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爱丽舍夜未央，马克龙“舌战群儒”，法兰西的思想超长越野跑
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为解决“黄背心”危机在1月中旬发起的全国大辩论，于4月8日终于落下帷幕，法国总理菲利普在大皇宫发表了总结报告。
这场全国性大辩论声势空前浩大，涉及税制、民主、公民权利、国家建制、生态可持续发展、国民购买力、健康保险等议题。总理菲利普的总结报告长达近3个小时，综合了150万人通过各种形式提交的意见。报告对降税改革、提高民权、改善公共服务、积极应对环境危机等议题作出了大的方向性承诺，但具体措施将在近期由总统马克龙发表。有趣的是在整场报告中，丝毫没有提及“黄背心”一词，且并未对他们的重设“巨富税”等诉求作出回应。
在历时三个月的意见征集过程中，作为其中一场最重要的“重头戏”，60余位来自不同领域的法国学者代表，于3月18日在爱丽舍宫同总统马克龙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马拉松式长谈，这场令人筋疲力尽的大辩论一直延续到次日凌晨3点。法国《新观察家》杂志记者雷米·努瓦永（Rémi Noyon）、蒂莫泰·维拉尔（Timothée Vilars）参与旁听了此次讨论，并于次日整理发表了如下报道。借助这篇报道，我们或可对这场因“黄背心”而起，震动法国政坛与思想界，引发各方意见撕扯的大辩论管窥究竟。
法国巴黎，“黄背心”。东方IC图
凌晨3点许，爱丽舍宫的庭院里，政治学家多米尼克·雷尼耶（Dominique Reynié）赞不绝口：“我本以为总统最后会疲态尽显，没想到讨论从头到尾都很热烈。”就在他几步开外，社会学家多米尼克·梅达（Dominique Méda）匆匆走向出口，她恼火道：“这不是在辩论，我的问题被他一笔带过，再没机会重提。”值得一提的是，前者是2015年大区选举中的右派候选人，而后者则曾在总统选举期间支持贝诺瓦·阿蒙（Benoît Hamon社会党候选人）。两位都叫多米尼克，心情却截然不同。
两位学者都应邀参与了周一晚上的“思想大讨论”——一场由爱丽舍宫联合法国文化广播电台主办的社交晚宴。在总统官邸的宴会厅，马克龙回答了60多位经济学家、科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的提问。1月份大辩论开启之际那场面向各地市长的辩论，曾有媒体称之为“思想的马拉松”，而这次是否能算得上升级版的“超长越野跑”却值得商榷，因为尽管辩程拉长，其中的障碍却是很有限的。
总统宣称希望意见尽可能“多样化”，然而那些批评“马克龙主义”的关键学者，如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洛登（Frédéric Lordon）、历史学家杰拉德·诺瓦里埃尔（Gérard Noiriel）都高调拒绝赴宴，不肯来当“壁花”。因此，与会学者的政治天平自然向总统一方倾斜，其中几位经济学家甚至曾直接参与制定其改革方案。
同意出席，就意味面临被当做“御用文人”的风险。“作为一个公务员，回应公权力的要求是我的责任”，社会学家杰拉尔德·布罗内（Gérald Bronner）一语带过。“你们懂的，到如今，做什么都一样……”生物学家朱尔·霍夫曼（Jules Hoffmann）讳莫如深。他们中一些人抱着“旁观者”的心态而来，没发言就悄悄离开了。也许他们只是嫌恶媒体的穷追猛打。爱丽舍宫大门外，一家蹲守的电视台正不知疲倦地抓住来人提问：“您能用一句话来概括法国当前的现状吗？”
“我们这代人已经失败了”
宴会上，马克龙有条不紊地接见了所有嘉宾，随后给整场辩论定了一个基调：“今天大家齐聚一堂，是因为一个共识，是为了能坦诚相谈，实施一场（苏格拉底式的）思想助产术。”所以目标当然不是治疗各种“症状”，而是要“重新设计国家与欧洲改革的方案”。法国文化广播电台记者吉约姆·埃尔内（Guillaume Erner）在主持词中激动万分地断言：“这绝对是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马克龙也严肃地重申：“的确是前所未有。”
