之间应该如何自处的现实问题。
《月光男孩》
但从《月光男孩》到《绿皮书》，这种对于“政治正确”的执迷却以一种反作用力在瓦解着奥斯卡曾经所骄傲代表着的“美式价值”，因为这些电影从某种层面来说已经很难在真正的反映现实更遑论影响与输出价值观。川普的意外当选成为了一种标志，与脱欧问题一并被视为民主的“失败”。与此同时，全世界不同地区都在面临着右翼保守势力抬头的现实问题，而贫富差距与阶级矛盾恰恰是这背后的重要动因之一。
然而好莱坞有创作者关注到这一点并做出行动了吗？马丁·斯科塞斯不惜一切代价拍摄的《爱尔兰人》讲述的还是关于美国当代史与他酷爱的意大利黑帮的故事，昆汀·塔伦蒂诺在《好莱坞往事》中将他对电影作为一种媒介的运用达到了驴火纯青，《婚姻故事》则是典型的纽约文艺中年的爱恨纠葛，《小妇人》则显而易见的在为女性主义摇旗呐喊，这些作品都很好，但他们连隔靴搔痒的作用都没有。所有好莱坞出品的最佳影片提名中，唯一应和了当下现实世界的或许只剩下同样爆冷拿下了去年金狮奖的《小丑》，但它又太不“正确”了，而且这个人物居然还来自于漫画。
《小丑》
《寄生虫》的一句宣传语为2020年奥斯卡提出了正确的问题：“不是此时，更待何时？”当下这个时代，是娱乐和艺术掺杂在政治、文化、种族和性别方面挣扎的时代。现在也同样是阶级矛盾成为全球政治文化冲突核心的年代，在这样的现实中，传统“美式普世价值”本身就已经岌岌可危，与其再空洞的高呼自由民主与多元进步的口号，不如勇敢的选择能够真切回应现实的电影，即便它是一部美国人也需要字幕才能看懂的电影。正如《寄生虫》制片人Kwak Sin-ae所说，“历史上一个恰当的时刻正在发生”，这确实是对“不是此时，更待何时？”最好的注解。
作者|彭郑子岩
责任编辑：郑亚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