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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莱曼尼之死与“特朗普算法”如何影响朝核问题

原标题:殊途不同归:苏莱曼尼之死与“特朗普算法”如何影响朝核问题

1月5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一名男子展示悼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的徽章。新华社资料图

1月5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一名男子展示悼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的徽章。新华社资料图

2019年底至2020年初,美伊之间长期紧张之后“擦枪走火”。作为对驻巴格达使馆遭围攻的报复,美国用无人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的指挥官苏莱曼尼实施了“定点清除”,作为报复,伊朗用导弹对驻伊美军的空军基地发起了一场无人伤亡的袭击。双方都明确了不会升级报复的态度。通过这两次军事事件,我们可以发现,特朗普指挥美军使用了最小程度的武力“让伊朗承担了责任”;伊朗则用一场代价不菲的“烟花”向国内展示了强硬。

理解特朗普外交政策的基本路数对于判断下一步伊核以及与该问题类似的朝核问题的走向至关重要。笔者试图从解读特朗普外交的基本特征,即“特朗普算法”来对此加以分析。

美国外交的“特朗普算法”

预测外交行为和后果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通常整个外交决策中,充满着各种变量。越是重大的决策,越有可能在千钧一发之际发生逆转。但2016年至今,特朗普政府----更确切地说是特朗普本人,在对外政策上采取了与过去大部分美国政府截然不同的原则与方法。

2019年2月,美国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召开听证会,邀请前国务卿奥尔布莱特作证,对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进行中期评估。奥尔布莱特认为,特朗普政府在很多区域问题上的措施正在展开,但效果难以评估;在涉及全球化的议题上,比如气候变化上,特朗普政府的措施是错误的。她还尖锐地指出,在特朗普政府中,很多关键岗位的人员空缺是特朗普政府外交失衡的重要原因。

2019年,美国外交先后经历了中美经贸谈判、委内瑞拉危机、与欧盟国家的关系出现裂痕以及大中东计划难产等问题,通过对多个案例的分析,我们已经能够隐约把握到一些特朗普政府对外行事中的规律性特征,笔者将其称为“特朗普算法”,算法意味着他的行为一定程度上可预测。

慎用武力。特朗普本人极力避免使用武力解决问题。这与特朗普的个人性格、职业经历和用人习惯有关。2016年以来,特朗普没有开辟新战场,反而酝酿撤出中东、阿富汗为核心的新的外交战略。但慎用武力不代表不使用武力威慑手段,只是在动武之前,特朗普仍然难以作出动武的决断。在朝核问题、伊朗核危机、打击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等问题上,慎用武力的特征非常明显。2018年4月,委内瑞拉局势发生剧变,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一度陷入危机,即便如此,特朗普也没有派遣作战部队进入委内瑞拉。

慎用武力的特征是由特朗普作为商人的本质所决定的。动武要花钱,要死人,要流血,商人不愿意花钱,更不愿意见到流血。商人看得不如政治家那么远,更注重一城一地的得失。也会有人将特朗普的行为作为美国“新孤立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但笔者认为,特朗普的所谓“孤立”可以称之为商业原则下的“新孤立主义”(详下),与“新孤立主义”存在着很重要的差别,两者的重合度不高。

善用制裁。制裁大棒是特朗普政府使用频率最高的外交工具。伊朗、朝鲜、俄罗斯、委内瑞拉、土耳其都被美国制裁过,或者正在被制裁。无论是对手还是盟友,制裁都是一样的。特朗普可以制裁参与“北溪2”建设的欧洲公司,也可以制裁中国的中兴、华为。制裁在特朗普手中玩出了新的花样和高度。“善用制裁”与“慎用武力”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因为特朗普政府需要解决美国面临的问题。在特朗普政府认识到美国的软实力:金融霸权、美元结算的威力仍然稳固时,制裁就会有效果。美国对朝鲜、伊朗实施的极限施压措施都是制裁,从实际效果看,“极限施压”正在产生效果,只是这种效果较为缓慢。

商业原则下的“新孤立主义”。特朗普在处理外交事务时怀有强烈的商业交易倾向,一是强调双边(一对一地谈,而不是坐在一起谈);二是坚持“美国优先”。从经济角度看,“美国优先”意味着“美国不吃亏”,用特朗普的话来说,就是“Make Money”(挣钱)。用更加宏观的语言概括,就是美国在对外关系中得盈利,要求美国政府在全球范围内收割美国的盟友和贸易伙伴。对中国和欧盟加征关税、要求北约盟国将防务费用提升至GDP的2%,要求韩国支付巨额的驻韩美军费用等双边外交事件中,特朗普执行的都是商业交易的法则。

苏莱曼尼事件刺激到朝鲜了吗?

有很多人认为,美伊此次交手将促使朝鲜重新思考核武器的问题。笔者认为,朝鲜核问题和伊朗核问题处于不同阶段,朝美关系和美伊关系也存在着巨大差别,因此在对待核武器的问题上,即便受到伊朗事件的刺激,朝鲜也不会轻易地做出继续试射远程导弹甚至进行核试验的行为。朝核问题和伊朗核问题处在不同的阶段,渠道不同,地缘环境不同,既殊途也必不会同归。

朝核问题和伊核问题在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任内的受重视程度不同,这导致了在2020年初,两个问题所处的阶段也不同。

首先,朝美之间的沟通渠道尚且畅通。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直接沟通渠道,美国甚至拒绝向伊朗外长颁发签证。朝美之间,除了核谈判工作组级别的会谈中断之外,朝美在纽约联合国、北欧都保留着沟通的渠道。朝美之间还有三次首脑会晤的记录,这些都不是当前的美伊关系能够比拟的。这意味着当情势发生急转直下的变化时,美朝之间的斡旋余地要比美伊之间多一个层次。

其次,中俄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决心坚定,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美朝之间进行火力试探。每当美朝之间关系出现波动时,中国都能够站出来喊话双方,缓和局势。韩国则更是始终不渝地推动与朝鲜之间的合作。伊朗不具备这样的地缘政治环境,无论是逊尼派的沙特,还是以色列,都有“置伊朗于死地而后快”的意图,伊朗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来对抗美国主导的中东秩序。

第三,朝鲜国内状况是观察美朝核谈判走向的重要标志。朝鲜领导人很早就认识到了核武器在对美政策中的地位。伊朗发展核武,追求的也是以核武器来强化自身区域大国的地位。与伊朗相比,朝鲜的“核弹-导弹”结合已基本完成。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执政后的朝鲜正在逐步走上发展经济的道路,至少从很多朝鲜公开的报道显示,金正恩将更多的精力聚焦于朝鲜的民生建设,而非指导人民军演习。比如朝鲜宣布在西海进行战略武器试验的同时,金正恩参观的是修建中的敬老院。

第四,金正恩始终对美国的动向保持高度关切。此次伊朗与美国之间的“火力试探”,特朗普发动战争的可能性极小,尤其是在选举年,因此我们能够看到的,在朝鲜提高反美调门的同时,朝美之间的低级别磋商有望重新开启。

(包晓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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