第一轮交流不紧不慢地展开，很快就能看出其流程，如前劳工部长格扎维埃·达尔科（Xavier Darcos）所形容，这是一系列“并列式演讲”。开局的是社会批评家帕斯卡·布鲁克纳（Pascal Bruckner），他一上来就呼吁要迅速整治“黄背心”，多米尼克·梅达对社会与环境的双重危机发出了警告，经济学家丹尼尔·科昂（Daniel Cohen）提议改革财产税制。
来自各方的怨言时而相互补充，多数时候则互相抵消，马克龙穿插其间，点评得不亦乐乎。过程中难免擦出些火花，譬如曾任阿蒙竞选团总书记的政治学家阿加特·卡热（Agathe Cagé）就被总统的这番评语激怒了：“诚然，谷歌创始人确实是白手起家。但如今你们不可能在巴黎复刻谷歌奇迹，只因为你们没法在巴黎安居乐业。”
交流过程中，马克龙逐渐明确了他的指导方针。谈及人们对他施政方式的批评，他提出要强化议会的“评估职责”，找到“重塑中间环节”的方法，同时仍要警惕陷入永远做不出决策的“无休止辩论”。再谈到改革财产税，结束“继承制资本主义”的问题，他以必须“巩固生产型资本”为由为巨富税（ISF）改革辩护，但并不排除对具体措施进行再度评估。当被问及一些省区正在进行的基本收入基数试点，他重申了对政府津贴“条件性”的坚持。诸如此类，总统的发挥一以贯之，几无意外，仍旧是经济自由主义与垂直式政治的混合体。
气候议题由气候学家吉恩·乔策尔（Jean Jouzel）率先发问，他要求总统“认真看待‘环境展望2050’的科学预测”，数学家、气候变化政治史学家阿米·达昂（Amy Dahan）则强烈呼吁实现“绿色新政”（New Deal vert）：“我们这代人，以在座各位为代表，已经失败了。我希望总统先生您这代人能更加明智。”
马克龙接过经济学家菲利普·阿格因（Philippe Aghion）的话头回答她说，这是一个与改革、绿色经济增长、“气候压力测试”（climate stress-test）以及市场机制（煤炭价格纳入污染成本）有关的问题。在他看来，偿还“气候债务”不应该是“把它作为负债之一计算在国民预算之内”。大厅里几位凯恩斯主义者闻言，失望之情溢于言表。
“（法国的）伊斯兰问题是一个整体”
讨论话题转向公民身份问题。社会学家奥利维耶·加朗（Olivier Galland）列举了他认为法国青少年令人担忧的几个基本倾向：公民生活参与度薄弱，暴力正当化，群体归属感狭隘。很快，宗教问题被提上了台面。“伊斯兰问题是一个整体”，马克龙对“人们总是混淆宗教问题、文化问题和移民问题”表示遗憾，他重申：“问题不在于一个女孩戴面纱是好还是坏，而在于她这样做是出于自由选择，还是迫于社会组织、居住区域、资金收入等各方压力。”
多位发言者想知道马克龙是否会改革政教分离法，他言简意赅地回答：“1905（译注：政教分离法颁布年份），唯有1905是一切的前提。”尽管如此，他随后又补充了政府在加强宗教团体资金监管上所采取的一些措施。
话题少有几次触及国际政治，历史学家本杰明·斯托拉（Benjamin Stora）请求马克龙“支持阿尔及利亚起义”：“这是公民社会的萌芽，正是应该为民主而战的时刻！”他借此发表了“伊斯兰威胁论”并谴责“知识分子在此问题上集体噤声”。马克龙一面对其立场表示理解和赞同，一面重申自己“在外交职责上必须遵守的约束”，随后宣布今年6月地中海两岸的欧洲和北非各国将召开一次“两岸峰会”（Sommet des deux rives）。
“失落感程度被低估”
茶歇之后，夜谈主题转回到“黄背心学”（gilet-jaunologie），这是社会学家朱利安·达蒙（Julien Damon）发明的新词。“这毕竟是我们来这儿的原因，”他的同行让·维尔德（Jean Viard）嘲讽道，维尔德继而在发言中怒斥：“这些人成功了。他们都是无产者的孩子，曾为自己有份工作而自豪，然后人们告诉他们‘你们一钱不值，得像大城市的人那样才算好’，你们这是在往伤口上撒盐。”他指责道：“他们用一辈子争取来的生活方式，现在却都过时了，他们能不恨么。”
伊斯兰学家吉勒·凯佩尔（Gilles Kepel）提到今年是巴黎公社成立148周年，而“黄背心”与巴黎公社有一些相似之处。社会学家路易·肖韦尔（Louis Chauvel）直指中间阶层（尤其是年轻毕业生）的贫困化问题：“社会群体广泛的失落感被大大低估了。在社会紧急局势面前，解决决策却总是一拖就15年。”
马克龙对此有自己的看法：“走上街头的不是法国的社会边缘。这是一个生活在政治领域之外的法国，他们是个多数群体，是不再参加投票选举那些的法国人，而这是他们的一种表达方式。”他特别提到“未婚母亲、手工艺人和小商贩”群体，认为他们会走上街头体现出两种焦虑：在面对世界的巨大转变时感到“失去意义”和“失去控制”。马克龙进而引申到他近几个月提出的“欧洲至上”话题，他认为获得德国的支持指日可待：“确立德国地位的所有地缘政治确定性都已经改变了，她必须依赖整个欧洲。”
还剩38位发言者，文化台主持人埃尔内心情再好也未免倦怠。媒体约束渐渐跟不上思想界高层的步伐。关注性别平等问题的政治学家雷亚娜·塞纳克（Réjane Sénac）握住话筒不撒手：“鉴于我们在这儿算少数派，我们得多说几句！”在受邀学者名单中，有19位女性和46位男性。
“你们说这是在干什么，看热闹么？真烦人，不是吗？”一位哲学家来宾百无聊赖地朝记者抱怨。当一位发言者提议“从本国议题转向全球”时，他转身离开了会场。
随着午夜临近，主持人埃尔内借着咖啡劲头壮胆，打断了法学泰斗米蕾耶·戴尔玛-马蒂（Mireille Delmas-Marty）的发言：“广播节目结束了，我得打断您了。接下来您可以通过网络转播继续发言。”“讲一半就喊停？这太荒谬了！”等了5个半小时的辩论，刚拿到话筒没一会儿的大法官气得哽住了。“我能怎么办？又不是我让他们个个都长篇大论的！”主持人在后台长吁短叹。
“社交网络就是敌人”
马克龙在一旁对这番喧嚷无动于衷。轮到他发言时，他快活地手舞足蹈，时而朝着这位，时而转向那位，有时则自问自答，一口气回答了所有人的问题，包括5个多小时之前的提问。“不知道各位是否赞同我的思路？”他朝着已经空了一半的大厅问道。
到凌晨1点32分，观众已经在讨饶了，他则露出一个大大的微笑：“也许各位部长还有什么意见要补充？”国民教育部长布朗凯第一个上台，接下去是高教部长维达尔、文化部长里埃斯特、环保部长瓦贡……按照雷打不动的“议会提案”惯例依次发言，尽管各人观点多所重叠。然后又轮到马克龙，有人忙不迭地在他的妙语连珠中寻找散落的隐藏典故：“无知之幕”来自罗尔斯（John Rawls），“基本的做人道理”（common decency）来自奥威尔，“法国的不幸”来自戈谢（Marcel Gauchet）。
随着时间推移，一条统一线索逐渐确定下来：必须“重新构建共同的叙事”，“建立逻辑严密且有吸引力的概念框架”，“确立可靠的实现途径”。听起来不明觉厉。总统在“后现代主义”与“宏大叙事终结”的交叉点开始抒情放飞自我，甚至直接借用其政敌的话，表示要为一个时空界限近乎消亡的世界“重新划定边界”：“对各种可能性面面俱到，在我看来会造就一种新形式的不幸。”
看起来问题出在给言论划分等级（“不是所有言论都有相同的价值”），其等级来自垂直型的制度，来自媒体与政治的时间差，更来自社交网络。马克龙认为物理世界的社交属性受到了虚拟世界各种弊端的侵蚀（匿名性、欺凌、孤独）。“法国正经历的这场危机，是社交网络上所发生的一切在现实中外化的、实体化的、不受约束的表达……人们生活在一个连续体中……他们看见闹事者在制造骚乱，而做出这些行为的人，和活跃在他们的朋友圈中的几乎是同一批人。这些人用仇恨论调给人洗脑，四处游荡，随时加入发生在面前的一场骚乱，就像参加一场脸书举办的活动，然后人们又各自回归孤独。”
总统继而谈到人们的自我封闭、固执己见，认为这是受到了社交网络的鼓励（关键词主题过滤）。“‘黄背心’总爱指责精英固步自封，不过是枉己而正人。”马克龙语出惊人。
也许这种与现实脱节的关系正是知识分子介入的契机。马克龙肯定地说，知识分子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来自于他们“在社会中的学术地位：他们懂得更多，读的书更多”。他们必须成为“值得信赖的第三方，走出象牙塔，向其他思想圈子敞开胸怀”。而结论就是：“知识分子必须占据辩论讲台！”不过在这天夜晚，知识分子们却没能成功霸住麦克风。
